1.2亿年轻人正被这病虐待，“机器有维修的时间，人却没有”

17岁的人，70岁的腰。

上高中的晓岑总觉得腰不对劲。最开始只是疼，偶尔伴随着左下肢的疼痛发麻。她以为是学习久累出来的，用止痛药和膏药顶着。

可疼痛没停下。左下肢越来越麻，连夜里翻身都成了问题。为了能睡个好觉，她不得不加大止痛药的剂量。

实在撑不下去的她，和父母去了医院。磁共振提示，她L5/S1巨大椎间盘突出，需手术治疗。

“长相、学历、工作没有一项突出，腰先突出了。”

对很多人来说，这并非段子，而是他们正在过的日子。

10月初，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的骨科手术室里，一台脊柱手术正在进行。患者是一名14岁的男孩。

他身高一米八，体重一百八十斤。过去半年，因为腿痛、屁股痛，他没法上学，连出门走一百步无比困难。父母带他辗转多家医院，各种保守治疗试了个遍，却没有任何起色。

负责这台手术的是骨科副主任医师徐文斌。

行医13年，他明显感到一个趋势，走进诊室的患者越来越年轻，从“90后”“00后”，到如今的“10后”。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这些原本与中老年联系得更紧密的词，正不断出现在更年轻的病历里。

据国家卫健委数据，中国约有2亿人存在腰椎间盘问题，其中20岁至40岁的年轻人占6成。25岁至39岁人群腰椎间盘突出检出率高达13.93%，居各年龄段之首。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脊柱外科中心的临床记录也呈现了同一趋势。在10年间，该院21岁以下因腰突接受微创手术的患者显著增多：2014年到2019年的6年间约100例，而2020年到2023年的4年间已超过120例，患者最集中的年龄段在16岁至19岁。

另据“浙医在线”报道，近年来，青少年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有上升趋势，浙江省人民医院骨科-脊柱外科每年门诊接诊青少年腰椎疾病患者近百例，其中需要接受手术治疗的大概一二十例，不少已合并有颈椎病。

徐文斌也曾为另一名14岁男生做过腰椎间盘微创手术。手术结束后，男孩趴着完成了中考。

脊柱支撑身体，也刻下生活方式的痕迹。徐文斌发现，许多“问题脊柱”背后，是停不下来的人。

除非疼到忍无可忍，人们总会选择忽视。脊柱像个容器，装着久坐、低头、伏案的日常，也承载着高速紧绷的社会节奏，以及习焉不察的隐形压力。

“脊柱问题，也是社会问题。”徐文斌说。

01

被生活过早压垮的脊柱

脊柱疾病离普通人并不遥远。

它藏在都市白领的工位前，藏在孕产女性的婴儿床旁，藏在看似疗愈的理疗床上，也藏在学生的桌椅板凳间。日常姿势、过度劳累，压力一层层叠上去。而每次被忽视的疼痛，都可能为未来的悲剧埋下伏笔。

徐文斌算过一笔账。直立行走时，脊柱承受的负荷是100%。微微前倾，压力升到150%；坐姿不正，高达185%；弯腰搬重物时，甚至逼近220%。只有在侧躺（75%）和平躺（25%）时，脊柱才能真正放松。

可很少有人让脊柱真正休息。

在《知脊》一书中，徐文斌写下那些与身体“和解”得太晚的故事。

一位40岁出头的CEO，长期往返新加坡与国内，熬夜加班是家常便饭。他知道自己的颈椎有问题，却无暇就医，只靠止痛贴、按摩椅、热敷等手段“缓一缓”——行业的窗口期不会等人。一次醉酒醒来，他发现手脚无法动弹，大小便失禁。检查显示，引起脊髓压迫的，是他颈椎神经管中慢慢变硬的韧带，再加上醉酒后的外力损伤，让这具多年高速运转的身体彻底倒下。

另一位30岁出头的小伙子，微胖，工作需要久坐，颈椎长期不适。一次假期，他去做了推拿、刮痧，回家躺在沙发上睡了一觉。醒来时，他发现自己彻底动不了了。到医院检查后发现，巨大的椎间盘突出已经压迫到了他的脊髓，而推拿的外力可能加重了损伤。手术做得及时，但受压的神经部分难以完全恢复，他只能在康复机器人的辅助下慢慢行走。

