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债危机16年后，今天的我们能得到哪些启示？——专访希腊前财长

中国网讯 （记者 白璐）国际金融协会数据显示，2025年上半年全球债务增加逾21万亿美元，达到近338万亿美元的历史新高，而目前全球债务占GDP比重已超过350%，创下历史峰值。许多发达经济体面临巨大的财政压力，美国债务危机尤为突出。许多新兴经济体与低收入国家面临债务困境或已陷入债务违约。对于债务的担忧使得很多人开始重新审视16年前那场始于希腊的经济风暴——欧债危机。

2009年，希腊新政府公布了前政府隐瞒的财政赤字和债务——赤字高达GDP的12.7%，公共债务占GDP比重高达113%，远高于欧盟所规定的3%和60%。随后，三大国际评级公司下调希腊主权信用评级，希腊债务危机爆发。后来，危机蔓延至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和西班牙等欧洲国家，不仅对欧元区经济产生了巨大冲击，还造成了欧盟政治与社会动荡。时至今日，一些国家仍未走出欧债危机的阴影。

那么，国际社会可以从欧债危机当中吸取怎样的教训？今天的欧盟该如何在关税冲击的背景下寻求发展？又该如何在中美博弈的背景下保持战略自主？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在今年的外滩年会期间采访了希腊前财政部长乔治·帕帕康斯坦丁努。

希腊前财政部长乔治·帕帕康斯坦丁努接受中国网专访。（摄影：白璐）

乔治·帕帕康斯坦丁努是希腊著名政治家与经济学家，曾在2009至2011年期间担任希腊财政部长，是希腊债务危机的核心决策者之一。2012年淡出政坛后，他在一家私营企业从事咨询工作，2020年起任欧洲大学研究院教授，主讲宏观经济学与危机经济学等课程。2016年，其撰写的回忆录——《游戏结束：希腊危机的内幕》出版，书中记录了2009年至2011年希腊债务危机期间的政治决策与博弈。

·欧债危机的教训——一个经济体的稳固程度取决于其最薄弱环节

中国网：您曾担任希腊前财长，并作为核心决策者亲身经历了希腊债务危机。您还曾著有基于那段经历的回忆录——《游戏结束：希腊危机的内幕》。时至今日，能否请您为我们讲讲那次危机的内幕？

乔治·帕帕康斯坦丁努：对于希腊而言，那是一段极其艰难的时期。当2009年当选政府上台时，长期积累的问题开始集中爆发。我们发现财政赤字已高达两位数，经常账户赤字规模庞大。同时，我们失去了欧洲伙伴和国际市场的信任。

当时，欧盟也正处于全球金融危机后的调整阶段。尽管欧盟已建立欧元区，却未能制定出适用于欧元区内部运作的恰当治理工具。因此，当危机来袭，我们无力偿还债务，不得不向欧洲伙伴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申请贷款。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必须说服欧洲伙伴：除了接受救助方案，别无选择。

那段时间，我们在巴黎、柏林召开了多次会议，议题围绕危机应对展开；同时也在华盛顿与奥巴马总统进行了会面。美国密切关注事态，担心希腊违约将引发新一轮全球金融危机。希腊虽是小国，但当时世界经济极其脆弱。若希腊债务违约，欧元区可能崩溃，进而导致全球经济衰退。我们还与中国代表展开磋商，中国同样担忧局势，希望欧洲全力救助希腊，避免其被迫违约。

总之，那是一段对希腊和整个欧元区来说都极其痛苦的时期。危机期间，希腊GDP下降了27%，与美国1929-1932年大萧条期间的跌幅相当，但美国仅用两三年就实现了复苏，而希腊却花了十多年才开始恢复。

中国网：您认为我们可以从那场危机中吸取怎样的教训？

乔治·帕帕康斯坦丁努：这场危机蕴含着许多教训——有些教训具有普遍性，而另一些则更具现实意义。其中一个关键教训是：一个经济体的稳固程度取决于其最薄弱的环节。2009年希腊危机爆发时，它正是整个欧元区最脆弱的环节。若忽视体系中的薄弱部分，整个系统将面临崩溃风险。这一教训至今仍值得警惕——当前全球经济体系中同样存在诸多薄弱点，甚至某些大国也深陷困境，例如美国，其庞大的财政赤字及关税政策正拖累经济发展。所以，当危机真正来临之时，迅速做出与市场反应速度相匹配的快速决策并承担相应责任至关重要。从更实际的角度来说，政策制定者必须尽早判断一个国家是面临流动性紧缩还是偿付能力问题，拖延债务重组只会加剧经济衰退和社会痛苦。调整计划必须兼顾可信度与现实性；过度的紧缩政策会适得其反，并削弱公众的支持。同样重要的是，要保护低收入群体和投资：基础设施、教育和有针对性的社会保障措施并非奢侈品，而是经济复苏的基础。

