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语“司空见惯”里的司空是谁？他又见惯了什么？看完你就知道了

在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这个成语大家用的很多，意思是“某件事情因过于常见，早已不值一提”。

但鲜有人知的是，这个词里的司空到底是谁？他又“见惯”了什么？

风雨永贞

公元805年，此时的大唐王朝，虽名为盛世，其实早已千疮百孔。

自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宦官专权、赋税苛重，朝廷政令如空文，百姓困顿无依。

所有人都知道，这个庞然大物正在缓慢而痛苦地走向衰亡，但大多数人选择明哲保身，随波逐流。

但有那么一群人，他们不甘沉沦。

他们有学识，有理想，也有胆气，他们渴望“再造大唐”，点燃最后一丝复兴的微光。

刘禹锡，就是这其中最坚定、也最悲壮的人之一。

彼时年仅三十出头的刘禹锡，刚刚经历了父亲去世后的守孝归朝。

他天资聪颖，才华横溢，自负而不狂妄，满腹经纶却藏锋不露。

刚回到长安，就被调任监察御史，与他并肩共事的，还有他多年挚友柳宗元。

二人志同道合，意气风发，在御史台共事如鱼得水，但这并非巧合，而是有人早已布局多时。

此人，正是王叔文。

王叔文出身寒微，却因才识卓绝被太子李诵赏识，任为侍读，得以出入宫廷。

他表面温和谦恭，实则胸有丘壑，早在太子未登基时，便已与王伾等人私下筹划改革大计。

他深知，这个已经病入膏肓的帝国，若无一次痛彻心扉的手术，终将溃烂致死。

唐德宗去世后，李诵继位，是为唐顺宗。

此人虽为皇帝，却因中风常年口不能言，行不得力，政事多由王叔文把持。

王叔文趁此时机，迅速网罗朝中志士，组成改革小团体，其中便有“二王刘柳”之称的王叔文、王伾、刘禹锡、柳宗元。

他们踌躇满志，誓言要将一潭死水的朝局搅动起来，让这个病体沉疴的大唐再现荣光。

朝堂之上，一纸纸新政犹如投石入湖，整顿宦官权力、削弱藩镇割据、改革财政体制、提高监察效率……

每一项都直指旧贵族的命脉。

刘禹锡作为监察御史，更是毫不留情，犀利如刀，几番上疏直谏，连京中宦官都对他咬牙切齿。

但理想主义者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高估了自己的正义感，低估了他人对权力的贪恋。

