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天王”的传世之献：“历史上最好的藏文大藏经”刻印故事

按：“丽江—理塘版”《甘珠尔》，是历史上第一部在藏地镌刻的木刻版《大藏经》，也是藏传佛教史上唯一带有汉语目录的藏文经典，被历代藏学家评价为“历史上最好的藏文大藏经”，这是关于此传世巨献的刻印故事……

丽江·理塘版《大般若经》：“木天王”的传世之献

文、图/白云苍狗

接过馆长旦正加递过来的口罩和手套，我小心翼翼地踏进了位于成都市温江区南江路的四川省蓉府藏文典籍博物馆藏品库：质地厚重的置物木架紧贴四方墙壁整齐排列，漆以喇嘛僧袍同款绛红色，海量的藏文古籍文献被分门别类地安放其上，大多裹以象征尊贵的黄色绸缎，室内偏暖色灯光普照四壁，让宽敞的库房充盈着一种视觉饱满且富丽堂皇的藏地经堂氛围。

馆藏管理部的巴桑介绍说，蓉府藏文典籍博物馆现有约301卷（套）的古籍珍品，经四川省文物局国家文物鉴定站专家库专家组鉴定，初步认定一级文物1套（16卷）；二级文物48卷；三级文物147卷；一般文物90卷，作为全国首家集藏文典籍搜集、整理、抢救、保护、研究、利用、教育于一体的非国有博物馆，11月正式开馆后，将向公众展现独特而深厚的藏地历史、文化与艺术魅力。

“这就是被鉴定为馆藏一级文物，堪称‘镇馆之宝’的丽江·理塘版《甘珠尔》之《大般若经》”（༄༅། །ཤེས་རབ་ཀྱི་ཕ་རོལ་ཏུ་ཕྱིན་པ་སྟོང་ཕྲག་བརྒྱ་པ། འཇང་མཚལ་པར་མ། ། ），巴桑小心翼翼地打开木制的护经板，解开包经带和护帘，一叠长约62cm，厚15.3cm的朱砂墨汁经书顷刻呈现眼前，泛黄的藏纸页面印满藏文经文，正面左侧为藏文函号及页码，右侧为汉文经名、部次及页码，背面则有藏文“奔”字，意为十万，是《十万颂》之简称。巴桑缓缓翻阅之际，一股古朴的馨香从经卷中隐隐散发而出，梵箧装帧，木刻雕版，朱砂刊印……让人浸润在17世纪川滇藏交界处的木华梵香与天雨流芳之中。

尚待揭幕的四川省蓉府藏文典籍博物馆（已于2025年5月18日正式开馆）

明万历二十六年（公元1598年），统治中国的神宗皇帝朱翊钧荒疏朝政，沉溺酒色之中，整个王朝正由“中兴气象”转向“衰亡之兆”，而远在万里之外的云南承宣布政使司丽江土知府，正迎来一位聪慧勇猛的年轻执政者——时年11岁的木增承袭父亲木青的知府职，正式成为明代第十三任丽江土司。

丽江土官一职源自元朝，但真正善于抓住政治机遇并深谙经营策略的正是木增的先祖。明王朝开国之初（明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丽江纳西族酋长阿甲阿得“率众先归“，协助明军统一滇境，太祖朱元璋“念前遣使奉表，智略可嘉”，钦赐“木”姓，阿甲阿得自此改名“木得”并受封丽江军民府土知府一职。木氏土司肩负“守石门以绝西域，守铁桥以断吐蕃”之责，不仅成为守护王朝边疆的“忠诚藩篱”，也在朝廷支持下，“开疆拓土，福荫子孙”，开启木氏家族统御川滇藏边界的数百年基业。

木得画像 图源网络

木氏子孙世袭罔替，精擅统治，其治理区域内政军、农商、文化、信仰持续发展。年幼的木增同样展现出异于常人的雄才大略与统治才能，他刚承袭土司位便毅然与家将同赴边寨克敌，“亲执桴击鼓，冒矢石以进”，大获全胜之际，木增断言“一日纵敌，数世之患”，于是率军乘胜追击，断绝乱源，一战成名。