另一个重要且具有长期意义的教训是必须实现国内主导。若改革措施是由外部强加而来，而缺乏政治上的共识，那么这些改革就无法真正扎根。真正的进步源于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例如建立现代税收体系、高效司法系统、透明采购机制和数字化治理等，而非无休止的清单式要求。对欧盟而言，危机表明单一货币联盟若缺乏完整的银行联盟和财政联盟是脆弱的：必须通过共同存款保险打破“银行-主权”恶性循环，而真正的欧元区安全资产对市场信心和欧元区正常运转不可或缺。

当危机来临时，决策窗口期极短，且缺乏完美工具。政策制定始终复杂，而市场反应迅速，迫使你即兴发挥、迅速行动、果断决策。经济学中不存在“最优解”，所有方案都伴随着风险与代价。以希腊为例，我们当时不得不削减工资、削减养老金、提高税收，最终导致经济总量从峰值缩水27%，相当于损失了四分之一GDP，失业率一度超过20%。然而，我们挺过了危机，至今仍是欧元区成员。如今希腊正在复苏。

中国网：在您看来，其中哪些教训被我们遗忘了？

乔治·帕帕康斯坦丁努：许多教训已被遗忘。就希腊而言，尽管我们现在的财政状况更为稳健，但尚未完成支撑更高生产力和增长的必要改革，太多人没能参与到经济复苏当中。从欧盟整体的角度来讲，虽然我们利用危机改革了经济治理架构，但关键漏洞依然存在，比如银行联盟架构尚未完善以及欧元债券的缺失等。正如“欧洲之父”让·莫内所言，欧洲在危机中锻造，但未来需要变革性改革、更多创新，以及对共同繁荣与公平的坚定承诺。

·欧洲应在中美之间扮演“桥梁”角色，过度“去风险”只会引发保护主义

中国网：希腊是欧盟成员国，而今年恰逢中欧建交50周年。但近年来，欧盟对中国奉行“去风险”政策。您怎么看这一政策？您认为欧盟有必要对华“去风险”吗？该政策又将对全球供应链产生什么影响？

乔治·帕帕康斯坦丁努：我认为，必须认识到“去风险”与“脱钩”存在本质区别。“脱钩”意味着削减贸易与投资关系，回归自给自足状态——这在当前环境下既不可能，也对各方无益。而“去风险”是一种战略选择：针对某些关键领域，如技术、能源等领域，通过政策设计确保经济体在危机中保持韧性。例如，新冠疫情暴露出我们在口罩等低技术产品上的储备缺失；俄乌冲突则揭示了对俄罗斯能源的过度依赖问题。因此，“去风险”并非仅针对中国，而是欧盟实现战略自主的整体政策，这其中也有针对美国的政策，比如在国防领域，欧洲要减少对美国的军事依赖；而针对中国的“去风险”则主要围绕科技方面。

关键问题在于，欧洲需要在多大程度上自主发展某些战略技术？需要强调的是，只有在适度的情况下，即政策明确聚焦于需要自主生产的关键产品、组件或领域，同时仍保持广泛的贸易与投资合作，“去风险”才是有效的。过度“去风险”可能引发保护主义并推高成本，削弱欧洲在绿色和数字领域的竞争力。总之，“去风险”应聚焦供应链韧性、技术安全和市场准入等，而非成为保护主义的幌子。

在当前地缘政治裂痕加剧的背景下，欧洲应扮演“桥梁”角色，调和中美之间的战略冲突。以希腊为例，在危机最严重时，当其他国家都不愿在希腊投资时，中方仍对希腊进行了投资，这些投资在希腊发挥了积极作用。

中国网：那么，您认为欧盟是否面临着在中美之间“选边站”的压力？

乔治·帕帕康斯坦丁努：有时的确存在这样的情况，美国常向盟友施压使其遵循美国的政策。欧盟需要找到独立发声的渠道。我们固然有顾虑，不仅对美国有顾虑，对中国同样存在关切。每个国家都优先维护自身利益，欧洲也不例外。欧洲维护自身利益，同时信奉多边体系的规则。遗憾的是，美国正背弃这些规则，却希望他国继续遵守。这种双重标准既针对中国，也针对其他国家。

中国网：您提到美国对于多边体系及国际规则的背弃，我很想知道，作为经济学家及希腊前财长，您如何看待关税？美欧之间也达成了关税协定，您怎么看这份协定？

乔治·帕帕康斯坦丁努：作为一名经济学家，我始终认为关税政策的效果有限——它不仅会抑制贸易规模，还会给贸易双方及其消费者带来损失——无论是征收关税的国家，还是被征收国，都难以幸免。因此我并不认可关税这种手段。我认为，全球贸易体系长期以来得益于关税水平的不断降低。若观察过去三四十年来全球化的进程便会发现，全球化的发展得益于成本的下降以及关税的降低。由此可见，全球化是技术进步与政策调整共同作用的结果。

