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勇 | 横渡印度洋65天，触摸到人性的恶与恐惧

洋流推着“玫瑰号”独木舟不停向前航行，八米长的船身，两人手动划桨，在印度洋海面上孤零飘荡。这里没有一座海岛，甚至连飞机的航线也没有，在距离任何一片大陆都超过2000公里的印度洋中心，后退和前进，一样遥远。

作为一名从80年代走过来的探险家，过去登最极限的山，刘勇也没有过无路可退的感觉。他熟悉大山，永远会给自己留一条退路。但在海上不一样，从大西洋到印度洋，刘勇直言自己触摸到了恐惧的边界，感到了全然不同的敬畏。

从海上回来的几个月后，我们在四川旅游学院山地旅游与休闲科学研究院见到刘勇。他刚跑步回来，一身休闲运动服，身材精瘦却不单薄。你很难看出他已经56岁，一举一动都透着轻盈和力量。

作为该校的院长级教授，他有忙不完的学术研究，从海上带回来的30万字日志还在梳理中。访谈开始前，他仍在零碎的时间里，与学生讨论着实验数据的分析。

我们离开他的办公室，步入满是探险装备的展厅，墙上一幅巨幅照片瞬间撞入视线。照片里的场景将我们拉回到那个傍晚，他与队友在海上划行65天后，终于在非洲坦桑尼亚进港。

他的面容尽显憔悴，体重比出发前轻了30多斤，头发和胡须都已泛白，双眼透露出人在极度疲惫后的倦怠和涣散。但他左手高高扬起的国旗，右手紧紧攥起的拳头，又将他心底的骄傲和骨子里的韧性展露无遗。

2025年7月21日，刘勇与队友抵达非洲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港口。

我们就在这张照片前落座，静静听他娓娓道来，在快门定格的这一瞬间前，那段长达65天的煎熬历程中，他是如何与无尽的痛苦相伴。

我们好奇，当一个人主动跳出舒适区，一次次将自己推向地理上的绝境和精神上的绝望中，这种近乎自虐的探险，究竟意义何在？

撰文｜了了

编辑｜玄天

设计｜天宇

图片来源｜刘勇

· 本文为《户外探险》原创内容 ·

主动失乐园

“跨洋划船只有三条路。一条路你被救援，一条路死在海上，还有一条路就是必须到达另一边。”刘勇说。

2025年5月17日，澳大利亚西海岸的卡拉封，一艘八米长的人力划艇载着四个人，缓缓驶入印度洋。这不是刘勇第一次面对大海，但每一次都像是第一次。那种源自生命本能的排斥和恐惧从未消失。

刘勇说，他对大海是恐惧的。他从小在成都长大，家不远处就是山，后来成为一名登山探险者，本职工作从事文化遗产与山地旅游研究。几十年来与山打交道，他能摸清大山的脾气，但海洋于他而言是陌生的。

2015年，刘勇第一次接触深海。那时他和几个人挤在一艘60尺的小船上，从阿根廷航海前往南极大陆，第一次就见识了德雷克海峡的“魔鬼”西风带。回来后他说，“太难了”，晕船晕得厉害，不想再接触深海了。

2015年，刘勇在南极探险。

然而八年后的2023年，他再次踏上了跨洋划船的征程——横渡大西洋。五十多天的航行，他整整大半时间都严重晕船，“人都是崩溃的。”完成横渡后，他再次信誓旦旦地说：“坚决不愿意再去了。”

28天。这是刘勇给自己总结出的适应海洋的时间。在这28天里，他会被摇晃的大海折磨的极度难受，无法进食，吃了就吐。每分钟都晃荡在崩溃边缘。

不到两年，他又接到一个邀请。三个欧洲人在找人合作横渡印度洋，已经找了七八个月。“我一查，这个是没有人干过的事。”刘勇说。

印度洋是三大洋中公认最难的，因为天气和洋流情况非常复杂，资讯很少。航行线路在非常长的时间里，周围2000公里之内没有一座海岛，连飞机的航线也没有。这意味着救援难度极大。

刘勇与队友在印度洋划行。

过去有人尝试从澳洲出发，但都是到达留尼旺、马达加斯加等岛屿就结束了。从一个大陆直接到另一个大陆的完整横渡，尚未有人完成。

他还是去了。上船后的生活条件极其艰苦。船舱狭小，除了坐着就是躺着，站不直身子。每天进舱后，脱下湿透的衣服裤子当枕头，睡袋打开里面也是湿的。“你就一直处在这样的状况下，”他说，“而且每天被风浪推着摇来晃去。”