“丈夫未可轻少年”，幼主木增不仅保住了先祖基业，且志存高远，励精图治，最终将木氏家族在川滇藏三角交界之地的统治与声望推向顶峰。丽江军民土知府辖域荒僻，环境复杂，族群多元，木增审时度势，“顺俗施政”，与当地酋长分权共治、推动开路筑桥、实行移民垦荒、大兴开矿采炼……力促区域内外的经济文化宗教交流，彼时连通川、滇、藏的“茶马古道”畅通无阻，汉、藏、纳西等民族共存共融，文教、建筑、工艺等人才汇聚丽江，一派繁荣兴盛景象，凭借“富冠诸土郡”的雄厚财力，木增趁势兴建了被徐霞客誉为“宫室之丽，拟于王者”的木氏府署，史书更赞其家族“土地广大，传世最远”，在其统治的时代，木氏土司的有效控制范围北至今四川巴塘、理塘，西达西藏左贡、芒康和云南怒江一线，东进四川木里及其附近区域，雄踞滇西北与康藏高原交界地带。丽江土府因此得以与蒙化（即巍山）土府、元江土府并称为云南三大土府。

木增画像 图源网络

《明史·土司传》载:“云南诸土官，知诗书，好礼义，以丽江木氏为首。”木增不仅自幼熟读汉地经史书籍，于府中建“万卷楼”，自身亦是诗人、散文家和书法家。他痴迷佛道，广交中原名士，与被誉为“南董北米”的大书法家董其昌、“诗、书、画三绝”的名僧释担当交往甚密，面对辖域内存在的纳西族本土东巴教以及道教、汉传佛教、藏传佛教等多种宗教信仰，更是“因其俗而柔其人”，兼收并蓄，开放包容。

木增深知藏传佛教在自己统治区域的影响力，他遵循明王朝“多封众建”的治藏策略，实行“多教扶持、以教治教”的方法。同祖辈一样，木增不仅资助了康藏地区众多藏传佛教寺院的修建和维缮，更是身体力行，加强同藏区各教派上层的交往，维系着与藏传佛教诸派的良好关系，亦借此增强木氏土司在藏区的政治威望。

1614年（明万历四十二年），擅于中国诗文，亦笃信佛法的木增，邀请与木氏家族建立施授关系和政教结盟的噶玛噶举派红帽系第六世活佛夏玛巴·却吉旺秋（1584年~1635年）来到丽江，主持编纂、校订、刊刻《大藏经》之《甘珠尔》部。《大藏经》是藏文佛教经论的总集，分为《甘珠尔》和《丹珠尔》两部，为藏传佛教高僧必修的功课，各大寺院均将完整版《大藏经》作为“镇寺之宝”。木增此番捐资在丽江刻印的《甘珠尔》通常译为佛语部，即释迦牟尼本人的语录译文，其精心选择以蔡巴版手抄本作为底本，这一手抄本是帕竹政权阐化王时期噶举派大译师勋努拜和红帽系第二世夏玛巴·确吉扎巴等高僧多次精心校订过的版本，被藏传佛教界普遍认为是最准确无误的版本。木增以“广利众生，五方宁谧，百姓康和”为名行佛经刊刻之举，愈加表明其善用“顺俗施化”，赢服人心之统治策略。

四川省蓉府藏文典籍博物馆所藏丽江版《大般若经》

木增还有更深层的考量。在丽江刻印的《丹珠尔》曾经由噶玛噶举黑帽系五世活佛噶玛巴·得银协巴应永乐皇帝朱棣之邀，于1410年首次在南京刊刻。深谙木氏统治权力来源的木增土司，不仅借此表达增强纳西、藏、汉等民族文化交流的发心，更同时向中原王朝表明尽职藩篱，尽心效忠之举。

