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哲学史就是错误史？

作者｜丹尼尔·丹尼特（Daniel C. Dennett）

世界著名哲学家、认知科学家，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塔夫茨大学讲席教授。2001年荣获被誉为“心智哲学诺贝尔奖”的让·尼科奖；2010年当选圣塔菲研究所首届最为尊崇的访问学者席位——米勒学者，跨学科开展认知科学和进化生物学研究。

我的父亲是一位历史学家，我在学生时期曾多次鼓起勇气，尝试追随他的步伐。但很快我就发现，自己的大脑不适合做历史学术研究：那些关键史实——名字、地点、日期、关键词，我学了几天后就会忘记，记忆中只剩要点、趋势、主题和印象。多年来，我教授哲学史课程，也就是那些跨度大的概论课程，比如“从苏格拉底到罗素”，关于英国经验主义者、笛卡尔与理性主义、尼采，以及20世纪分析哲学等主题的专门课程。每年我都不得不回顾自己的图书和笔记，重新学习那些基本上都被我忘光的细节。这对我来说始终是一件苦差事。我很羡慕许多同事，他们可以熟练掌握细节，我也的确认为这些细节很重要。科学家们经常问我，哲学家为什么需要研究哲学史。就科学史而言，即便你对此只有粗略的入门教科书式的了解，你也能成为一名一流的化学家、物理学家或分子生物学家。为什么哲学却不一样呢？我认为，哲学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错误史，这些错误都是聪明绝顶之人犯下的，非常具有诱惑性。如果你不了解这段历史，几乎肯定会犯同样的错误，因为它们依然非常具有诱惑性。当科学家有一个空闲的下午，他们会试图解决身心问题、自由意志问题或因果关系问题，但往往会重复柏拉图、康德、休谟的错误。每当我看到又有人重蹈覆辙时，就觉得既好笑又心满意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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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在想》

[美] 丹尼尔·丹尼特 著

苏德超 叶子绿 译

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2025年10月

因此我确信所有的哲学家，包括我自己，都应该认真研究哲学史。但与许多哲学家的观点不同，我也相信，在对待哲学文献时，完全可以用一种类似自助餐的方式，在这里取一点，在那里取一大份。就像我一开始说的，我是一个囤积狂、一只喜鹊，喜欢挑拣那些在我看来最振奋人心或发人深省的小片段，把其余的解释工作留给其他学者。我认为自己从胡塞尔那里学到了很多，不过一些杰出的胡塞尔学者认为，我的解读中透露着不可救药的无知。但我不在乎。我阅读胡塞尔是为了弄清楚心智如何运作，从这样的文本阅读中，我也得到了一些有价值的帮助。要是胡塞尔本人会对我的解释感到目瞪口呆，那对他来说就太遗憾了。我很乐意将我的收获归功于他，但如果胡塞尔主义者们要拒绝这份馈赠，他们完全可以这么做。我可不会花上几天或几周的时间去争论文本解释的问题。在牛津大学时，我非常喜欢彼得·斯特劳森的《感觉的界限》（The Bounds of Sense），这本书是对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一种巧妙解读。在这本书的序言中，斯特劳森以一种更谦逊的方式说了大致相同的话，我一直把这看作对我这种态度的认同。斯特劳森在序言中说：

任何读到它的康德学者很快都会发现，这绝不是一本历史哲学学术专著。我没有勤勉地对文献做全面研究：康德的那些没那么知名的前辈的著作、他自己的次要作品，或者接下来的两个世纪所产生的大量评注。我是为那些像我自己一样的学生而写的，我们带着对极大洞见和巨大困惑的混合感觉，阅读并反复阅读《纯粹理性批判》。我试图呈现一种清晰、简洁和统一的解释，这些解释至少获得了那些现存文本的有力支持，这些文本代表着《纯粹理性批判》包含的思想体系。

既然提到了斯特劳森的谦逊，我忍不住想讲一个故事，这是他忠实的学生、《感觉的界限》编辑鲁比·米格尔（Ruby Meager）告诉我的。在一个有雾的夜晚，米格尔开车送自己的偶像斯特劳森和他的妻子回牛津。当时路边反向停着一辆开着车头灯的卡车，当米格尔意识到自己正朝着灯光驶去时，她猛打方向盘，用力刹车，但太晚了，他们与卡车迎面相撞。三人都轻微受伤。在医院里接受治疗时，他们交流了彼此在预见到即将发生碰撞时，在那漫长的一两秒钟里，脑中闪过了什么念头。米格尔坦言，自己当时想的是，自己即将害死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和他的妻子。斯特劳森夫人说她的想法是，在头撞到挡风玻璃以前“我必须遮住我的脸”，而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她做到了。她们问斯特劳森，他承认他当时有两个想法：第一个是“我会没事的，我坐在后座”；第二个是“这不是一个绅士该有的想法”。

