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
凌晨两点，殡仪馆走廊的灯像坏掉的日光灯，一闪一闪，照得人心里发毛。
老李把儿子的骨灰盒抱在怀里，手指死死扣住边缘，指节发白，像要把盒子嵌进肉里。
三天前，他还在工地搬砖，手机响了一声，医院通知：车祸，当场死亡。
那一刻，他耳朵嗡的一声，像有人拿铁锤敲后脑勺，世界瞬间静音。
现在，他站在火化炉门口，腿软得跟煮烂的面条一样，却硬撑着不走，嘴里反复念叨一句话：“我得把娃带回家。
殡仪馆工作人员见怪不怪，递给他一张A4纸，上面印着“哀伤辅导热线”。
老李没接，纸飘到地上，被风刮进墙角。
他不是不知道有心理老师，也不是没听说什么VR“再见亲人”，可他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盒子不能离手，一离手，娃就真没了。
这个念头像钉子，把他钉在原地，整整站了四十分钟，直到保安过来劝：“大哥，后面还有排队。
”他才挪步，一步三回头，像怕孩子被陌生人抱走。
回家路上，老李把骨灰盒放在副驾驶，系安全带，动作轻得像给婴儿盖被子。
出租车师傅从后视镜看他，欲言又止，最终只把空调温度调高两度。
老李没哭，眼泪在殡仪馆已经流干，现在眼眶里像塞了两团火，烧得生疼。
他盯着前方，脑子里却回放儿子最后一次给他发的微信：一张工地盒饭照片，配文“爸，今天菜里有鸡腿”。
当时老李回了个“多吃点”，没想到成了最后一句话。
这句话像刀片，反复割他的喉咙，让他喘不过气。
进门后，他把盒子摆在餐桌正中，旁边摆一副碗筷，盛满米饭，夹两块红烧肉。
做完这些，他坐下，点一根烟，手抖得烟灰掉在桌面，落成一小撮灰白。
妻子早逝，家里只剩他和盒子。
烟抽到一半，他突然抬手扇自己一巴掌，声音脆响，脸颊立刻浮出五指印。
扇完，他愣住，像不明白手是谁的。
这一巴掌不是自责，是恨——恨自己没教儿子开车慢点，恨自己没攒够钱给孩子买更安全的车，恨自己连最后一面都没见上。
恨意像滚烫的开水，从喉咙浇到胃里，烫得他弯下腰，额头抵住桌沿，发出低低的、动物一样的呜咽。
第二天，工地老板打电话，催他上工，说再请假就换人。
老李嗯了一声，挂断，把手机扔进水桶。
屏幕闪了一下，彻底黑掉。
他不是不想干活，是怕一拿起砖，就想起儿子暑假在工地给他递水，笑得一脸汗珠。
那画面像钉子，一出现就钉进脑仁，疼得他蹲地上干呕。
他得找点事做，不能让脑子空下来。
于是他把家里所有儿子的东西翻出来：球鞋、高中校服、一张皱巴巴的准考证，全摊在床上。
他坐在地上，一件件叠，叠得比豆腐块还整齐，然后抱进怀里，像抱一堆随时会碎的玻璃。
第四天，社区居委会敲门，送来一张通知：市里新设“哀伤假”，可请两周，工资照发，还提供免费心理咨询。
老李盯着公章，看了很久，最终把通知折成四折，塞进鞋盒。
他不是不信政策，是信不过自己——他怕一坐下跟陌生人说话，就会像决堤的洪水，把五脏六腑全冲出来。
他宁愿半夜去工地，一个人把堆在角落的废钢筋一根根码好，码得比任何时候都直。
铁锈味钻进鼻腔，他才感觉心脏还在跳，跳得生疼，却真实。
第十天，他收到一个快递，寄件人写着“记忆花园”。
盒子打开，是一台轻薄的VR眼镜，附一张卡片：免费体验三次，可“再见”亲人。
老李把眼镜拿在手里，像拿一块烧红的炭，差点扔出去。
夜里两点，他还是戴上了。
画面一亮，出现一条熟悉的乡间小路，儿子站在尽头，穿那件洗得发白的蓝色T恤，冲他挥手。
老李喉咙里发出一声哽咽，像被掐住脖子的老狗。
他伸手，却穿过虚拟的影像，只抓到一把冰凉的空气。