短短146天，这场被后人称为“永贞革新”的变法运动，便在腥风血雨中轰然崩塌。

宦官翻脸如翻书，将唐顺宗软禁于内宫，王叔文的母亲忽然病故，被迫守孝，王伾突患中风，昏迷不醒，柳宗元和刘禹锡，也被列入“心腹之患”的黑名单之中。

一夜之间，昔日被称为“新风标杆”的御史台变得冷冷清清，没人敢与他们搭话，连走廊上的脚步声都变得沉重迟疑。

果然，几日后，他们八人同时接到了贬职令，被贬为地方州府的“司马”，名义上是闲职，实则流放，史称“八司马事件”。

刘禹锡的贬所是朗州，一个位于南方边陲、僻远荒凉的穷困之地。

马蹄踏碎积雪的清脆声中，他的心也一点点沉了下去。

曾经试图搅动风云的理想，如今成了朝廷不容的“逆流”，曾以为可以为天下人请命，如今却只落得天涯孤旅、囚笼独行。

多年后再回望，永贞革新只是一场短暂的梦，但对于刘禹锡来说，那却是他一生中最明亮的一段光。

风雨永贞，风停了，雨落尽，可那个站在风中、眼含热望的年轻御史，却从未在他心中死去。

仕途沉浮

刘禹锡远赴南荒，说是司马，实则清苦无权，赋闲于外。

朗州小城不大，街道泥泞，百姓衣衫单薄。

他从未想过，曾在朝堂上正言厉色的自己，有朝一日竟会被贬至此地偏隅，一身志气，无处安放。

刚到任时，他依旧维持着京城士人的规矩，衣冠整齐、坐有坐姿、书案井然。

可日子一长，他也慢慢随性了，屋檐下挂着竹篮，是渔人送来的野鱼，门口晒着黄纸，是他手抄的经卷。

他曾以为，这样的贬谪不过三两年，朝中旧党换人，新政再起，总会有人忆起他的才名。

可惜一年过去，三年过去，朝堂之上风起云涌，他却始终在这个南方的小镇中沉寂着，无人问津。

在朗州整整十年，他见惯了破庙残垣、市井烟火，也学会了如何与寂寞和平共处。

他开始为当地百姓撰写碑铭，修桥铺路，教孩童识字，也开始与山水为伴，泛舟湖上，吟诗于野。

他的诗，渐渐少了锋芒，多了沉郁，少了愤怒，多了慈悲。

直到815年，皇帝终于下诏，将“八司马”召回京城。

这次回京，不是意味着东山再起，而更像是一次政治上的“放风”。

刘禹锡回来后被安排在一个闲职，权力不大，却也不算侮辱。

他本可就此低头认命，求个安稳退路，偏偏那颗不肯妥协的心，又让他重蹈覆辙。

他写下那首《元和十年自朗州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其中一句“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直指朝中权贵，讽刺那些在他贬谪时趁势而起的小人。

此诗一出，朝堂哗然，刘禹锡再一次被贬，这次，是去播州，今贵州遵义。

播州，远得几乎已到了帝国的边缘。

当地气候潮湿，瘴气弥漫，百姓多瘴疠病，常有大员到任未久便客死他乡。

此地之险恶，几乎等同于“流放死地”。

刘禹锡本将赴播州，生死未卜，幸得老友裴度出面力争，又有柳宗元等人为他奔走呼号，最终改贬连州。

虽仍在岭南，但与播州相比，已是天壤之别。

连州虽远，却多山多水，刘禹锡在那里一住又是五年，生活极其清苦，居无定所，朝廷不给拨款，所有开支靠自己设法。

可即便如此，他也没向命运低头，他依旧教书育人，写诗作文。

819年，母亲去世，他以守孝之名，得以离开连州返乡。

三年后，守孝期满，朝廷并未恢复他的官职，反而再次贬其为夔州刺史。

夔州，今日重庆奉节，山多路陡，水患频仍，他仍旧没有抱怨，接受调令，启程赴任。

三年后又调至和州，现今安徽和县。

正是在这和州，他居于一处破旧的小屋，四壁简陋，几案无饰，却心无所累，怡然自得。

他感慨：“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写下千古名篇《陋室铭》。

这一路从朗州、连州、夔州到和州，贬官的足迹遍布南土，而他笔下的诗文也如灯火般，点亮了那个衰败王朝里，最温柔、最倔强的一角。

一个真正的诗人，从来不会在流放中老去，只会在磨难中开花。

一席筵宴

公元832年，苏州。

刘禹锡一袭青衫，刚抵苏州赴任不久，行囊未卸，便收到了一封墨香犹存的邀请，是李绅设宴，特地为他接风洗尘。

这位曾写下“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悯农诗人”，如今贵为节度使，风光无限。

消息传出，苏州城中文士雅客无不称羡，说是两位大诗人重逢，文坛盛事，可刘禹锡却心生踌躇。

这份犹疑，直到他步入李府门前，才逐渐凝成心口沉甸的重石。

李府大门高悬金匾，门前侍从成行，衣袍绣纹繁复，寒光四溢。

府外街头，正有挑担农人经过，一边擦汗一边咳嗽，却连正眼都不敢瞧这奢华府第一眼。

一入府中，便如跌入幻梦，石阶铺玉，庭院植珊瑚松，假山池鱼，皆人工精雕。

沿廊而进，才见宴席所在。

厅内灯火通明，珠帘轻垂，纱帐半掩，十数位衣着鲜艳的歌妓在琵琶瑟瑟中翩然起舞，席上杯盘金彩耀目，金樽玉碗中盛满琼浆，鲜花点缀菜肴，连桌上的鱼肚都用水晶托起。

李绅居上首，一袭华服，金带束腰，鬓角已白却神采奕奕。

刘禹锡曾敬仰李绅，那个写“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的李绅，那个劝诫世人惜食悯农的李绅。

