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装江苏“钞能力”

一个繁体的“鹽”字，写满了中国古代财政史。

左上角的“臣”，代表官员看管；右边的“人”和“卤”，是盐民和原料；下面的“皿”是容器。

官家监工，盐民劳作。这个字从一开始就注定，盐是帝国的“摇钱树”。

而在古罗马，盐甚至可以当作军饷发放给士兵。英文“薪水”（salary）一词，正源于“盐”（salt）。

小小一粒盐，在中外都堪称硬通货的存在。

盐城新滩盐场航拍

2025年下半年，江苏持续举行“坚决扛好经济大省挑大梁责任”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其实江苏作为历史上的财赋重地，“挑大梁”的担当，早已在千百年的历史浪潮中铸就，尤其是淮盐，堪称支撑历代王朝财政的擎天玉柱。

《淮盐画传》中写道：“天下大计仰东南，而东南大计仰淮盐。”从唐宋至明清，淮盐供养了近半个中国的财政，盐运网络更带动沿线城市繁荣，使江苏稳居国家经济核心区之列。

作为“钞能力”的源头，白花花的淮盐也拆出了今日“散装江苏”的格局：淮盐产销运管集中的苏中苏北地区因盐而兴，催生了诸多名镇大邑；而苏南则更早转向工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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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的钱袋子

千里淮河奔流入海，在黄海之滨冲刷出片片盐场。

所谓“淮盐”，就是江苏沿海地区所产之盐的总称，因为淮河横贯盐场而得名。主产区涵盖今天的淮安、盐城、南通、泰州、连云港等地，行销范围覆盖长江中下游六省。

淮盐的规模化生产，最早可追溯到春秋时期，吴王阖闾命人在海州、扬州、苏州以东沿海地区“煮海为盐”。

淮盐对苏北的赋能，在西汉初期就已展现出惊人威力。

据《淮盐画传》，当时扬州作为吴王刘濞的封地都城，其核心产业就是“煮海为盐”。盐业带来的巨额收益，让吴国拥有了抗衡中央的经济底气。

刘濞甚至能在封地内废除农业税，却依旧维持国家富庶，财富当天下之半。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马俊亚认为，吴楚七国之乱的最终失败，并非经济不足，而是军事战略的失误。

章朝阳、穆家良主编的《淮盐画传》

唐代以降，随着国家财税重心南移，朝廷加强了对两淮盐业的管控，用来充实国库；宋代尤其依赖盐税，南宋时期更有“南渡立国，专仰盐钞”的说法。

到了元代，盐利一度占国家总收入的一半以上，而淮盐又是各盐区产量最高、税收最多的，“独当天下之半”。

明清两代，两淮盐税依旧是国家的钱袋子。盐业不仅催生了庞大的盐务官僚体系，还造就了一批富可敌国的盐商。

总商江春领导两淮盐业近半个世纪，乾隆六次南巡他均全程迎驾，以布衣之身与天子相交，连乾隆都惊叹：“盐商之财力伟哉！”

扬州盐商富甲天下，百万家产只能算“小商人”。他们在园林建筑、文化供养上一掷千金，使扬州成为全国仰慕的经济文化中心。

像马曰琯、马曰璐兄弟，藏书百万卷，向四库全书馆献书七百多种，成为盐商推动文化传承的典范。

《江苏文库·史料编·平山堂图志》

02

因盐而兴，两种命运

江苏虽然直到清康熙六年（1667年）才正式建省，但“十三太保”的散装基因，早在淮盐主导的经济格局中已经埋下伏笔。

从商朝到唐宋，差不多三千年，地理上的苏北位于黄淮之间的冲积平原，土肥水好，一直是全国经济文化的C位。

南宋是江苏经济格局的转折点。苏北以淮河为界，地处宋金对峙的前线，加上“黄河夺淮”引发频繁洪涝，经济发展受阻，苏南地区开始崛起。“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正是苏南经济地位上升的体现。但淮盐始终是苏北经济的支柱，一直到明清，两淮盐税还顶全国半边天。

《江苏文库·史料编·淮南中十场志》

在1895年清政府允许民间创办企业之前，淮盐作为朝廷严格管控的“官营支柱产业”，对苏北经济的塑造力远超想象。

淮南盐场开发历史最久，淮北盐场生产规模最大，一起撑起淮盐的供给端。

历史上，泰州、盐城、南通都是十分重要的淮盐生产基地。北宋在东台（当时属泰州）设西溪盐仓，管着淮南十个盐场，吕夷简、晏殊、范仲淹都在这里当过盐官，人称“西溪三杰”，他们后来都官至参知政事，地位相当于今天的总理副总理。盐政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东台市西溪盐仓监与犁木古街 张晓晖摄

南宋时黄河夺淮，海岸线向东扩展，淮南盐场离海越来越远，煎盐晒盐都不方便，淮北盐场开始兴旺，海州（连云港）逐渐成为淮盐主产区。

但官营专卖制度之下，盐业对地方经济的刺激作用被大幅限制。盐民没有人身自由，他们干最累的活儿，挣着最少的钱：

原盐卖给盐商，才一两文钱一斤；盐商通过垄断经营，转售到苏南、皖南、鄂湘赣北部，价格飙升几十倍，运到汉口的盐，可以卖到60文一斤。

产利分离，盐城、连云港等沿海地区沦为“资源富、地方穷”的典型。

与海岸线的画风迥然不同，大运河沿线的扬州、淮安等苏北腹地城市却富得流油，繁华程度一点儿不输今天沪宁线上的苏锡常和上海。这是因为大运河自唐朝以来就是帝国运输的大动脉。