哲学家并不总是绅士，该领域中的女性也并不总是淑女。在我投身哲学领域的半个世纪里，时代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我最初15年的哲学探索中，这个领域由男性支配（我有意使用“支配”这个词），英语世界里则由那些男性“分析哲学家”支配—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欧陆哲学家，他们在大学讲台上教授哲学（我也是有意使用“教授”这个词）。这种对比可能非常鲜明。分析哲学家往往思想枯燥、有条理，对逻辑有足够的了解，在他们的论文中大量使用这样的公式：

（彐x）（彐y）（x是一次爆炸&x与锅炉有关&y是一次爆炸&y与锅炉有关&x≠y）

唐纳德·戴维森

《永恒事件与短暂事件》

(Eternal vs Ephemeral Events)

《努斯》（Noûs）第5卷第4期，1971年11月

或者是这样的推理：

诺布（Nob）假定只有一个女巫使鲍勃（Bob）的母马遭灾，并且诺布想知道以下情况是否属实：只有一个女巫，诺布假定是她使鲍勃的母马遭灾，并且她弄死了科布（Cob）的母猪。

丹尼尔·丹尼特

《吉奇论意向同一性》

(Geach on Intentional Identity)

《哲学杂志》第65卷第11期，1968年

是的，我过去能这样写作，现在也依然可以，但我选择不这么做。过去的分析哲学家会宣读完全写好的论文，也许还会为听众提供讲义，其中包含几十个带编号的公式，以供讨论。我们会做好心理建设：论文可能会被某个眼尖的自作聪明者挑刺，他或她会找出论文潜在的不当之处或者隐蔽的矛盾（天啊，别这样！）。我们是认真的。相比之下，欧陆哲学家则不那么有条理，他们有时会故意用晦涩的语言滔滔不绝，迫使温顺的听众去理解他们，他们并不预期会受到任何无礼的质疑。我常常想知道，一个人是如何成为欧陆哲学教授的？他们怎么能做到在讲台上宣布自己的哲学思考，却不担心被反驳的？

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分析哲学的“老男孩俱乐部”统治了这个领域数十年。我曾考验一些同事，让他们说出一位重要的在世哲学家，其博士学位不能来自常春藤盟校、牛津大学或剑桥大学、芝加哥大学或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第一个有趣的点是，我询问的那些人大多知道那些著名哲学家在哪里完成了他们的研究生学业。第二个有趣的点是，他们用了很长时间才想出一个反例。希拉里·普特南在1951年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获得博士学位，汉斯·赖欣巴哈（Hans Reichenbach）是他的导师，此前普特南曾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和哈佛大学学习。除普特南之外，我想不出在那个时代还有哪一位同样拥有如此“非主流”博士学位的杰出分析哲学家。

不过，不是所有常春藤盟校的哲学系都一样。1963年，匹兹堡大学得到了一大笔捐赠，他们用这笔钱聘用教师，从耶鲁大学哲学系挖走了威尔弗里德·塞拉斯和一批杰出的逻辑学家，留下了明显非分析性的一群人。这群人随后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雇用了一些他们自己的博士生。结果，这个系变成了一个“近亲繁殖”且与世隔绝的学者群体。坦率地说，大多数分析哲学家、许多耶鲁大学的学者以及行政人员都认为，这是一件令人尴尬的事。连续几任耶鲁大学校长都试图改革和重建这个系，但均以失败告终，还引发了很多怨恨。我的朋友罗伯特·福格林（Robert Fogelin）是耶鲁大学在被挖墙脚之前培养起来的博士生，他被安排进了耶鲁大学哲学系，但他的资历太浅，无法完成任务。我清楚地记得，在台球桌旁喝了几杯啤酒后，他跟我讲自己的梦想：把所有资深同事排成一排，然后用机枪扫射他们。

