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开“中产返贫五件套”，还有四大陷阱等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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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自由就是免于失业的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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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与个体的矛盾

中产返贫，这个近几年媒体热议的话题，到底是普遍现象，还是部分人的主观感受？

仅从政府公布的收入统计数据看，并不支持“是普遍现象”的结论，关于很多人指出收入统计数据不准确的问题，我之前写过文章《》分析过，就算统计数据的质量有问题，再拉低几个档次，也顶多就是不增长。

那么它仅仅是部分人的主观感受被过度放大了吗？也不是。

有一个北京大学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以 2018年为基准，把家庭按收入从低到高分为 10 个等级，把前 40%（即第 7–10 层级）视为中产群体。

根据该分析，在2018-2022年，全体平均收入和这一部分中产家庭的收入都是增长的，但中产家庭中有四成的绝对收入下降了，其中收入下降 25%–50% 的总占比 5%，而下降 50% 的占比 6%”，即占全国总家庭数11%的家庭（均属于收入最高的40%中产阶层）下滑了多个阶层，其原因，大部分人都是因为长期失业、行业衰落、生意亏损等造成的收入暂时性下滑。

相比而言，最高和最低的阶层相对平稳，下滑和上升的比例没有这么明显。

这正是“中产返贫体感”在统计上的表现，并非完全是个人感受，它与平均收入上升的矛盾，实际指向了另一个问题——中国阶层流动性太快。

很多社会学研究都表明，中国是全球“代际关联系数”较低的国家。所谓代际关联系数，是指父母与子女收入与社会地位的相关性，相关度越低，表示社会流动性越高。

虽然近些年，舆论对阶层固化的批评越来越多，但横向与欧美国家对比，中国整个社会阶层流动性很强，普通人与其父母辈的社会阶层有更多的不同，主要是由于教育基础强大、劳动力自由流动、创业氛围、广泛的职业类型，等等。

社会阶层流动率高，是一柄双刃剑，好的方面，可以对抗阶层固化，在贫富差距比较大的情况，给低收入但更努力者提供了一定的改变命运的机会，从而维持了社会稳定；坏的一方面，爬上去的人没有安全感，普遍出现焦虑情绪，想要停留在原地，就要不停的奔跑，整个社会陷入内卷，同样收入水平带来的幸福感更低。

好坏的影响也不均等，如果整个社会的就业率稳定，那主要影响以正面为主，但如果整个社会的收入水平上升较慢，叠加失业率上升，就会更多体现负面影响。2020年以后，中国的收入增速下降明显，部分行业爆雷，叠加房价下降造成的财富毁灭效应，“中产返贫”的主观感受就会更加强烈。

中国的中产阶层作为一个整体，其规模在不断扩大，但对于身处其中的个体家庭而言，其地位却异常脆弱和不稳定。

所以从社会阶层流动性的特点看，“中产返贫”更多是暂时性失业造成的暂时现象，而非永久的下沉，但作为身处其中的个体，就算是阶段性的下坠，带来的心理压力也不容小觑，个体可能会陷入自我怀疑。

中产返贫现象是收入波动加剧这个外部因素，叠加家庭财务规划不当这个内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即使我们无法避免外部因素，至少我们可以把家庭财务规划做好，避免因单一收入来源中断而陷入困境，本文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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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于失业的恐惧

收入的暂时下降并不可怕，怕就怕同时遇到其他的麻烦，比如近几年总结的“中产返贫”五件套：

“倾家荡产买房、老公冲动创业、太太全职在家、子女国际教育、家庭投资爆雷”

这五件套，要么未来需要持续大额的现金净支出（倾家荡产买房、太太全职在家、子女国际教育），要么家庭资产的可变现能力差（倾家荡产买房、老公冲动创业、家庭投资爆雷），一旦遇到失业，现金流入持续不足，就会造成家庭现金流的紧张。

