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成都造 货殖天下的熙熙古今‖明戈 梦溪

成都造

货殖天下的熙熙古今

明 戈 梦 溪

从锦江春色中浮沉的万里商船,到交子楮纸间跃动的金融智慧,成都的商业基因早已深植在两千多年城市文化的肌理之间。昔日“扬一益二”的盛况,不仅烙印在锦江畔的漆器工坊之上,还氤氲于青城山、蒙顶山间的蜀茶清香之间,亦闪烁在邛窑省油灯古朴却内含无尽巧思的釉光里。这些古代“成都造”以其精工与实用,构架起了天府之国的商业经纬。

千年商脉绵延传承,今日成都正以崭新业态续写繁华。当传统漆艺化作AI智能的精准代码,当蜀茶清香融进创新药剂的分子结构,昔日漆光釉影在光伏与新能源上焕发新生……从手工业的匠心到高新科技的锐意,成都的商业精神一脉相承——既有对品质的坚守,更有面向未来的开拓创新。

纵览中国古代成都特色商品的流变,我们得以窥见这座城市的活力之源。它们如何从地域物产蜕变为商业符号?其间又隐藏着怎样的文化底蕴与创新密码?

“四大名旦”

商路上的美学载体

漆器、丝绸、银花丝与瓷胎竹编,是成都传统手工艺品的“四大名旦”,从几千年前起,这些手工艺品不仅是蜀道商路上的抢手货、紧俏货,还是蜀地美学的载体,向全国乃至世界,展示着蜀地亮而不俗、精且清雅的审美情趣,如今成都手工艺品的“四大名旦”均入列非遗名录,在新的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成都漆器是成都最古老的手工艺品之一,也是我国最早出现的漆艺之一。从先秦时期开始就已风靡蜀地,与北京漆器、福建漆器、扬州漆器、广东阳江漆器并称为全国五大漆艺。从金沙遗址以及成都商业街船棺出土的漆器文物可见,跨越几千年的时光后,漆器的漆面依然色彩亮丽,图案纹饰清晰,显示出成都漆器的高超工艺。成都漆器以实木为原料作为各种家具或工艺品的坯胎,以天然生漆(俗称土漆)漆制,配以精美图案,漆面光泽细润,尽显富贵典雅。成都漆器尤以雕花嵌彩工艺独树一帜,图案清雅瑰丽,漆面古色古香而为人称颂。近年来创造的透明隐花、银花嵌花、螺钿镶花和印花、变图等新工艺,使产品更加光彩夺目。

成都纺丝织绣的历史同样久远,甚至已经成为本地的文化符号。蜀地的蜀,正是从蚕桑的图形演变而来。许慎的《说文解字》中说:“蜀,葵中蚕也,从虫,上目象蜀头形,中象其身蜎蜎。”意思是说“蜀”就像一只在桑叶上爬行的蚕。由此可见古蜀国之所以称为蜀,与蚕桑丝绸可谓是密切相关。汉代的丝绸之路,是我国最古老的商路之一,不仅架起了东西方商业、文化的交流大通道,同时也将地处西南的巴蜀大地推向了对外开放的前台。《史记》记载,早在春秋时期,蜀地即有帛运销到越地和秦,在南北丝绸之路之间,成都则是名副其实的丝路重镇,它不仅是北方丝绸之路的重要商品生产地,同时也是南方丝绸之路的起点,甚至与海上丝绸之路也有着密切的联系。成都生产的丝绸手工艺品代表——蜀锦和蜀绣,沿着南北丝绸之路北销南运,成为中国高端的特色商品之一,深受国外消费者的喜爱,甚至流传下了“一匹蜀锦10两金”的传说。

