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军缴获电台后不会用，一国军俘虏效力，25年后成我军开国中将

1930年，红军在一次艰难的反围剿战斗中首次缴获电台，但没有人会用。

在这关键时刻，一个国军俘虏挺身而出主动效力，从此命运彻底改写，

25年后，他竟成了解放军开国中将！那么，这位传奇人物是谁？他是如何用一部电台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电报高手

1909年，江苏武进的一个贫困农家诞生了一个婴儿，父母为他取名为吴人鉴。

但是他天资聪颖，勤奋学习，吴家父母看到儿子的天赋，便勒紧裤腰带铁了心地想要把他供出来。

1924年，吴人鉴顺利考入了一所工专学校，迈出了知识改变命运的第一步。

几年后，他靠着自己攒下的奖学金和兼职工钱，又考入交通学校的通信科。

从此，他与“电台”这个看似神秘又遥远的东西结下了不解之缘。

他沉迷于各种电路、信号的学习之中，经常在夜深人静的教室里独自调试设备，直到天色微亮才肯离去。

但就在他还未完全掌握通信技术时，交通学校被并入了黄埔军校，而他也就此“误打误撞”成了黄埔六期的学生。

从黄埔毕业后，吴人鉴加入了国民党，被分配至第18师担任通信兵。

仗着黄埔出身和过硬的本事，不到一年，他就升任中尉台长，负责管理整支部队的电台联络工作。

他每天与发报机、密文打交道，久而久之，已经熟稔各种型号设备。

他对现在的工作很满意，甚至憧憬着未来能调往更高一级的通讯机构，做个安稳的军中技术官，平静地度过余生。

但是1930年，他所隶属的第18师与红军激战，最终被红四军包围、歼灭，九千多名国军士兵被俘，吴人鉴也在其中。

被俘的那天晚上，吴人鉴第一次体会到真正的恐惧，他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但红军不仅没有刁难他们，反而安排了热食、干净的被褥，还有战士轮流送水，有时候，他甚至觉得自己吃得比红军还好。

徒弟刘达瑞悄悄对他说：“师傅，共产党好像跟咱们以前听说的不一样。”

他本想呵斥对方不该轻信，但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正在他心中挣扎时，一天深夜，俘虏营里传来了脚步声。

一个红军军官走了进来，自称是参谋处长郭化若，声音洪亮地说：“现在部队急需一位会操作电台的同志，愿意加入红军的，请主动站出来。”

原来，在那场战斗中，红军缴获了一部电台，却没人会用，只能从国军俘虏中挑选人才。

吴人鉴心中猛然一震，他明白，这或许是一个机会，于是他脱口而出：“那其他人呢？不会被杀掉吗？”

郭化若平静地回答：“我们共产党不强迫任何人，不愿加入的，我们照样送你们回家，给路费、给干粮。”

这番话，如重锤般敲打在吴人鉴心上。

“我愿意！”他举起了右手，声音不大却坚定无比。

然后，他的徒弟刘达瑞也紧随其后举手，微笑着望着他：“师傅，我也愿意。”