明清两代，扬州是两淮都转运盐使司驻地，管着通州、泰州、淮安三个分司，还管理两家“盐票认证中心”。这个机构直接隶属中央，专门管理两淮盐务，一把手盐运使是从三品的高官，级别比从四品的扬州知府还要高两级。

因为这个衙门，全国盐商都往扬州跑，在这里建豪宅、捧文人、钻研吃喝，把扬州打造成那个时代的一线城市。

位于扬州仪征的十二圩，是淮盐的总仓库，常年堆盐10亿斤，每年运出去的盐有15万吨，占全国三成以上。这让十二圩人气爆棚，鼎盛时住着十几万人，商铺遍地。

嘉庆道光年间的上海地方志记载，当地民间的奢靡之风，正是效仿扬州、苏州而起。那时的上海还未崛起，扬州才是全国的“富贵样板”。

再说淮安，运河与淮河在这里交汇，是“南船北马” 的交通枢纽，也是明清漕运总督府的所在，官商往来络绎不绝。

加上运河、黄河、洪泽湖在这里交汇叠加，水域纵横、四通八达，缉私难度极大，给私盐流通开了“方便之门”，这也进一步激活了当地的商贸活力。

淮安的王家营，一到秋闱、会试，居民纷纷将住宅改为临时客栈牟利；当地的车骡厂，都配有武艺高强的镖师护航，声名远播，妥妥的全国物流中心。

03

盐地革命

淮盐对江苏格局的重塑，在近代达到新高度。

1894年，慈禧太后六十大寿开了恩科，江苏一下子出了三位进士——状元张謇、海州沈云沛、如皋沙元炳。他们联手做实业，相互投资、彼此支撑，形成一个影响江苏发展的“铁三角”。

他们干得最响的一件事，就是废灶兴垦。简单说，就是把沿海的老盐场改造成农田。

从1915年开始，在张謇的带领下，南起长江口吕四场、北至海州南陈家港，整个江苏滨海地区掀起了招股集资办盐垦公司的热潮。前后成立了70多家盐垦公司，开垦农田2000余万亩。

这些公司不只种地，还大规模修水利、种棉花，极大推动了苏北经济发展与生态治理。

因为废灶兴垦，盐城、连云港彻底从盐业转向农业，迈进了现代化。南通更猛，靠着这波机遇在全国率先完成工业化，经济发展势头一度压过无锡和常州。

更难得的是，这些盐垦公司不只搞生产，还建医院、办学校，渐渐形成了一个个新型的小集镇，仿佛一粒粒珍珠镶嵌在海岸线上。像大丰公司，后来索性发展成一个县级市，东台则成为江苏第一大县，面积与镇江差不多大。

04

彪悍的“盐因”

传统认知中的“重农抑商”，在马俊亚看来并非全貌。普通老百姓世代经商，并不会遭人轻视；世代种田，也未必就受尊重；权贵涉足商业，更没人敢说半个字。

清朝被查办的督抚大员几乎都曾经商，而他们经商的重要渠道之一，就是来江苏买盐引、购盐田。

所谓“重农抑商”，本质是剥夺平民经商权，让盐商凭垄断牟取暴利。明清两代虽然严厉打击私盐，但私盐贩运却屡禁不止，“尤以淮盐为最”。

《江苏文库·方志编·弘治两淮盐运司志》

农民种粮，收成越多越好；盐民制盐，却产销受控，且盐商的收购价与卖出价差距悬殊，这就造成了私盐盛行。

为了保护私盐交易，苏北出现了大量盐枭，团体化地与官府抗衡。平时，他们抽头牟利、结寨自保、武装抗官。一旦天下动荡，便揭竿而起。

有一种说法，王朝末年，最不可小觑的就是私盐贩子。唐末黄巢、元末张士诚都是盐枭出身，不知名的小盐枭在苏北更是遍地都是。到了清朝末期，苏北围寨林立，寨主多是身兼大地主与保安团团长的地方势力，手中掌握数百上千条枪支并不罕见。

马俊亚认为，苏北人性格中的彪悍，与盐密不可分。

明初，朱元璋为恢复受战乱破坏的淮盐生产，同时也是为了惩罚支持竞争对手张士诚称王的苏州富户，将吴中众多世家大族迁往两淮，史称“洪武赶散”，这客观上使得当地人口骤增，优化了人口素质。

苏州玉皇宫供奉的张士诚像 张晓晖摄

但苏南人也非天生文雅。两汉至六朝，苏南同样民风彪悍。吴王好剑，出土的大量吴王剑就是明证。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吴王好剑客，百姓多疮瘢”，老百姓身上好多剑伤疤痕，就生动描绘了吴地的尚武之风。那时苏南苏北民风并无显著差异，直到北方士族大规模南迁，苏南才兴起崇文之风。

值得一说的是，虽然经历了“洪武赶散”，但苏州至今留存着玉皇宫、张吴王墓、张吴王纪功画像石刻等遗迹，还流传“烧九四香”祭祀张士诚的民俗，以此纪念他在统治苏州期间施行的仁政。由此可见，苏南人骨子里的刚烈之气，千百年都未曾稍减。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陈曦/文 于茜同/视频

图来源于《淮盐画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