蜀锦

早在殷商时期,成都就已经开始制作金银器产品,到了汉代开始出现金银花丝制品,以其制作精美、技法震撼闻名一时,成为当时许多王公贵族争相购买收藏的手工艺品。为了促进蜀地金银花丝产业的发展,西汉政府下令在成都和广汉两郡设立工官督造监造金银器件,从蜀地走出的金银花丝工艺品除了入驻皇室宫廷外,还会赐给封疆大吏、有功之臣等,如今,在长沙马王堆、湖北江陵凤凰山及贵州清镇等汉墓中,乃至朝鲜平壤、蒙古诺音乌拉古墓中都曾发现大批署有“蜀郡西工”、“成都郡工官”戳印的金银器,足可见蜀地金银花丝工艺品的风靡。清代时,成都金银花丝技艺进一步发展,留有传世文物——清末民初花丝珐琅凤鸟嵌宝红玛瑙耳环、银花丝编织松鹤纹盖罐等,其繁复的工艺与质朴、清新、素雅的审美相映成趣。时至今日,成都青羊区还有一条街叫“银丝街”,可见当年成都制作银花丝的盛况。

成都传承千余年的手工艺品——银花丝 (图源:王晓璐 )

成都传承千余年的手工艺品——银花丝 (图源:王晓璐 )

瓷胎竹编又称竹丝扣瓷,是以瓷器作为坯胎,以竹丝依瓷胎为形编织的一种特色工艺品,是四川成都地区最具地方特色的手工艺品。竹编在中国是一门古老的手艺,《诗经·小雅》中有“尔牧来思,何蓑何笠”的诗句,笠就是当时的竹编产品。100多年前的成都,机缘巧合下,瓷器与竹编结缘,一个新的、集实用和观赏为一体的精美器物诞生了,这就是瓷胎竹编。瓷胎竹编一经出现,立刻风靡于世,受到人们的喜爱。举凡茶杯、茶碗、花瓶等瓷器物件,经篾丝编织,立刻旧貌换新颜,若用彩色篾丝编织出大熊猫、翠竹等图案,立刻身价百倍。瓷胎竹编所用篾丝由于选料精细,行业内有句话叫“百斤竹子八两丝”,即100斤优质慈竹可加工出8两篾丝,其价可比金银。瓷胎竹编最细的篾丝甚至可“穿针引线”。如今成都的瓷胎竹编制品,在谭代明、游伟等非遗传承人的创新发展之下,已经火爆出圈,享誉国际。

川茶铜器

茶马古道间的回响

崇山虽险,商路不绝。千年以来,茶马古道(川藏道)上骡马清脆的响铃悠扬婉转,一支支出蜀入藏的商队承载着沉重的货物,络绎不绝地穿行在崇山峻岭之间,将茶叶、丝绸、药材、布匹、五金、日用百货等从蜀地输送到今天的甘孜、阿坝、西藏等地,让这条险峻崎岖的商道不仅成为蜀地的经济通道,也成为中原文明与周边地区的文化交流通道。

茶马古道,顾名思义,最主要的商品就是茶。蜀地川茶的历史悠久,主要产自蒙顶山与青城山两座名山之间。相传,西汉时茶祖吴理真就曾在蒙顶山驯化野生茶树,开创了人工种茶先河。蒙顶山茶在“茶马古道”中属南路茶,与之齐名的是成都的青城茶,在“茶马古道”中属西路茶。

青城茶不仅历史悠久,且声誉很高。陆羽《茶经》云:“茶生蜀山青城丈人峰,为茶中上品。”《神农本草》载:“荼(荼,古通茶)生益州,川谷山陵道旁,凌冬不死,三月三日采。”青城山是道教发祥地,由道家栽种焙制的道茶,远在唐代便是朝廷贡品。历史上青城茶产生了许多著名的茶品,如“雀舌”“鸟嘴”“麦颗”“片甲”“蝉翼”“珍眉”“雪芽”等。值得一提的是,青城茶在茶马古道的千年润泽之下,已经成为藏族人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必需品,明朝学者谈修在《滴浸雨露》中就清晰地记载,当地百姓“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

