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届“西湖·新锐文学奖”颁奖，张玲玲、龚万莹、周于旸获奖

11月17—19日，由杭州市文联主办，杭州市文学艺术创作研究院、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杭州市作家协会承办的第十届“西湖·新锐文学奖”颁奖大会暨浙江工业大学第四届“西湖文学周”在杭州举行。

活动现场图

第十届“西湖·新锐文学奖”于2025年1月启动，评选范畴为《西湖》和全国各文学刊物2023年1月至2025年7月发表的中短篇小说，刘日短篇小说《废蛋》、张玲玲中篇小说《阿耆尼》、周于旸中篇小说《雪泥鸿爪》、袁德音中篇小说《杀手皇后》、龚万莹中篇小说《出山》、章雨恬中篇小说《最后的夜晚》6部作品进入终评。

经过终评委投票，张玲玲中篇小说《阿耆尼》、龚万莹中篇小说《出山》、周于旸中篇小说《雪泥鸿爪》获第十届“西湖·新锐文学奖”。11月17日上午，颁奖大会在浙江工业大学屏峰校区举行。

张玲玲的《阿耆尼》以两个相对独立的故事，进入对中年人婚姻、情感的精微观照。从乡镇到城市，男女主人公经历家暴、误解、家族争斗、抑郁症等冲击，仿佛被命运的暴风吹上吹下、永无止歇的魂灵，左奔右突寻找出路。颁奖词说，《阿耆尼》以结实如大理石的零度叙事，书写两性间的相互摧折，为当代人的情感生活写下了传记，张玲玲的叙事有极高的密度和速度，以人物密集的动作来推进叙事。内在、外在，巨大的伤害事件一件盖过一件，造成层累的伤害，终致麻木、灭顶。小说在人物所处的残酷处境中，对生命状态进行追问。

张玲玲回忆自己的文学起步之路，正是从2016年9月在《西湖》杂志发表第一篇小说《平安里》开始，而这第一篇作品就入围了第六届“西湖·新锐文学奖”。于她而言，这是一个“过于美妙的起点”，她曾误以为文学和写作就是如此简单，后来才发现，这条路比她想象得要略微艰难。但如其所言，写作这条路是值得的，“写作的自我检验就是，没什么不甘心的，求诉于文学就已是极大的命题，只是现实依然会横亘在面前。它不是文学问题，却需要文学和自我去解决，在此过程里，文学予我们以意志，以智慧。”

龚万莹的《出山》，是主人公小菲的个人史、家族史，也是鼓浪屿的历史。“出山”，即闽南语“出殡”的意思。小说里，小菲外公“油葱”经营殡葬业。借助这一职业设定，小岛上人们的生死悲欢得以一一呈现。活跃在小说前景的妙香姑婆、离婚的母亲，以及小菲，都受过重大打击，生命中有巨大残缺。然而，每个人都幽默、顽强、坚韧，在艰难的生活中生出滋味与勃勃生机。与人的命运相似，岛上的生活方式，也经历着它的生与死。龚万莹以结实成熟的现实主义笔法，专注于对人的生命、死亡与救赎的探索，是向死而生。正是在这一底色上，龚万莹建筑起关于“岛屿”、关于岛上人们生活的记忆。

2021年4月，龚万莹第一次在严肃文学期刊发表小说，正是在《西湖》杂志。彼时她已经写了多年，却不知如何走入文学的门，在《西湖》发表作品给了她莫大鼓励，在那之后，她陆续写下数篇关于岛屿的小说，有了更多发表机会，并出版了第一本小说集。她认为，写小说，与其说是创造生命，不如说是在虚构中发现生命，然后陪对方走一段路，写《出山》时也是如此。“我看见了那些角色，然后就陪着他们的生命前进。或许就如G.K.切斯特顿所说，当我们心中看见他人，就‘渐渐摆脱那个细小、浮华、浅俗的剧场，不再汲汲于重复上演那台单薄的独角戏’。”

周于旸的《雪泥鸿爪》，写童年玩伴渴望逃离，跃入运煤的火车车厢，来不及得到救援而死亡。从此，叙事主人公陷入一生无法走出的困境，最终在一片大雪中，与童年伙伴在幻想里重逢。周于旸的小说，以极端理性，写人的孤独，并从孤独中得到自由。题目“雪泥鸿爪”隐喻人的生命、生命中重要的事物，却如雪上指爪，转瞬即逝，而恒常之真迹难求。小说采用“鬼魂叙事”的双线结构，讲述时间中的失去、无可追悔的失误，以一生时间向记忆深处索回所失之人，以及必然的孤独。小说充满隐喻和象征，离别与重逢的主题建筑在生与死对峙的极端情境，时空错综与命运悖离交缠在一起，直面存在之境。

周于旸是一个一直在思索的青年作家，他用写作寻找自己理解世界的方式。“问题在解决之前，就已经出现了太多问题，更多的答案不在风中飘着，而是在雪里埋着。一个小说家所能做的，就是找到并呈现这个世界的裂痕，在被隐埋或被虚假地填补之前，记录下那一刻留存的余温。”也由此，对于他来说，写作是如此重要，“在想象与现实之间，找到我能够补全的那一点可能性，那些无可替代的善良与真诚，塑造着我们的灵魂。”

