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一个国民党少将的命,还不如一把生了锈的铁锁值钱。
尤其是在这杆枪说了算的年月,脑袋别在裤腰带上,指不定哪天就不是自己的了。
1949年5月1号的杭州,天还没亮透,城外解放军的炮弹就跟不要钱似的砸过来,那动静,像是要把天给捅个窟窿。
城里头,一座关着“要犯”的监狱,反倒是死一样的安静。
戴中溶,胡宗南跟前的大红人,堂堂少将,这会儿正跟一堆发了霉的烂草挤在一块儿。
他耳朵里灌满了炮声,心里却在琢磨另一件事:啥时候轮到自己挨那颗黑枪子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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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时候,牢门那儿传来“咔哒”一声轻响,特别不起眼,但在这种地方,比打雷都吓人。
戴中溶猛地抬头,盯着那扇关了他好几个月的铁门。
门上的大锁头,居然没锁死,虚掩着,留了条缝。
门外头,走廊里黑黢黢的,一个人影都瞧不见。
这到底是看守跑路前忘了锁门,还是上头又想出了什么新花样,故意钓鱼,等他一出去就地正法?
这道选择题,比他在胡宗南那儿处理的任何一份军机要务都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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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事儿得从头说起。
时间往前倒大半年,1948年秋天,那时候老蒋的家底就已经快败光了。
东北那边打得稀里哗啦,整个国统区人心惶惶,跟得了瘟疫似的。
杭州城里,气氛更是压得人喘不过气来。
戴中溶当时在胡宗南的机要室当副主任,说白了,就是“西北王”的贴身秘书,脑袋里装着一堆不能说的秘密。
他见多了高层那帮人怎么为了点权互相下黑手,也看够了前线的兵怎么一茬一茬地白白送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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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心里那杆叫“信仰”的秤,早就歪了,只是他自己还没意识到,这艘破船沉得会有多快。
那天傍晚,天都快黑了,几个人高马大的便衣直接踹门闯进他家。
什么逮捕令、什么文件,一概没有,只有一副冰凉的手铐和一句“跟我们走一趟”。
到了审讯室,一张纸拍在他脸上,是他一个“好同事”写的黑材料,说他偷拍军事文件,有“通共”的嫌疑。
在那会儿,老蒋的话就是圣旨:“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
你就是浑身长满了嘴,也说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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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么着,一个少将,连个正经审判都没有,就被扔进了杭州监狱。
这地方,关的都是些政治犯和准备枪毙的重犯,是旧时代崩溃前最后的绞肉机,进去的人,能囫囵出来的没几个。
杭州监狱那地方,高墙拉着电网,墙头上架着机枪,跟个铁桶似的。
戴中溶被分到“特级囚室”,每天两顿饭,是能把牙硌掉的窝窝头,外加一桶水,喝也用它,洗也用它,水里头还飘着些不知道是啥的玩意儿。
不过,作为“特级犯”,他倒是有个别人没有的“优待”——看守给了他一支铅笔头和几张草纸。
这支笔,成了他在黑暗里唯一的念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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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开始偷偷写日记,记下身边发生的事。
今天隔壁牢房的人被拖出去了,再也没回来;明天西边墙上,又多了一道白粉笔画的杠,那一道杠,就代表一条人命。
他日记的第一句话是:“又少了一个,墙上的名字又添了一笔。”
他这不是在写日记,是在给这个吃人的地方立个罪证。
就在他快绝望的时候,一件事让他心里又亮了点光。
监狱里有个姓张的老狱警,以前在胡宗南的部队里当过兵,居然认出了他这个“少将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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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张不敢多说话,但每次巡逻路过他牢房,都会趁别人不注意,从口袋里摸个热乎点的窝头塞给他,或者压低了嗓子说几句外面的事:“听说,徐州那边也守不住了”“南京城里头,乱成一锅粥了”。
这些零零碎碎的消息,让戴中溶知道,外面的天,真的要变了。
解放军的炮声一天比一天近,他明白,光在这儿等死,肯定是死路一条。
他得想办法自救。
有一次上茅房,他把一张用尿液写了密语的报纸边角塞进墙缝里,上面写的是“铁窗难锁光明,向我骨肉报平安”,希望能联系上外面的地下党。
结果,这次冒险换来的是一顿毒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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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条被发现了。
他被拖进审讯室,烧红的烙铁直接摁在他背上,一股皮肉烧焦的糊味儿立马散开。
他疼得把嘴唇都咬烂了,血顺着嘴角往下淌,就是没吭一声。
这顿打,反倒让他彻底想明白了:自己以前效忠的那个玩意儿,早就没了人形。
没过多久,一张判决书送了进来,彻底断了他最后的念想。