另一位在被挖墙脚之前培养出的耶鲁博士生—我的朋友露丝·马库斯（Ruth Marcus），也被耶鲁请了回来。没有比马库斯更泼辣和精明的人了。她是一位杰出的逻辑学家，多年来一直担任美国哲学协会的董事会主席。耶鲁大学哲学系把她召回，希望她能打破僵局。尽管她使出了浑身解数，最终还是铩羽而归。我曾听她讲过一件趣事。1998年，第二十届世界哲学大会于波士顿举行，科普利广场酒店和会议中心挤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数千名哲学家。这家酒店位于一个高档购物中心的中央，周围是蒂芙尼、古驰等名牌店铺——我们这群不整洁的人和许多富裕的波士顿人混在了一起。我遇到马库斯，她笑着向我走来，告诉我一段刚刚在电梯里无意中听到的对话。“你觉得这些奇怪的人都是谁？”一位主妇问道。“我不知道，”她的朋友回答，“但我可能想明白了。我觉得这是一场流浪汉的大会！”在塔夫茨大学，每当哲学系的职位出现空缺时，我们就会收到数百份申请。作为一个非正式策略，每当我们打算“押宝耶鲁”时，几乎总会面试一两名来自耶鲁的顶尖候选人（按他们的标准）。就我所记得的，除了一个例外，他们无一不令人失望：愚蠢、傲慢、自视甚高、夸夸其谈，不知道他们的底气从何而来。针对他们的所作所为，雨果·贝多和我创造了一个用语：耶鲁空谈。尼采专家迈克尔·格林（Michael Green）是个例外，我们聘用了他。要是他愿意留下来，他本可以获得终身教职，但几年后他离开我们，去了法学院。他告诉我，经过思考，他无法接受在之后的学术生涯里，都得和欧陆传统的学者打交道。他最终出版了一本关于尼采的重要专著，如今任教于威廉玛丽学院的法学院。

1979年，分析哲学家的霸权蒸发了。在波士顿举行的美国哲学协会东部分会会议上，发生了一场“政变”，发起者主要是美国人，但他们属于欧陆传统的哲学家，自称多元论者。我好奇，如今有多少年轻的哲学家和研究生听说过此事。在当时这可是一场学术地震。面对“分析庞然大物”（analytic monolith）成员给予他们的轻视，这些哲学家感到沮丧。研究了美国哲学协会的章程后，他们发现，几十年来，提名委员会每次都只提出一位副主席候选人，这位候选人会在欢呼声中当选，随后在次年成功接任主席。尽管如此，规则允许直接从会场提名候选人中进行实际选举！多元论者秘密地凑齐了他们的候选人名单，准备对议员和其他官员发起挑战。他们确保他们的成员均已就位，打算一起涌入参加人数不多的会议，接管美国哲学协会东部分会。会议开始前约半小时，他们的保密工作出现了漏洞：有传言说一场“政变”即将发生，我们这些“分析庞然大物”成员在酒吧里被召集起来，匆匆赶往会议现场，试图抵御这场篡夺。理查德·罗蒂是那年的主席，具有讽刺（这是他最喜欢的话题之一）意味的是，他作为“分析庞然大物”领导人中最具包容性和开放性的一位，主持了这次会议。托马斯·内格尔则沉着冷静地履行了自己作为议员的职责。会议中有候选人演讲和反驳的环节，其中最令人难忘的是马库斯的反驳。她的耶鲁大学同事约翰·史密斯（John Smith），一位宗教哲学家和神学家，是多元论者的候选人。马库斯直截了当地抨击了他的整个职业生涯、他的性格、他的专著。在公共场合，我从未听过一位哲学家如此言辞激烈地评价一位同事，在私下也很少见。

我们输了。当权派提名匹兹堡大学的科学哲学家阿道夫·格伦鲍姆（Adolf Grünbaum）担任新的副主席。由于不想冒犯无辜的格伦鲍姆，获胜的多元论者在次年再次提名并选举格伦鲍姆为副主席。如此一来，1982年他终于得以发表自己的主席演讲，原本预期更早就能发表。他并没有平和地接受这一橄榄枝。格伦鲍姆猛烈抨击弗洛伊德是个不科学的装腔作势者，他以此而闻名，他的主席演讲体现出典型的格伦鲍姆风格。他的演讲结束时，我碰巧跟着一群多元论者走出大厅，一个缺席的多元论者问格伦鲍姆的演讲怎么样，我无意中听到了这样的回答：“恶劣、野蛮且冗长。”

此后，美国哲学协会的议程充斥着由特定哲学家写的关于特定主题的论文。在多元论者“政变”之前，这种论文绝不会被选中。这是件好事吗？是的，一些“分析庞然大物”成员说，因为这意味着会议期间他们能毫无负罪感地在酒吧里消磨更多时间。其他人说，是的，因为正义站在多元论者的一边。我的判断是复杂的。不过，美国哲学协会公布的会议议程列出了几十场报告，它们的标题非常适合拿来恶搞。最近我浏览了一些标题，想找一些来做匿名“改进”。问问你自己，看了这些标题后，还想不想去听这些报告：

《历史的不可言说性与单一性自我的问题》

《辩证侵蚀：屈辱与完整性》

《关系主义本体论能否通过递归元理论避免不连贯性》

《艺术即战争：自主性的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