英国探险家威尔逊镜头下的清代茶马古道背夫

在茶马古道上行走的骡马货架上,除了盐、茶、丝绸、布匹等货物外,铜器也是必不可少的物件。旧时成都日常生活用具很多是铜制,如洗脸用的铜盆、抽烟用的水烟袋、烧水用的铜壶,还有铜盘、铜香炉、铜门环、铜锁等等。这些铜器虽然只是生活用品,但成都铜匠手艺精湛,所制作的各种铜器造型优美,做工精细,在市场上供不应求。生活在川西北的藏族、羌族人民,对于成都造的铜器极为看重,他们用铜壶烧水煮茶,熬制奶茶,用铜锅煮牛羊肉,用铜碗盛青稞酒。铜器成了少数民族地区必不可少的生活用品,有些铜器上还錾刻有精美的花纹图案和鎏金,成为收藏家的艺术收藏品。曾经茶马古道上铜器繁华,如今在成都的城市街巷中也留有印记,东打铜街和北打铜街均曾经是成都著名的铜器生产地,见证着千年以降,成都特色商品走出四川、行销全国的商业轨迹。

文君郫筒

美酒成都堪送老

成都平原自然条件卓越,物产丰富,也因此为酿酒产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无怪当年李商隐发出由衷的感叹:“美酒成都堪送老”。细数成都历史上的美酒,见于诗词古籍者屡见不鲜,文君酒、郫筒酒、水井坊皆名闻一时,留下了许多属于自己的传说。

世人对成都酒最古老的印象,应该是源于“文君当垆”的典故。西汉时,豪富之女卓文君与辞赋大家司马相如,敢于冲破枷锁、勇于追求爱情的故事哪怕在2000年以后,也堪称一段具有浪漫色彩的传奇故事。卓文君与司马相如在一起后,在临邛(今成都邛崃)开了一家小酒馆,留下了“文君当垆,相如涤器”的经典传说,也在商业传承之下,让邛崃的酿酒产业发展成为如今中国白酒的“基酒粮仓”。据中国白酒金三角官网2025年发布的报告,2023年全国白酒总产量629万千升,四川就占了174.1万千升,将近30%。而四川的基酒核心供应地,就是有着“中国白酒原酒之乡”的成都邛崃,全国七成酒厂的基酒都从这儿采购。

成都另一个在诗词古籍上留下赫赫大名的名酒,则是产自郫都区的郫筒酒。根据史料记载,郫筒酒所用酿酒材料独特,是将三十六味中草药秘制的麦粬和酴醾花经特殊工艺酿制,然后将酒液灌入新鲜慈竹筒,用蕉叶密封,在发酵中将慈竹的清香融入酒中。这就是史书上说的“郡人刳其节,倾酿于筒”的工艺。郫筒酒的历史可追溯到三国西晋,《郫县志》载:“山涛晋初为郫令,常刳竹筒酿酴酒,郫筒之名由是而起。”经过了数百年的发展,到唐代时,郫筒酒已经名噪一时,引得无数文人大家争相品尝。诗圣杜甫来到成都后,在《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严郑公五首》云:“鱼知丙穴由来美,酒忆郫筒不用沽”;苏轼称颂郫筒酒:“所恨巴山君未见,他年携手醉郫筒”;陆游则夸赞道:“酒来郫县香初压,花送彭州露尚滋。”一直到清代,郫筒酒的制作技艺依然有所传承,李调元将其酿造之地题名为“酒泉亭”,增添了浓厚的文化气息。美食家袁枚则在《随园食单》中,将郫筒酒与天下名酒相提并论,赞其清冽甘甜,如梨汁、蔗浆般的美妙滋味。

从史料以及诗词的描述来看,郫筒酒与常见的白酒在味型上有所区别,更偏向果酒那样甘甜、清香的口感,这与成都另一个名酒——青城洞天乳酒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洞天乳酒是以青城山产的茅梨为主要原材料酿造出的低度果酒,酒色如碧玉,浓似乳汁,醇香爽口,回味悠长。距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杜甫在成都寓居时,除了品尝郫筒酒,也没忘了洞天乳酒,并写下了“山瓶乳酒下青云,气味浓香幸见分。鸣鞭走马怜渔父,洗盏开尝对马军。”来答谢好友严武的邀酒之情。