食物是脱水食品，用海水淡化机制造的冷水泡开。“每天你只能吃一袋，因为多了吃不下。”但如果不吃，就无法维持划船需要的基本体能。

最折磨人的是湿疹。潮湿环境下，全身长满湿疹。“其他三位队友都是一颗一颗的，我是一片。”刘勇描述着湿疹带来的痛苦，每天十二小时划船，长满湿疹的皮肤磨烂后被海水浸泡。“那是非常疼痛的。你要解决这个疼痛问题，几乎是不可能。”

后来大家因为无法忍受衣物摩擦，已经不穿裤子划船了。他形容坐着划船的时候，“像一块烙铁烙在屁股上塑形一样。”到后来，唯一的办法是吃止疼药，“八个小时一片。没有止疼药，你坐都坐不下去。”

这不是刘勇第一次在探险中忍受剧烈的身体痛苦。在大西洋航行时，他在船舱里做饭，一个浪打过来，一壶开水浇在腿上。“整条腿全部都是烫伤，”他描述着，“烫伤以后，还要出去划船。大概有十几天，（疮面）摩擦烂掉流血，很容易感染”。

身体的痛苦虽然剧烈，但尚能忍受。真正难熬的是精神上的绝望。

印度洋被刘勇形容为“死气沉沉的海”。“我连生物见得都很少，鸟很少，鱼几乎没有见到。”他对比了大西洋的夜晚，“每天晚上打开灯，下面都有鱼。”这种缺乏生机的环境，加深了他内心孤立无援的感觉。

最绝望的时刻来自于方向的迷失。浪大时，船的尾舵被打掉，他们失去了方向控制能力。“就变成了公园里的那种摇摇船，你掌握不了方向。”他描述着那种无助，“有时候划了一圈，看太阳的方向变化了，发现是又转回来了，你就很绝望，觉得永远到不了。”

洋流成了他们无法对抗的力量。有时候划了很久的距离，因为洋流的方向变化，一夜之间就被推回原点。“你又不可能呼叫救援，如果说意志不坚强，我估计都跳海了。”

在印度洋上，他们遭遇过32节的大风。“25节以上就已经很恐怖了。从来没见到那么大的雨，哗打的我眼睛连个缝都睁不开。”面对八米甚至十米高的大浪，身处一叶扁舟的人，没有任何力量对抗，只能“听天由命”。

“只能希望浪下来的时候，船不要翻，或者舵不要被它打断。”但当下一个浪再来的时候，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如何形容那种恐惧呢。

刘勇说，当他坐在船头，眼见着前方强风正在形成，他和队员们安静等待着风卷起的惊涛骇浪，毫不留情地劈头盖来。风与洋流缓慢将他们推向恐惧的中心，那种折磨，就像断头台上的犯人，明知铡刀悬在头顶，却只能把脖子往冰冷的槽里送。

动机

“我超级怕死。”刘勇说出这句话时语气平静。这位完成了两次跨洋划船、数十年从事极限探险的人，如此描述自己对待生命的态度。

交谈中，“边界”是在刘勇口中高频出现的词汇。他选择两次划向深海，就是为了探索微观个体能在多大程度上适应和突破自己的边界。

这是个看似矛盾的表述：一个“怕死”的人却不断将自己置于生死边缘。刘勇转而又解释，“我寻找边界不是说我不怕死，也不是找死。我是寻找在生和死中间的意义。”

刘勇的探险生涯，要从上世纪80年代末的西藏说起。刚开始他只是个偶然接触到登山的年轻人，“那个时候外国队到西藏登雪山，我给人家做翻译、做导游，才了解什么是登山。”

在那个年代，中国登山运动刚刚起步，他跟着外国登山队学习，并展现出了与众不同的特质，“我天生对高海拔没有什么反应”，这种身体的特质让他能够更深入地走进山地世界。

刘勇早期登山。

一个令人意外的事实是，虽然适应，刘勇并非就享受这些极限环境。他深入海洋时感到恐惧，可即便对于让他成名的山地，他也直言并不喜欢。“那不是特别适合人类生存的地方，我以前常年在高海拔，也不是很享受。长期在高海拔胃也不好，心脏后期也有些问题。”

那么，为何还要一次次前往？答案或许要从刘勇的童年时期讲起。我们要说起，一个男孩儿价值观和世界观的养成。

得益于家周边的便利，刘勇从小就爱上了爬山。除了登山，他还热衷于各类运动。刘勇的母亲是老师，父亲是医生，“他们从小对我比较宽容，给我很多时间让我到处去跑。”他喜欢冒险旅行，也像很多顽皮小孩一样，打碎过邻居家的玻璃，但是父母对他容错的空间很大。这种容错的环境，保护了他探索世界的好奇心与勇气。