还有一位30岁的新手妈妈，她是典型的都市白领。生孩子前，她习惯在电脑前一坐就是几个小时。怀孕后，她把腰酸背痛当成“孕期正常反应”。孩子出生后，日夜颠倒的作息，频繁抱娃、换尿布，让她的腰痛彻底失控，连站久一点都难受，最后落下病根。像她一样，一些女性的腰盆疼痛，会延续到生产后，成为难以根治的困扰。

脊柱问题带来的，远不止于疼痛。

13岁的朝朝吟，脊柱侧弯已经达到46度。影像片上，那根脊柱像被拧成了一根麻花。

在手术之前，她的人生“被身体支配着”。四年级时，每天早晨，她都要花五分钟，把自己塞进价值五六千元、不透气的象牙白支具里——用来矫正脊柱侧弯。绷带一拉紧，硬邦邦的支具便紧紧箍住身体，连呼吸都感到吃力。夏天，闷热的支具让她长满痱子，胳肢窝被磨出水泡。坐久了，她也会感觉“屁股疼”。

脊柱侧弯支具

朝朝吟不敢照镜子，不愿主动交朋友，更不敢直视那些当面议论、背后嘲笑的眼神。为了证明自己，她拼命学习，想用成绩“为自己争口气”。六年级那年，有天下午放学，有同学堵住她，揪起路边的草往她身上砸，抢走她的书包就跑——他们知道，以她的身体状况，根本追不上。

她不是个例。央视新闻报道，我国中小学生脊柱侧弯人数预计超过500万，每年还在以约30万的速度增加。脊柱侧弯，正在成为继肥胖、近视之后，危害儿童青少年健康的第三大疾病。

初二时，应芝在体检中被医生提醒“脊柱有点问题”，随后确诊为脊柱侧弯25度，每天必须佩戴支具22小时。亲戚常拿她当反面教材，告诫孩子要坐姿端正，“别学她”。

李司棋也听过类似的话。15岁开始佩戴支具的她，最讨厌别人把疾病归因于“坐姿不好”“自己作的”。在她看来，这太荒谬，就像“指责感冒的人是因为打喷嚏才感冒”一样。

事实上，国家卫生健康委疾控局组织编写的《儿童青少年脊柱弯曲异常防控技术指南》指出，特发性脊柱侧弯发病原因不明，是儿童青少年中最常见的脊柱问题，占比约75%至80%，多见于青春期女性。

徐文斌见过太多孩子，强忍疼痛，一直撑到高考结束才走进医院。

“有些孩子，他们知道自己脊柱侧弯，该去治疗，但没时间。这个阶段的孩子忙着备战高考，让他们少久坐、去锻炼、去游泳，几乎都做不到。”徐文斌很无奈，“他们是在用脊柱的健康，换取分数和未来。”

他解释：“以脊柱侧弯为例，它的治疗有明显的年龄窗口期。比如女孩子，初潮后三年，骨架就基本定型。这个阶段没及时发现、没干预，就像一棵歪了的小树，绑上支架也难再长直。后面严重的话可能需要手术，或者一辈子都这样歪着。”

02

机器有维修的时间，人却没有

徐文斌常觉得自己像福尔摩斯。

每当病人问他，“我到底为什么得这个病？”他总会耐心解答。

脊柱是支撑身体重量的核心。他总结，脊柱问题的成因大致有四种：遗传因素、外伤史、肥胖问题，以及不良生活习惯。

“比如爸妈的脊柱不好，孩子天生就更容易出问题；当兵或运动员，因为训练强度大，也常出现外伤；肥胖会增加腰椎的负担，就像同样一辆卡车，装一点沙子和一堆沙子，轮胎磨损的速度完全不一样；而现在最普遍的，是学习、工作的不良习惯，人们总是久坐、低头，缺乏运动。”

他强调，这些只是可能因素，没有唯一的“罪魁祸首”。医生讲求谨慎和证据，只能像侦探断案一样，列出嫌疑人。“我们要非常注意用词，比如说‘可能’、‘大概率’，而不是‘绝对’。”

候诊区一幕幕相似的画面，总让他心里一紧。年轻人戴着头戴式耳机，身体前倾，头埋得很低，拿着手机，刷抖音或者听歌。

没人意识到，脊柱的隐患正悄悄藏在这些微小的日常里。

在北京某中医院，理疗师沈铭用手抚平疼痛，也慢慢摸索出脊柱问题背后的情绪因素。

“有的人脊柱侧弯或腰间盘突出，是因为长期处在高压或冲突的环境里，比如家庭争吵、过度管控、期待过高。人的身体会进入应激状态，肌肉长期紧绷、力量分布不均，就可能慢慢拉扯脊柱，造成轻微的偏斜或侧弯。”沈铭说。