所以，我对当前的关税政策完全不看好。当然，从经济学理论上来讲，在某些特定情况下，针对特定行业、在特定时期通过谈判实施选择性关税具备合理性，但当前关税政策显然已走向极端。遗憾的是，该政策目前看不到任何终结的迹象，关于关税的相关争论或许还将持续下去。例如，欧盟与美国虽已签署协议，约定征收15%的关税，但我们完全无法确定这就是最终结果，或许短短数月后双方就得重新展开谈判。

中国则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应对方式，选择以报复性举措反击，对等地加征关税，还将稀土管控纳入了相关议题之中。我热切期盼中美双方能就关税升级问题更多地展开磋商。但遗憾的是，在美国现任政府执政的未来几年内，我认为并不具备促成政策重大调整的政治环境。

·“中国新能源汽车的成功对于实现气候目标具有积极意义”

中国网：中欧之间的另一热门话题就是中国的新能源汽车。中国生产的新能源汽车在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广受欢迎，但欧盟却对此充满担忧。您怎么看？中国的新能源汽车真的会对欧洲的汽车产业造成冲击吗？

乔治·帕帕康斯坦丁努：中国在全球新能源汽车领域的迅猛崛起令人瞩目，正在重塑全球汽车产业格局。其成功得益于工业政策、规模效应与涵盖电池材料、零部件及整车组装在内的全产业链垂直整合的协同效应。所以，当中国新能源汽车以低于欧洲同类车型20%-30%的价格涌入市场，其在电池供应链方面的掌控以及在关键矿产加工方面的主导地位加深了欧洲的依赖。欧盟委员会的反补贴调查既反映了对不公平竞争的担忧，也暴露了对其战略脆弱性的焦虑。事实上，来自中国的竞争压力正倒逼欧洲长期滞后的创新，欧洲许多大型汽车制造企业正在加快电池合作、数字化进程以及低成本新能源汽车生产线的建设。

从长远来看，中国新能源汽车的成功正在重塑全球成本曲线并加速能源转型，这对实现气候目标具有积极意义。对欧洲而言，挑战在于如何采取战略性回应而非防御性措施。这意味着欧盟需投资下一代电池技术并在原材料方面展开合作，在《净零工业法案》框架下扩大生产规模，并执行公平且开放的贸易规则。欧洲应聚焦于软件、设计与可持续标准方面的差异化竞争，而非诉诸可能引发报复的关税手段。归根结底，中国的新能源汽车虽然会带来竞争和冲击，但也可能成为机遇——迫使欧洲重塑工业基础，并在全球清洁出行的产业竞争中重获领导地位。

中国网：我知道您访问中国的次数并不算多，那么这次到上海参加外滩年会，您希望获取或分享哪些观点或信息？

乔治·帕帕康斯坦丁努：当前我们正处于一个地缘政治的转折点——旧有的国际规则已不再适用。作为多边体系的创建者，美国似乎不再相信这套体系，甚至开始挑战其根基。与此同时，中国正迅速崛起为全球事务的重要参与者，其影响力不仅源于经济体量和贸易规模，更体现在对人工智能等关键技术和关键领域的掌控。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需要探索“集体行动”的新路径，即通过国际合作确保全球公共产品，如气候治理、数字规则等方面公共产品的持续供给，维持贸易流动与跨国投资。我近期与让•皮萨尼-费里合著的新书——《新世界，新规则：地缘竞争时代的全球合作》，正是基于以上思考。我期待深入了解中国经济学界与政策制定者对国际合作的看法，因为在这个高度依赖合作的时代，若缺乏合作，我们便无法实现气候目标，无法应对下一场可能到来的全球性疫情，也无法规范数字巨头的垄断行为。然而，当前国际合作举步维艰：美国现任政府正在削弱国际组织的基础，而信任赤字加剧了这一困境。我希望中国能够继续践行我们共同商定的这些规则。同时，我也希望欧洲能够在弥合分歧中发挥桥梁作用。

中国网：目前，中国正在制定未来五年的发展规划。您有没有关注“十五五”规划建议？您将如何展望中国的下一个五年？

乔治·帕帕康斯坦丁努：我虽未通读全文，但浏览了部分标题后意识到，中国的政策重心正在从供给侧转向更多支持国内消费。我认为这一转变值得肯定——美国储蓄率长期低迷且依赖借贷，而中国拥有高储蓄率，激活内需对经济至关重要。这不仅有利于中国经济转型，也将为全球经济再平衡提供助力。通过多元化措施提振消费、减少对出口的依赖，显然符合长期发展需求。尽管技术创新仍是战略重点，但新规划若能聚焦需求侧改革，将开启更长期及更可持续的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