1623年（明天启三年）四月八日，正值佛祖释迦牟尼诞生纪念日，历时九年，共计108函，33784块经版的丽江版《甘珠尔》刊印完成，这部由木增作序，夏玛巴编写目录和后记（1657年，第十世噶玛巴·却英多杰驻锡丽江，为《甘珠尔》增制汉语目录）的煌煌经书，先于木氏土司家庙——汉传佛教福国寺举行竣工仪式，后在小中甸木氏官邸旁的藏传佛教康司寺举行开光仪式。敏锐感知到藏传佛教格鲁派声势渐隆的木增审时度势，随即特派一位管家、一位东巴、一位喇嘛和几位通藏语的随行人员将全套《甘珠尔》朱砂印本送往拉萨，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欣喜不已，专门择吉日在大昭寺举行隆重的接收仪式，并尊木增为“木法王”，拉萨城的喇嘛僧侣盛装在布达拉宫念经三天，数以万计的藏人焚香拜佛，一时法雨天华，盛况空前。（注：此印本现仍藏于拉萨大昭寺甘珠尔殿）

穿着僧服的木增画像 图源网络

丽江版《大藏经》是历史上第一部在藏地镌刻的木刻版《大藏经》，也是藏传佛教史上唯一带有汉语目录的藏文经典，被历代藏学家评价为“历史上最好的藏文大藏经”，由于藏族人称呼丽江为“姜”或“三赕”（萨当），又被称为“三赕版《甘珠尔》”。籍由丽江版《甘珠尔》的刊刻，木增本人被康藏地区僧俗两界广为尊崇，获得无可替代的巨大声望。“木法王”的传奇愈发深印人心，噶玛噶举派专门为木增撰写一部《绛杰波·索南饶丹传》，赞颂木增为弘扬佛法所作的贡献，这在藏传佛教史上尚属首例。木氏土司被渲染成一个神话式人物：“木天王”（“三赕杰波”）的塑像被供奉于寺院，“萨当汗”（即“丽江王”）的威仪播于四方，“索南饶丹”（意为“福祚永盛）的法名护佑康藏。

然而木增的深思熟虑与神性威名未能佑持木氏家族摆脱衰落的命运。36岁之时，木增归隐“解脱林”专心读书写作，彼时大明尽露末亡之相，格鲁派与噶举派的教派之争则愈演愈烈，作为噶举派信徒的新任土司木懿，没有继承父辈们平衡诸派的传统智慧，反而在其辖境内大兴噶举派，扑灭格鲁派，最终丧失了妥协博弈空间，满洲铁骑入关，中原改朝换代，得到蒙古势力支持的格鲁派最终取胜，木氏家族势力随之日益衰落，不得不从康南高原退守丽江，那部珍藏府内的《甘珠尔》也迎来辗转多舛的命运。

四川省蓉府藏文典籍博物馆内部 图源/YOU成都

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紫禁城内正在上演“九子夺嫡”的争权大戏，和硕特蒙古南下的军事首领达尔杰博硕克图汉（固始汉的裔孙）兵临云南，下令将藏于丽江木府的《甘珠尔》经版用骡马驮运至四川理塘大喇嘛寺存放，巧合的是，这座大寺正是在木增的祖父——木旺土司支持下建盖而成。从此，这部独一无二的传世巨献离开了故乡，被后世重新命名为“理塘版”《大藏经》，或“丽江—理塘版”《甘珠尔》。数万珍贵木刻经版一直完整保存直到20世纪初，多数经版因战火遭毁，少量残落四方（近几年陆续于理塘被发现，参见相关新闻报道）。

或许当年主持刊印《大藏经》的木增，已对置身王朝衰落末世有着清醒认识，他在为这部《甘珠尔》所撰写“三藏圣教序”中感叹道：“粤木增夙作何植，生兹末叶，既不睹菩提树之嘉会，又不聆坚固林之法言……为一方之地主……每于政暇之际，禅观诵诗，深痛无常，晓夜惕虑……由是谨率僧俗人民斋沐虔诚，仰对十方三宝，诸天善神，敬立誓愿，凡世尊释迦牟尼如来金口所宣，经律论三藏梵荚，缮录翻刻。”

一种糅合悲观惆怅和寄情佛道的复杂心情溢于言表。

注：本文收录于《成都民间博物馆里的镇馆之宝》一书，新知·生活·读书三联书店，2025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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