儿子在屏幕里笑，喊了一声“爸”，声音跟真的一模一样。
老李猛地摘下眼镜，胸口剧烈起伏，像刚跑完十公里。
他没有第二次体验，把眼镜锁进抽屉，钥匙扔进垃圾桶。
他知道，那不是复活，是麻醉，麻醉过后，疼得更狠。
两周后，他回到工地，工友们没人提孩子的事，只把最轻的活留给他。
午休时，他一个人蹲在角落啃馒头，嚼着嚼着，突然从兜里掏出一张皱纸，是那张被他拒绝的哀伤热线。
他抚平折痕，拨通号码，只说了一句：“我睡不着。
”对面女声温和，告诉他，每晚八点，可以来社区活动室，免费喝茶，不说话也行。
老李去了，连续七个晚上，他坐在最角落，一杯茶从热放到凉，一个字没说。
第八天，他开口，第一句是：“我儿子爱吃红烧肉，太肥的不吃。
”说完，眼泪砸在茶杯里，溅起小小的水花。
他没有擦，继续讲，讲儿子第一次拿工资给他买烟，讲儿子偷偷给他手机充话费，讲儿子出事那天本该休息却替同事顶班。
讲到嗓子沙哑，像被砂纸磨过。
活动结束后，他把茶杯洗净，倒扣在架子上，第一次对志愿者说了“谢谢”。
三个月后，工地完工，老板给他结清工资，多塞了五百，说是“营养费”。
老李拿这笔钱，去市郊墓园，给儿子选了个朝南的穴位，碑上刻“李浩 1996—2023 父亲永远爱你”。
刻完，他站在碑前，从兜里掏出一包中华，点一根放在碑顶，自己点一根，学儿子当年耍酷的样子，吸一口，呛得直咳。
咳完，他笑了，笑得比哭还难看，却是三个月来第一次笑。
下山时，他把手机开机，给老板发短信：明天能来上班吗？
发完，他把旧手机卡拔出，折断，扔进垃圾桶，像扔掉一段锈死的铁链。
一年后，老李成了工地安全员，每天戴红袖章，拿着大喇叭，在塔吊下转来转去，见谁不戴安全帽就吼，声音大得能震落一层灰。
晚上回宿舍，他洗把脸，从枕头下摸出一张新照片：墓碑前，摆着一盘红烧肉，颜色鲜亮，肥瘦正好。
他盯着照片，看一会儿，关灯睡觉，不再靠安眠药。
偶尔梦里，儿子还是会出现，不再满身血，而是端着盒饭冲他笑。
老李在梦里摆摆手，说：“慢点吃，别噎着。
”醒来，枕边湿一小块，他却能翻身再睡。
今年清明，他没去墓园，而是把工资的一半打进一个账户，那是社区为外来工子女设的助学基金，专给读不起技校的孩子。
柜台小姑娘让他留名，他写：“李浩的爸爸”。
写完后，他走出银行，阳光刺眼，他抬手挡，指缝间看见一群穿校服的中学生过马路，打打闹闹，其中一个背影像极了他儿子。
他站在原地，看了很久，直到红灯变绿，人群散去。
他没有追，只是轻轻说了一句：“走吧，别回头。
有人问他，这一年怎么熬过来的。
老李抽口烟，说：“没熬，就是每天把钢筋码直，把安全帽戴紧，把红烧肉烧好。
”再追问，他补一句：“娃走了，我得替他多看几回太阳。
”话说得轻，却像钉子，一颗一颗钉进地里，钉出条路。
那条路不通往复活，不通往遗忘，只通往明天早上六点半的工地，通往下一盘不肥不腻的红烧肉，通往更多需要戴安全帽的年轻人。
太阳照常升起，不会因为谁缺席就罢工。
老李每天抬头看塔吊，影子斜斜地戳在地上，像一支巨大的笔，在天空这张纸上写两个字：活着。
写得不漂亮，却一笔一划，力透纸背。
有人笑他傻，说再怎么做，孩子也回不来。
老李不反驳，只是晚上把照片摆正，关灯，闭眼。
他知道，悲痛不是洪水，是钉子，钉住了，就别硬拔，让肉长结实，钉子自然成了骨头的一部分。
骨头在，人就能站直，就能挡住下一次风。
现在，轮到你：你打算把钉子拔出来扔远，还是让它长成新的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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