正是童年时期的自由，让他得以看得更远，也有机会走远一点，奠定了他如今真正的生活。“我小时候梦想是当一个外交官，因为我觉得外交官才能全世界跑”。那个年代，小学都不教英文，而刘勇的学校有一个英文实验班，这让他英文相对就比同龄人好一点。

后来他到美国念书，有了很多见识世界、与人交流的机会。虽然最终没有成为外交官，但他用另一种方式实现了这个梦想——全世界探险。

刘勇在南极滑雪登山。

刘勇早期登山。

对他来说，“走得远”不是抵达某个城市那么简单，更多是走进自然的怀抱。久而久之，探险与运动渐渐融入刘勇的日常生活，成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他是个全能型攀登者，首登并开发过30余座未登峰、雪山及大岩壁新线路，更是 “金冰镐” 奖首位华人评委。即便早年有过短暂的被品牌赞助经历，刘勇也从未想过单一地把登山探险运动当成职业。

毕竟，地球有着广阔而立体的空间，正是这份广袤，让他慢慢爱上了各类运动与探险，始终保持着纯粹的热爱。当一个领域不再契合他的期待时，他总会自然地把兴趣投向更多新领域。在海航之前，他甚至有多年的翼装飞行经验，并持有翼装飞行教练证，曾经满世界飞。

无论登山、飞行、航海，对他而言都只是探索世界的不同方式。“我做的这些所有的探险，都是基于我掌握的这些极限运动的技能，这些技能就是我的保障。”

身边的人问他，“（印度洋之后）可能还会有下一次吗？再极限一点的。”

确实，当一个人觉得自己已经抵达能力的顶点、触碰到极限时，再往前多突破一点，你的边界就会随之拓展。但刘勇心里很清楚，有些底线绝对不能逾越。

“我触摸到边界，我越过边界，我会失去生命，死掉。我没有必要做这种愚蠢的事。”

刘勇在翼装飞行。

刘勇在跳伞。

边界分好几种。一种是身体的物理边界，比如人能承受的疼痛极限，或是体重的变化；另一种是精神层面的边界，包括想象力、思考力的边界，还有面对恐惧的边界。

他很怕大海，但直到现在他才慢慢想明白这份恐惧的来源——置身大洋中央，海水是深不见底的黑色，水下五六千米的深度透着莫名的压迫感。两浪之外就见不到任何人，没有外援也没有退路。那种孤立无援的环境，真的会让人深陷恐惧。而面对这样的恐惧，他的边界究竟在哪里？这是刘勇至今仍在探寻的答案。

这种对边界的探索，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他理解世界的一种方式。“对我来说，更多的是去寻找，在物理的边界以外，思想上的边界，然后重新反思我的生活。每一次出发都是带着问题出发，带着答案回来的。”

在这个意义上，当他划着小船驶向大洋深处时，实际是走向内心的最深处。走向人性的深处。

极限与人性

“最恶劣的是人性。我觉得人性最真实的体现，一定是在极限环境下。”在印度洋上，刘勇不仅是一位划船者，更是一位在极端环境下的人类学研究者。

他带着录音笔上船，每一轮划完船进入船舱休息，他就会回忆刚才一轮观察到的事，做简单的反思和分析。这种观察和记录在日常的划行之外，增加了很多不方便。

狭窄和忙碌的小船上，必须两两轮流划船和睡觉。他描述着记录的艰难，夜晚的每一轮只能睡一个多小时，而他几乎把一半的时间都放在了录音工作上。“有时候我讲着讲着就睡着了。”

在这种极端环境下，人性的真实面毫无保留地暴露出来。刘勇特别提到了同一个船舱的“一个德国籍的乌克兰人”。“矛盾最大的时候，我就叫他出来，我想用刀把他捅死。”他们挂了很多刀在船头，是为了用来割绳子。

“在海上长时间生活，已经抛弃了陆地上的传统、社会中的规则、法律。我们的基本道德都没有了。”他提到了《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最后漂流的时候，几个人把队伍最弱的人吃掉了。在海上我完全可以想象，这种事是真的有可能发生的。”

探险接近尾声的一个深夜，他跟另一个同伴一起划船时被大浪打翻颠覆落水了，队友告诉他：“如果是那个乌克兰人跟我一起划的时候翻船了，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吗，我会把他的绳子割掉，然后我是唯一的目击证人，他就走了，就走了真的。”刘勇平静地叙述着这段对话，然后补充道：“那不是吓人，那就是你在这样的条件下，一定会有的想法。”