可此刻，那个人却端坐在锦席之上，笑看歌舞，举杯自如，早已无“悯”之念，唯余“享”之态。

更叫他惊异的，是宴中安排，未过片刻，李绅竟命一名歌妓落座刘禹锡身旁，轻语劝酒。

刘禹锡眉心微蹙，低声道：“我一介布衣，怎敢令佳人献艺。”

那一瞬间，他想起十年前在朗州夜半读书的清寒岁月，想起连州雨中泥泞的山路，想起夔州瘴气弥漫中自己如何为一名民妇治病，想起和州那间“陋室”中，门无杂宾，唯余书声朗朗。

而今，他竟要在这样的场合写诗给歌妓佐兴，仿佛一个玩物被钦点才情，那等风骨，被随意挥霍。

夜宴散时，李绅半醉，拊掌称快：

“今日诸位尽兴，真乃三美，美酒、美人、美文皆备！”

刘禹锡起身辞别，行至门前，回首看了一眼那金碧辉煌的府邸。

灯火照壁，舞影犹存，可在他心中，早已是一片废墟。

这不仅是李绅一个人的堕落，而是一整个时代的缩影。

而他，刘禹锡，还能否守住那一丝不改的初心？

不久后，他提笔写下那首讽世之作，《赠李司空妓》。

“高髻云鬟宫样妆，春风一曲杜韦娘。司空见惯浑闲事，断尽苏州刺史肠。”

诗中有歌妓的艳妆，有宴席的沉醉，也有他这位苏州刺史的肝肠寸断。

那句“司空见惯浑闲事”，写的是李绅的麻木，却也是一记重锤，打在天下文士的良知之上。

“司空”原是官职，而李绅，正是曾任司空之人，世人称他为“李司空”。

这一句表面上说的是“这类排场李司空早已习以为常，不足为奇”，但内里却是冷嘲热讽。

刘禹锡将“习以为常”的冷漠，以“司空”之名钉在李绅的身上。

你见惯了金樽玉馔、见惯了丝竹管弦、见惯了美色如云，也见惯了百姓疾苦、朝廷腐败，却只对前者沉醉、对后者麻木。

这“浑闲事”三字，不是淡然，而是讥刺。

你李司空，真的觉得这一切只是寻常？那是你见惯的世界，可是对我，却如断肠之痛。

末句“断尽苏州刺史肠”，是全诗的情绪爆发。

刘禹锡自嘲为“苏州刺史”，看似谦卑，实则一记反拳。

他不是普通官员，而是一个胸怀苍生的文士，是那个从连州、夔州一路风尘走来的贬官。

他未忘昔日改革之志，未忘百姓之苦，可眼前这一切，却将他的良知活活撕裂。

这句诗中，“断尽”二字用得狠绝，不是伤感，是悲愤。

是一个目睹帝国堕落、同僚堕落、朋友堕落的理想主义者，在良知被践踏之下所发出的沉痛之语。

讽世之笔，藏锋于柔，藏意于俗，这便是刘禹锡的高明。

他没有怒吼，没有起兵，没有争权夺位，只是写了一首诗，却让“李司空”的名字在千年后，依旧与“见惯不怪”的奢靡紧紧相连。

在那个奢靡成风、诗人沉沦的年代，刘禹锡的这一诗，如同惊雷劈开暮色，告诉世人，纵使身陷尘埃，骨中依旧有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