至于锦江之畔的水井坊,同样历史悠久、传承有序。1998年,中国考古学者在四川省成都市锦江畔发现了大型古代酒坊遗址——水井坊,上起元末明初,历经明清,下至当今,呈“前店后坊”布局,延续五六百年从未间断生产,“是我国发现的古代酿酒作坊和酒肆的唯一实例”,有力地佐证了明朝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烧酒非古法也,自元时始创之”的观点,水井坊也因此被国家文物局授予“1999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如今水井坊酒已是成都特色名酒之一,为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邛窑陶瓷

巧夺天工闻天下

陶瓷、茶叶、丝绸,是古代中国最著名的对外输出商品,也是中国商业发展史上最稳健的“三驾马车”。中国瓷器最著名的五大官窑——定窑、汝窑、官窑、钧窑、哥窑,因其烧制的瓷器外形精美,集实用性与艺术性于一体而深受世人青睐。可在蜀地之中,还有一座古老的民窑,在历史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它就是邛窑。

成都收藏家胡维忠收藏的邛窑陶瓷器

邛窑是中国最古老的民窑之一,始创于东晋,成熟于南朝,盛于唐、衰于宋。在800多年岁月里,在全国范围内都具备极高的影响力。邛窑烧制的邛三彩最大的特色,在于“高温、无铅和釉下彩”。20世纪90年代,邛窑发现了一只拳头大小的唐代瓜棱形水盂,那上边有着一片“火烧云”般的红艳,从专业角度来解读,这就是我国最早的“铜红”釉下彩。这种色彩的形成,来自四川土壤中独特的铜元素含量,再经过工匠精心烧制后,最终让邛窑时隔千年“一红动天下”。而该发现也改变了长期以来,陶瓷研究者们普遍认为湖南长沙铜官窑才是中国釉下彩发源地的历史。

邛窑陶瓷器的烧制技艺盛极一时,背后的匠心独运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在陆游的《老学庵笔记》中,记录了这样一件神奇的器物:“《宋文安公集》中有《省油灯盏》诗,今汉嘉有之,盖夹灯盏也。一端作小窍,注清冷水于其中,每夕一易之。寻常盏为火所灼而燥,故速干,此独不然,其省油几半。”陆游的文字,展现出的就是“省油灯”的风采。

“省油灯”的省油原理主要在于它的夹层结构,从注水口将冷水注入油灯的夹层中,在油灯燃烧之时,注水可以降低灯碗的表面温度,从而减缓油因过热的挥发速度,以此达到省油的目的。据四川大学博物馆实验数据显示,邛窑“省油灯”的省油效果平均在8%到14%之间,最高可达22.4%,省油效果会因季节的不同有所不同,夏季比冬季更好。邛窑的匠人在烧制出巧夺天工的“省油灯”后,该产品迅速流行开来,全国各地窑场纷纷仿制,今天在福建等地窑场大量出现“省油灯”的身影,在学术界被认为其源头正是来自成都邛窑。正是因为“省油灯”的抢手,在中国民间也流传着一句俚语——“不是省油的灯”,这足以说明其影响之深。

巧夺天工的邛窑省油灯(图源:邛窑博物馆)

从巧夺天工的“四大名旦”到沿古道飘香的蜀茶,古代“成都造”的魅力,源于其将实用之美与生活之智完美融合的匠心。它们不仅是行销四海的商品,更是流淌在成都城市血脉中的创新基因与商业精神。昔日,这份匠心通过丝路与古道抵达远方;今日,它正转化为驱动现代产业发展的内核动力。成都的繁华故事,是一部关于创造、流通与超越的史书,至今仍在续写新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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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成都日报》2025年11月17日第8版

作者:明戈 梦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