胡宗南确实去替他求过情,可换来的是老蒋亲笔批示的“十年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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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中溶在日记里苦笑,写道:“这世道,哪还有什么公理,人命轻得跟草一样。”
他知道,自己被彻底扔掉了。
转眼到了1949年5月1号凌晨。
解放军发动总攻,国民党守军兵败如山倒。
监狱里也炸了锅,看守们疯了一样烧文件,搬东西,乱糟糟地准备跑路。
那天中午,饭都没人送了。
整个监狱里,除了囚犯们饿得发慌的肚子,就剩下无尽的等待。
到了晚上,外面的枪炮声、爆炸声响成一片,监狱里反而安静下来,连个巡逻的脚步声都听不见了。
然后,就是那把松动的锁。
戴中溶没多想。
他一把推开门,跟隔壁几个胆子大的囚犯,猫着腰,顺着墙根往外摸。
狱警办公室里,文件扔了一地,走廊那头,一桶汽油正在烧,火苗子窜起老高,这是那帮人撤退前放的火,想毁掉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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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绕过火堆,跑到监狱大门口一看,好家伙,大门敞着,岗哨上一个人都没有,值班室桌上的窝窝头甚至还冒着热气。
一脚踏出监狱大门,一股带着硝烟味的凉空气灌进肺里,那感觉,就一个字:爽。
远处,几个穿着解放军军装的战士,正在拆墙上的电网。
可危险还没完。
旁边一个刚逃出来的囚犯大喊一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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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漏网的便衣特务,也不知道从哪个犄角旮旯里钻出来,正举着枪朝他们这边冲。
戴中溶好几个月没正经吃过饭,身子虚得很,下意识就往旁边一扑。
说时迟那时快,旁边暗处闪出一个人影,手里寒光一晃,那个特务闷哼一声就倒了。
“戴同志,快跟我走!
我们找你很久了。”
扶起他的是个年轻人,叫李明,是地下党的联络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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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刻,戴中溶才明白,自己这不是逃难,这是回家了。
在城南一户普通人家里,戴中溶见到了地下党的负责人。
对方没跟他多客套,核实身份的过程很严肃。
戴中溶拿出了那张早就作废的少将委任状,而负责人递给他的,是几页他狱中日记的复印件。
“给你送窝头的老张,是我们的同志。”
负责人一句话,把戴中溶心里的疙瘩全解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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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他写下的那些东西,都被老张冒着掉脑袋的风险,一点点传了出去。
他的名字,早就在组织的营救名单上了。
两天后,也就是5月3号,戴中溶接到了一个他做梦也想不到的任务。
华东局社会部的一位领导找到他,对他说:“你对杭州监狱熟,现在需要你回去一趟,参与接管工作,帮我们清点档案,找找失踪同志的下落。”
从这座监狱的囚犯,变成它的接管者,这身份变得太快,充满了说不清道不明的滋味。
戴中溶二话没说就答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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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又回到了那座阴森森的院子,但这一次,他是以一个清算者的身份回来的。
在被烧得乱七八糟的档案室里,他凭着记忆,从一堆废纸底下翻出了一本被藏起来的登记簿。
封皮上写着“秘密处决”。
翻开来,上面密密麻麻全是名字,都是被特务秘密杀害的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足有上百人。
其中一个名字,他记得,是个年轻的大学生,被捕前还跟他聊起过家乡的油菜花,结果没能等到天亮。
随后,工作组在监狱西墙下挖开泥土,一具具白骨露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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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中溶亲眼看到,几乎每一具骸骨的后脑勺上,都有一个弹孔。
他亲手整理这些档案和遗骨,他知道,自己做的不是简单地揭露罪行,而是要把那些在黑暗里无声无息消失的人,把他们的名字和尊严,一个个找回来。
后来,戴中溶被调到华东局的情报部门工作。
在他的新办公桌上,一直放着那把从杭州监狱牢门上卸下来的铁锁,锈迹斑斑。
他时不时会拿起那把锁,在手里掂量掂量。
窗外,杭州城车水马龙,充满了新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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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民党少将到共产党功臣——戴中溶传奇》,载于《红岩春秋》2012年第6期。
《杭州解放前后的监狱斗争》,杭州市档案馆馆藏资料。
戴中溶个人回忆录部分章节,转引自《党史文苑》相关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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