在这种环境下，他作为有经验的探险者，选择了“最大限度的忍让”。“因为我的目的是要完成这件事，而他没有这样的想法。”他分析着团队中的角色转变，“他是探险游客，不是真正的探险者。他以游客身份参与，我的身份也跟着变了，从探险者变成了探险向导。”

通过对比两次跨洋经历，他在思考环境对人性暴露程度的影响。“大西洋的环境虽然极限，但是没有印度洋这么恶劣，所以每个人的人性中最真实的恶，没有完全显露出来。”在印度洋上，那是真正的你，“你看不到光明的时候，人的所有的恶就出来了。”

这些观察让刘勇对探险有了更深的理解。“探险背后的秘密，有很多不堪。大家对探险家有无限的崇敬，实际上，在这背后有很多人性的恶。”他说，“极限环境下，让恶变得更真实，让善也变得更真实。”

刘勇在大西洋后写过一篇文章，题为《探险精神的消失》。他认为“传统的探险精神已经消失了”，现在的探险更多是“对自我个体的一些微观的探索”。这种探索，某种程度上就是在极端环境下对人性真相的探求。

当小船在印度洋上漂泊，当四个人被困在八米长的空间里六十五天，小船就成为了微型社会，一个观察人性的实验室。

刘勇在这里看到的，不仅是海浪和天空，更是人性在最原始状态下的真实模样。这种观察，或许比他完成的横渡壮举本身，更具有深刻的意义。

青城山下

很多人问刘勇，你是不是还要把这三大洋划完？

“我说我不想去了。”

和前两次跨洋划行回来时一模一样，刘勇对深海再度表现出了排斥。他曾经跟朋友形容两次跨洋的不同：在大西洋像开车在隧道里，前面始终有光；而在印度洋，到最后两个小时，他都不知道能不能靠岸。就是在黑暗的隧道里一直开，而且越开越黑。

上岸后的适应过程，在某种程度上比海上更艰难。刘勇描述道：“你睡在床上，突然半夜就起来，哇，船翻了你觉得，因为从船舱的悬窗里能看到光，你赶紧爬起来，想要钻出去，这个时候脚又着不了地。你要花很长时间才反应过来，哦，我原来上岸了。”

刘勇与其他三位队友归港。

上岸了一段时间后，他好似还生活在现实和梦之间。在船上只有海浪声，人类社会却嘈杂无比，他的感官也变得异常敏感：“刚回来的大概20多天，车轮与地面摩擦的声音我都听得到，哪怕发动机里喷射的声音，我都听得到。”

如今，刘勇早已回到青城山的家中，回归教授的日常生活。他日常就住在山里，没事就上山。在我们访谈结束后，他很快就要带着学生团队前往阿坝州进山田野调查。

工作中的刘勇教授。

登山早已融入刘勇的日常生活。

他依然保持着训练的习惯。周末上山骑车一整天，手都骑抽筋了。“我刚才还去跑了步”，他展示着自己的运动记录。虽然与身体条件最好的时期相比有退步，但也足以支撑他从事各种各样的探险活动。

他随时可以出发，但一切皆无定数。对他而言，很多探险目标本就是临时起意，他也不喜欢重复着同一种挑战。

他还在整理着自己的海上日记。这一场跨洋划船，在他心中有着无可替代的价值。地球上从没有这样一处环境，能让人完全脱离网络、陷入绝望，彻底告别传统生活，他觉得只有跨洋划船能实现。往回退是几千公里，往前也是几千公里，甚至可能无法抵达，你没有退路。

到了航行后期，身体的痛苦早已不值一提，绝望如影随形。这种绝境，逼着他进行前所未有的深刻思考，人反而能触及生命的本真。

而在这里，我们写他面对深海的恐惧、在崩溃边缘的挣扎、在极端环境里对人性的洞察，写他身上呈现出的极为复杂、甚至充满矛盾的内核。

我们最终要写的，就是一个现代人，如何用最古老、最艰难的方式，回答“我是谁”这个永恒问题的故事。

若你也怀揣「探险」梦想，这里是刘勇分享的三条心得：

首先，保持对未知的探索欲与想象力，

永远对未知满怀好奇；

其次，积累足够的技能与体能，

这是走出去的底气；

最后，拥有迈出第一步的勇气。

探险，其实就是在长期默默积累体能与技能的基础上，展开想象力，踏出第一步。

你最向往的探险之旅是怎样的？

又为此做了哪些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