实际上，对已有一定财富积累的中产阶层而言，收入包括工资性收入和投资性收入，以前大家都比较忽略后一类收入，但当社会存量财富变多时，后者很可能超过前者，比如一个税后年薪30万、可投资性资产500万的中产家庭，只要做到稳定年化6%，就可以让资产性收入超过工资性收入。

如果家庭财务规划好，完全可以在两三年没有收入的情况下，维持原有的生活状态。我之前在《》一文中提出了一个财务自由的标准公式：

财务自由度＝投资性收入／消费支出×100％。

分子的“投资性收入”代表家庭所有的金融资金（包括银行存款、证券账户、货币基金等）所产生的收益；分母的“消费支出”包括房贷、车贷在内的所有用于家庭消费的支出。

这个公式的意义就是：如果不工作，你能在多大程度上维持现在的生活水平？我称之为“免于失去工作恐惧”的财务自由。

中产最大的问题在于，即使失业也要维持当前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关系，这不仅仅是面子问题，而且是未来重返原社会阶层的必要条件。家庭财务安全实际上就是财务自由度，如果你失业的概率是50%，那么就应该有50%的财务自由度，即你的投资收益可以覆盖一半的现有家庭支出水平。

所以财务规划，一部分是消费支出的合理性，后面再分析；另一部分是合理的投资收益，太高容易陷入投资风险，太低又不足以覆盖收入波动的风险。

什么样的收益才是合理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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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合理收益率？

合理收益率的标准因人而异，如果我们把2%+的30年期国债收益率，作为社会平均无风险利率水平，可以把收益预期分为三档：

低风险低收益率：3%以内

中低风险中低收益率：3-8%

中高风险中高收益率：8%以上

这三档收益率水平，不但代表了不同的风险的取舍，还代表要求的专业度、收益率波动承受能力、投入的时间等等。

1、3%以内的低风险收益率区间。

整体而言，中国中产家庭投资偏保守，大部分都是低风险收益率的投资，比如储蓄和银行理财。

这个收益区间的投资，在收入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中，失业概率低，财务自由度要求低，投资收益低一点，问题不大，但到了“中产返贫”概率较高的社会环境中，投资过于保守，收益不足以覆盖风险，也是一种风险。

更重要的是，这个收益率区间基本上是无脑投存款，银行理财和一些债券类基金，在现代金融环境中，没有一定的风险暴露，反而是最大的风险，缺乏最基本的理财常识，反而容易上当。前几年坑了无数人的P2P投资，这类极高风险中等回报的投资，反而都是这一类平时不投资的人买了。

2、8%以上的中高风险区域

这个收益区间只适合抗风险能力比较强的专业人士，即使去买基金，想要达到这个收益水平，也需要有一定的金融投资经验、正确的理财意识和专业的判断，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建议普通人当成收益率目标。

3、中低等风险收益率：3-8%

这是适合大部分家庭追求的收益率目标，前面也测算过，对于有一定财富累积的中产家庭，也可以对抗阶段性失业的风险。

这个收益区间，需要你有一定的投资理财知识，但又不需要非常专业；需要你花一定的时间（比如每天半小时，多了也没必要），但又不会影响你的工作与生活；需要你有一定的资产波动风险承受能力，但也不会像股民那样出现账户的大起大落，我之前写过大量的理财投资方面的文章，都是针对这个区间的投资者的，重点的几篇如下：

相比合理的投资收益，覆盖开支的另一个重要条件是合理的现金流支出，包括合理的消费，也包括合理的投资，在这个过程中，有四个关键的“中产返贫陷阱”值得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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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中产返贫“的陷阱

陷阱一：随着收入增加而提高消费水平

当人们终于开始有些额外的钱时，最常见的陷阱之一就是攀比，看看自己与周围的人相比处于什么位置，为了不显得落后，很多人会升级自己的生活方式。

人人都有权利花自己辛苦挣来的钱，但也要考虑到自己财务目标的全局。我在《》一文中介绍过一个“4%的法则”：

对于一个股债各50%的投资组合，在退休的第一年提取4%的资产，然后每年根据通货膨胀进行调整，这样提款30年后，可让“耗尽资产”的概率小于“增值5倍”的概率。 也就是说，任何一个人想要体面的退休，需要积蓄达到年开支的25倍——4%的倒数。

