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52 年,北宋颍州的官道上,一个因劳疾而行到一半的老官员倒下了。
消息传回京城,仁宗沉默良久,后加赠兵部尚书,谥号“文正”。
谁也没想到,这位被人贬了又召、召了又贬的北宋最不怕得罪人的官,
居然悄无声息地离开了。
更没人想到——
范仲淹竟然一路火到了 202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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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去世,一个时代失去脊梁
公元1052年,颍州官道的秋风冷得出奇。
一个瘦削的老官员,正扶疾上任。
大半辈子的操劳、贬谪、东奔西走,把他的健康榨得几乎见底。那一天,他终于倒下,再没能站起来。
消息传到京城,宋仁宗沉默良久,不仅加赠兵部尚书,还为其亲自题写范仲淹的墓碑碑额:“褒贤之碑”。
这四个字轻得不能再轻,可在北宋政坛,却像一块巨石扔进深井,激起久久不散的涟漪。
因为仁宗比任何人都清楚:
这个倒下的人,是朝廷里少有的脊梁。
然而,范仲淹的一生并不是“万人拥戴、一路高光”的神话。
相反,他几乎一生都在逆风里走:
早年贫困到断齑画粥,靠把一锅粥冻成四块撑过求学岁月。
刚进士及第,就被贴上刚直、不合时宜的标签;
为百姓建水利、救蝗灾会被权贵忌惮;
在西北打胜仗,却不被主政者所喜;
推动庆历新政,最终因触犯既得利益而被排挤出京。
范仲淹走到哪里,就得罪到哪里。
他的改革虽没有成功,他的直言多次换来贬谪,他的人生更像一个不断被时代抵触的理想主义者。
按理说,这样的一个人,在1052年的秋风里离开之后,历史应该慢慢把他忘记,就像忘记其他那些无源于最高权力中心的士大夫一样。
但事实恰恰相反。
越过宋徽宗、越过南宋、越过元明清,甚至直到 2025 年,范仲淹仍然被不断引用、不断研究、不断被重新崇拜:
《岳阳楼记》成了中学必读;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成为经典;
他以民为本的为官之道是仍是学者、读者频频讨论的话题。
一个在政治斗争中屡败屡挫的人,一个改革从未真正彻底推行的人,一个没有显赫军事功勋、没有震惊天下武功的人,却成了千年来最被铭记的道德名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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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断齑画粥”到铁骨成形
若没有少年时代的断齑画粥,就不会有后来那个硬得像铁的范仲淹。
他出生于士族家庭,却因父亲早逝而与母亲贫困无依,随母改嫁后更换姓氏,从范变成朱。
在讲究门第的北宋,这几乎等于把仕途之门从一开始就关死。
但这个少年偏偏从最窄的缝隙里冲了出来。
“断齑画粥”并不是文学虚构,而是真实的求学日常。
一锅稀粥冻成四块,一日割一块吃;
咸菜太咸,便削一点下粥——
那就是他全部的饮食。
饥寒、孤独、无依无靠,本来是压垮孩子的重量。
但在范仲淹身上,这些重量变成了锻造。
长大后他回忆求学岁月,没有一句抱怨。
等科举及第,他终于走入士大夫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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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与大多数同僚不同,他对人情应酬毫无兴趣,对权贵避之不及,对所谓官场规矩几乎没有耐心。
别人刚赴任先拜访权势,他到地方第一件事是查仓廪;
别人忙着笼络同僚,他却在一个个地方把水利、灾情、民生摸个透;
别人小心翼翼求升迁,他则上疏弹劾权臣吕夷简,毫不顾及后果。
他人生的每一次大转折,几乎都与说了别人不敢说的话有关——
他说了,于是被贬。
再说,又被贬。
再说,还是被贬。
一个官员能屡次被贬,还能屡次被召回,这本身就是能力与人格的验证。
他像一个逆时代而行的理想主义者:
周围的政治风气越是滑向平庸,他越是用力向上撑。
这种硬骨头,使他注定在现实中吃力,却在历史中发光。
庆历新政与西北镇守——功业不惊天,却能稳住天下的心
范仲淹两次站在国家的关键节点:
一次在边防(镇守西北)
一次在内政(庆历新政)。
他都没创造显赫的奇迹,却都在暗处撑住了国家的地盘。
1040—1042 年,西夏大举进攻北宋,
灵州失守,军心浮动,朝堂束手无策。
一个文臣,却被派去稳边。
这本身就是信任,也是无奈。
范仲淹到西北后没有追求胜仗,
因为他知道乱局不是靠一场胜利解决的。
他整军、修城、防御、稳羌部、定边心,与韩琦遥相呼应。
这些动作没有戏剧效果,却让边防从濒临崩盘变得稳定。
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军事英雄,却是边疆真正需要的角色:能让士气不散,能让边境不崩。
他不是让国家变强,而是让国家“不垮”。
这种功业,没有战功榜记录,却在历史脉络里清晰如日。
1043 年,宋仁宗决定整顿积弊,将范仲淹召回京。
当时的北宋,繁华如锦,却腐败如麻:
冗官、冗兵、冗费,士风浮华,选官体系已经不堪。
范仲淹上奏《答手诏条陈十事》,不是写给皇帝看的漂亮文案,而是痛到骨头的病历本。
十事的核心重点为:整顿吏治。让官员靠本事和德行当官,防止任人唯亲。
这等于动了所有人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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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主持庆历新政图
新政不到一年,权臣掀起大规模反扑,文臣分裂成党,最后他被迫离开京师,被罢免参政知事。
庆历新政失败了吗?
短期看,是;
长期看,却深深影响了北宋的政治风气、后世的改革逻辑、士大夫关于政德的想象、讲求廉洁、选贤任能的官僚传统。
范仲淹像是在地里埋下一块石头,他自己没能享受成功,却让后世都踩在这块基石上前行。
杭州“隐绩”——越不张扬,越难被时代忘记
范仲淹最让百姓铭记的政绩,不在京城,不在战场,而是在一座江南城市里的悄然复苏。
1049年,范仲淹出任杭州知州。恰逢灾荒,粮价飞涨,人心惶惶。
大多数官员会先平抑物价、发告示安民。
但范仲淹第一步,不是稳价格。而是先提高粮食的价格,通过价格信号吸引外地了粮商增加供给,最终实现粮价回落,市场随之恢复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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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年,上任后的第二年,江浙再遇大灾,范仲淹依然从容应对。
他先发放救济粮,但只是杯水车薪。后用以工代赈让百姓以劳动换饷银;
又举办赛龙舟、兴土木,让社会秩序在灾荒里重新运转。
这种治理方式没有一句豪言壮语,却让里巷康衢,垂髫怡然成为杭州的真实景象。
范仲淹真正做到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而这种兼济之志,以天下为己任的思想为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所尊崇。
因而,1052年,是他生命的终点;
但不是他影响力的终点。
他死在颍州官道的秋风里,
却活在2025年依然亮着的价值灯塔里。
参考信源:
《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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