就在这一声“我愿意”之后，吴人鉴脱下了旧军装，换上了红军制服，并改名王诤。

红军通信员

王诤的加入并未立即换来热烈欢迎，战士们依旧带着本能的警惕。

他常常一个人默默坐在电台前，调试着线路，研究着每一个微小的电阻，仿佛整个世界只剩下这台沉默的机器。

他一边承担起修复设备的任务，一边努力适应红军的工作方式，钦佩之心也油然而生。

他开始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不再拘泥于规章，而是主动与红军战士接触。

巡逻回来，他会帮通信员清洗电池盒中的氧化物；没事的时候，他也跟新兵分享自己如何用最简陋的条件搭建电台。

那天深夜，营地外星光斑驳，王诤一个人坐在帐篷里，轻轻调频，耳机中忽然传来了微弱的“滴滴答答”。

他顿时精神一振，小心翼翼地记录下每一个字母，当他完整破译出一份敌军电文后，整个人激动得几乎落泪。

这封电报被立即上报至军委，毛主席得知后，亲自召见了王诤和刘达瑞。

自那以后，王诤不再是一个“投诚的俘虏”，而是真正被视为红军的一员。

红军内部也逐步将无线通信的工作制度化，毛主席和朱德联名下令，正式组建“红军无线电队”，任命王诤为队长。

王诤没有辜负这份信任，他开始着手制定培训计划，用最通俗的方式教授电台基础知识。

他把复杂的电路比作水流，把发报的节奏教成打鼓节拍，还编了很多顺口溜来记忆摩斯码。

在他的带领下，不少红军战士从一个个“木头疙瘩”成长为合格的报务员。

不久后，红军无线电队从最初的两人扩展到十余人，再到数十人，逐步构建起一个系统而高效的通信体系。

翻盘战争

1931年，第二次反围剿战役已经悄悄拉开帷幕，老蒋调集了二十万大军，四路合围，妄图以绝对优势碾碎中央苏区。

红军人少、粮缺、弹不足，所有人都将这场战役视为生死存亡的关头。

而就在这危如累卵的时刻，一条微弱却清晰的电波，成了扭转整个战局的关键。

那天深夜，王诤依旧守在他那台破旧的电台前，经过苦苦等待，他终于等到一段陌生的信号。

信号断断续续，他用耳朵死死贴着耳机，一点点拼凑出信息:敌第五路军士兵因水土不服，大量病倒，上千人丧失战力，军心不稳，急求增援！

这个情报若能及时送往中央，就是红军反围剿战中的天赐良机。

他不敢耽误一秒，将电报内容一字一句誊写下来，又检查了三遍，确认无误后才匆匆奔向军委指挥部。

毛主席和朱德元帅知道以后迅速调整部署，调动红一、红五军团连夜奔袭，从山岭间如利刃般切入敌军侧翼。

利用敌第五路军虚弱的机会，红军发动猛攻，短短几日内便如闪电般撕裂了国军的防线。

当撤退的国军仓惶逃往富川时，红军已在伏击点严阵以待，战斗持续不过一个下午，敌军上万人被全歼，武器堆成小山。

毛主席站在战场俯瞰处，看着缴获的轻重机枪、弹药和地图，长舒一口气，这场看似不可能的胜利，是电台背后那双敏锐耳朵换来的。

随着几次反围剿的胜利，红军逐渐认识到电台在战场中的重要性。

进入延安后，王诤更是忙得脚不沾地，抗日战争时期，他带领团队破译了大量日军密电，为华北战场的抗战部署提供至关重要的依据。

解放战争中，中央每月要发送超过一百四十万字的电报，而这些电报几乎都出自王诤之手。

电台之魂

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王诤利用电台为战争的胜利做出大量贡献，在后来的抗美援朝战场上也同样如此。

1951年深冬，朝鲜战场，最令我军指挥部焦虑的，并不是正面的枪林弹雨，而是美军的电磁干扰。

敌人调动大量B-29轰炸机，对我军后勤线路进行狂轰滥炸，尤其通过雷达干扰，让志愿军的警戒系统几近瘫痪。

战况危急，中央军委紧急拍电，要求国内立刻派出无线电专家赴前线，解决雷达失灵难题。

毛主席只说了一个名字：“派王诤去。”

接到命令的王诤，带着亲手挑选的技术骨干，披着厚军大衣连夜奔赴前线。

前线环境恶劣至极，雷达站设在半山腰的地堡中，墙体因爆炸而破碎，设备损耗严重。

王诤顾不上休息，一到就蹲在雷达屏幕前，亲自检测干扰波段。

半夜零下二十多度，寒风如刀割面，他冻得手指僵硬，却依旧一字一句地记录着干扰规律。

他和团队重新调整接收频率，加装抗干扰电路，利用最原始的方法一点点复原雷达的“视力”。

为节约时间，他干脆搬进雷达站，吃住全在山洞里，几天几夜过去，眼窝深陷，嘴唇干裂，但设备终于重新亮了起来。

战后总结会上，彭德怀当着所有将领的面，紧紧握住王诤的手，说：“你救的，不只是雷达，更是几十万志愿军的命。”

这一战，让“王诤”这个名字再次成为中国军队电讯领域最响亮的标签，他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兵主任，负责全国通信体系建设。

此后，他又兼任军事电子科学研究院院长，继续推进我军在电子战、雷达、无线通信等前沿科技上的飞跃发展。

到了1955年，新中国首次实行军衔制度，王诤被授予开国中将军衔。

时间走到了七十年代末，王诤已年迈体衰，确诊癌症后，他依然坚持工作，直到最后一刻。

1978年春天，他躺在病榻上，拿着一份电子线路图，眼神依旧专注。

护士劝他休息，他摆摆手：“快，送去总部，我画的这套干扰识别算法，能保得住前线。”

病榻前的医护忍不住红了眼眶，这个一生与电台为伍的将军，从未放下过耳机、线路和战场。

那年夏天，他离开了人世，享年六十九岁，他不是最耀眼的战将，但却是共和国最坚定的通信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