为了这个25倍目标，就需要保持一定的储蓄率，这一点，大部分家庭都能做到，但如果遇到加薪，怎么办？

大部分人的直觉就是继续保持这个储蓄率，甚至有人觉得可以降低，但正确的答案是，为了维持年开支25倍的目标，你需要增加储蓄率。

原因很简单，加薪后如果储蓄率不变，相当于你的消费标准也增加了，实际的结果你离4%的目标更远了，具体的计算过程在《》一文中，想不通的读者可以去看一看。

中产返贫五件套中，有三件都与消费方式有关，最刚性的是子女的国际教育，一旦决定了，未来再转体制内的难度非常大，是最需要慎重考虑的；其次是全职太太，离开职场越久，重返职场对生活和心理的冲击就越大；买大房子主要是巨额房贷对现金流的影响，相对容易纠错。

陷阱二：投资不分散

分散投资是普通人投资理财的基本要求，但人的投资生涯中，总会有一个阶段（主要是在大牛市），对高收益充满信心，觉得巴菲特不过如此。此时，他们会把几乎所有投资集中在他们认为的“稳赚不赔”的项目上，认为既然找到了好的投资标的，再分散投资就是浪费时间。

但很多投资方法就像P2P，99%的时候都是赚钱的，但最后一次可以亏掉所有的钱。

对于大多数非专业人士来说，“集中投资”是一个要避免的陷阱。很多人觉得巴菲特是靠集中投资赚钱了，但他给非专业人士的投资建议是标普500ETF，这种宽基指数是典型的分散投资。

陷阱三：陷入快速致富骗局

我们生活在一个财富焦虑的时代，媒体上充满了少年创业的成功者（实际上最容易成功的创业年龄是40多岁），股市里更多投机暴富的案例，这些都很难不让人想到“博一把财务自由”。

财富焦虑加上中年危机，这是人们做出不理智的投资决策的最佳环境。但在投资领域永远不变的事实是，更高的收益需要承担更高的风险，这些风险并不是所有投资者均摊，而是随机地落到某些“擅闯者”的头上。中年中产有家有小，绝对不是承担更大风险的时候。

陷阱四：在经济形势良好时不建立应急基金

我们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年代，很容易把周围的一切看成理所应当，但只要把历史拉长到一千年，你就会发现，今天我们所拥有的只是那个极度幸运的结果，历史常态反而是这样的——

阿根廷，从与法国德国并列的最富有的最早一批发达国家，经过军政府与民选政府频繁更迭，滑落为一个不断需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救助的“问题国家”；

委内瑞拉，曾是拉美最富裕的国家之一，经过查韦斯的激进国有化和美国的制裁，变成拉美最贫穷的国家之一；

伊朗，中东最早现代化的国家，经过激进的伊斯兰革命后，经过两伊战争，国际制裁和国内腐败，民众生活水平与革命前相比出现了巨大倒退；

南非，非洲最富裕的国家，在后种族隔离时代，经济治理上出现重大失误，人均GDP连续下滑，失业率极高，犯罪率全球最高之一，贫富差距极大，艾滋病泛滥。

社会底层的人，往往不担心甚至希望这种社会大洗牌（实际上他们才是急速下坠的社会中最悲惨的群体），这往往成为社会动荡的直接原因，社会动荡风险发生的概率实际上比一般人想像得更大。

前面介绍的财务自由度指数，主要是应对两到三年失业的风险，但并不覆盖这一类社会动荡的风险，更高阶的“抗脆弱”策略，至少你的家庭应急基金应该以更全球化资产进行配置，同时在认知上保持对国际局势、历史周期、制度演化的理解，避免被短期叙事误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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