他总结，看似是“身”的问题，往往背后也有“心”的因素。“如果病情更严重，会影响骨盆平衡，进而影响双腿的受力和走路姿势。”

成年人的脊柱由26块椎骨构成——7块颈椎、12块胸椎、5块腰椎、1块骶骨、1块尾骨。这些椎骨像一颗颗关键的螺丝钉，各司其职，维持着一个人生活的运转。

脊柱疾病从来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但忽视只需要一秒。

能否手术，是否有时间治病，往往取决于病痛之外的现实。许多脊柱出现问题的人，也是一个家庭的顶梁柱。

他们不能倒下。

徐文斌记得一个中年人。他在工地搬砖，疼到一百米都走不动。男人说：“我肯定没法做手术。除了我家里没人干活。下面的孩子上不了学，上面的妈妈吃不了饭。我没有手术的权利。我知道我有病，也知道你是为我好，但我就是不能治。”

还有一次，门诊信息显示为“男，28岁”，推门而入的却是一个约50岁的短发阿姨。她掏出一张片子，说自己的儿子腿疼了一周，但没时间请假，“工作停不下来”。原来，患者有两个孩子，生活压力很大，好不容易找到临时销售工作，一旦请假，岗位可能被顶替。

他还遇到过一位女性患者。她是车间工人，多次网络问诊，只想找到不用手术就能缓解腰腿疼痛的方法。她去医院看病都只能趁车间机器停下来检修的空当。机器都有维修的时间，人却没有。

甚至，徐文斌认识的很多外科医生，颈椎、腰椎同样出问题，严重者也要动刀手术。

03

“给自己的脊柱放个假”

一天几十个门诊，徐文斌会给自己设个“闹钟”。

为了避免久坐，有门诊病人需要查体，他就站起来帮病人仔细查一查。站一会儿，和患者聊聊天，再回去打字。“总得给自己的脊柱放个假。”

他常给患者提出个体化建议：打工人可以垫高电脑，让视线与屏幕保持水平；在手环或手表上设置30到45分钟定时，提醒自己起身走走、喝口水；睡觉枕头以“一拳高”为宜；要定期运动，哪怕只是抬头看看天、打场羽毛球、游个泳，都比久坐好。

门诊能覆盖的人毕竟有限。2022年，他开始通过科普视频、书籍和公共讲座，把脊柱健康的知识分享给更多人。许多患者正是刷到他的科普视频后，才走进诊室。

早预防、早注意，胜过手术。这是他一直坚持的原则。“我们做科普的意义，就是让大家抓住时间窗口，不让原来自由且充满选择的生活，滑入这样两难的境地。”

那么，什么样的情况才需要手术？

徐文斌总结了三个标准：一是保守治疗超过三个月仍无效；二是疼痛严重到影响日常生活，连止痛药都压不住；三是出现神经受损迹象，比如足下垂、大小便失禁或性功能障碍。

治愈，不止于身体的复原，更关乎心灵。

手术之后，朝朝吟的脊背变直了些。她感到，那个曾被身体困住的自己，正重新夺回对身体的支配权。她变得更开朗，也更愿意走向别人。过去讨厌照镜子的她，如今相册里多了许多怼脸、奇怪角度的自拍。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证明。曾经那个自卑的我，正努力成为熠熠发光的、可以和别人谈笑风生的人。”

高一时，李司棋每天骑15分钟自行车上学。沿途落在她支具上的目光，令她难以招架——对大多数人来说，弯曲的脊背、形状奇特的支具，是陌生而遥远的存在。

李司棋干脆把支具变成了画布，和弟弟在上面画满彩色图案，还写了一行字，“freeborn”（生而自由）。当她穿着满是涂鸦的支具走进学校，意外获得了美术生朋友的欣赏。他们提议：“如果下次你想换‘皮肤’，可以找我们来画。”

大学时，李司棋选择了音乐治疗专业，研究音乐如何抚慰身体与心灵的伤口。她说，这多少与自己的经历有关——淋过雨的人，更愿意为别人撑伞。

徐文斌也发现，许多青少年脊柱疾病患者因为叛逆或羞于外形而抗拒治疗。于是，他总会先和孩子讲故事：“前几天，我看到你的一个大哥哥想参军，体检时被查出脊柱侧弯，没能通过；还有一个大姐姐，想考公务员，也被刷掉了。”

他这样说，是想让他们明白——治疗的意义，不止于眼前的矫正，更在于为自己的人生保留更多可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