三位获奖者：张玲玲、龚万莹、周于旸

11月17日下午，第十届“西湖·新锐文学”论坛举行。自2006年第一届“西湖·新锐文学奖”举办以来，它已经成为文坛中具有标志性的文学奖项，每届评选3位作家，历时近20年，共有30位新锐作家由《西湖》杂志进入更广阔的文学世界。本届论坛正以“回首与展望——西湖新锐二十年”为主题，梳理《西湖》杂志20周年办刊的思路、构想、成就，也对未来进行展望。

如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教授张晓玥所言，这20年的新锐作品已经构成了新世纪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的策应，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成为或即将成为重要作家。每一届的新锐都是当年文学场域中的新锐，这些新锐流变的过程就是我们观察、理解、展望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角度。

原《中国作家》主编程绍武进一步阐释，《西湖》已经成为中国文坛一份特色鲜明、定位清晰、不可或缺的重要刊物。它是中国当代青年文学创作的引领者和展示平台，在这里发表的新锐作家作品，可能并不是已经成熟、完美的作品，但一定能够让人看到文学正在发生的各种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西湖》杂志的历史就是一部中国青年作家近20年的成长史和发展史，这也是《西湖》的核心所在。更重要的是，一个刊物能够多年孜孜不倦地发现、挖掘具有新质生产力的作家，这体现了《西湖》办刊有想法、有坚持、有担当、有态度、有情怀。鲜明的新锐性和青年性、独特的地域性和全国性的结合、栏目设置的创新性和针对性，也成为《西湖》杂志最重要的办刊特质。

20年发现新锐作家，需要编辑始终具有前沿的眼光，这么长的时间跨度，《西湖》文学新锐的风格也在变化、发展，这说明办刊人的文学思想、审美观念也在变化。原《小说选刊》副主编王干称之为“保持和青年作家同频共振”，这是《西湖》杂志的底气、底色和基础。

据《思南文学选刊》副主编黄德海的观察，10届“西湖·新锐文学奖”的得主，从第一届的徐则臣、第二届的文珍至最新一届的3位获奖者，这些作家没有一个人的写作看起来是老态龙钟的，他们正处于写作的青壮年时期。更有意思的是，《西湖》的新锐很少流失，这种流失不是指作家不写了，而是说他们都在往更成熟的路上迈进。

《西湖》杂志一年推出12个新锐，给予很多人第一次发表的机会，也给予一些曾经发表过作品但长久不写重新开始的作家平台。也就是说，《西湖》的“新锐”概念，不仅指青年作家，也指需要被重新认知的写作者。某种程度上，这也回到了论坛上浙江文学院院委会成员、作家斯继东提出的一个问题：我们当下的文学土壤来得及提供这么多新锐吗？在他看来，一些年轻作家被认可之后的发展停滞不前。也有一些被推出的新人在文本、语言上存在一些问题，这就更需要编辑者严格遴选标准，《西湖》杂志以20年的成果证明了自己。

事实上，AI时代到来，当下的文学生产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上海文化》副主编张定浩表示，人工智能的写作其实提供的是你想要的东西，但很多人并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而一个人想要的恰恰是自己不知道自己想要的那种东西，这时候文学给他一个方向，不是说文学告诉他要的是什么，而是说文学把他带到一个空间里去，他回过头来更好地认识自己那个空白的部分、虚无的部分。对于《西湖》新锐们而言，在AI时代写作无疑变得更为困难。

原全国政协常委、福建省文联主席南帆对这个时代的写作做了一个总体性的观察和思考。他提及“文学社区”的概念，意为网络文学中一部作品的情节发展、故事结局不由作家一个人构思，而由文学社区里的读者、评论家共同参与决定，这已经改变了古典文学中所谓“作家笔下的人物有自己的命运”的观念。他想提出的问题是：如果读者逐渐开始自己当作家，那么传统意义上的作家在干什么？传统意义上的作家被认为是文化上的先锋，在某些方面有独特的探索，对于世界、对于人性、对于历史有自己的想法，因为这些想法与大家不太一样，他的作品我们才有必要读一读。如果文学率先取消了这种张力，如果任何一个读者都可以变成作家，作家存在的意义是什么？AI写作则更进一步，它的生产机制是你想要什么，就能读到你想要的东西。这是否是说：今后人们读到的东西，一直是跟自己的影子对话？这会不会产生一个巨大的信息茧房？作为这个时代的作家，可能将来会长久地面对这个问题：既然机器什么都能写，我能写出什么不同的东西？

活动期间，一系列文学活动同步举行。“作家面对面”文学讲座上，作家、评论家肖瑞峰、贺绍俊、魏微、石一枫、黄咏梅展开对谈；“发现大师——杭州青年作家训练营”中，来自全国期刊的主编、编辑以及作家们，对叶端《夜行》、余览《嫉妒的昆仑奴》、沈烨《找阿爸》、陈各《老虎女王》、陈锦丞《康耀中的玩笑》、袁滕《井下晚餐》、章程《暗夜》、章雨恬《夜游者》、谢青皮《伐桂》9位杭州作家作品进行把脉，对小说的语言、叙事、文本做了具体的分析，提出相关修改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