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色巴尔干：德国与意大利在克罗地亚的暗流涌动

1941年4月，在德国闪电战的强大攻势下，南斯拉夫王国迅速瓦解，整个巴尔干半岛陷入混乱。不到一个月，新成立的克罗地亚独立国（NDH）便在德国的幕后支持下宣告成立。这个政治实体由安特·帕维利奇领导的乌斯塔沙组织掌控，表面上作为意大利的“保护国”存在，但实际上却成为德国在巴尔干战略中的一个关键棋子。

意大利早在19世纪末便对亚得里亚海东岸的达尔马提亚地区垂涎已久，墨索里尼一直希望借助克罗地亚民族主义力量扩展自身在该地区的影响；1930年代，帕维利奇及其同伙在意大利接受训练，曾被视作意大利对抗南斯拉夫的有力工具。然而，随着德国势力的介入，克罗地亚局势变得更加复杂：德国不仅通过秘密经济协议迅速渗透克罗地亚，还通过一系列军事指令和秘密会议，将克罗地亚纳入其宏观战略布局。

1941年5月，德国与克罗地亚政府秘密签订多项协议，明确规定对该国矿产资源、工业产能和交通枢纽的优先开采权。大量德国经济顾问和企业代表随即涌入萨格勒布，实质上将克罗地亚变为德国东南欧经济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意大利在经济上的影响力仅局限于其直接占领的沿海地区，达尔马提亚的内部事务却被德国人暗中操控。帕维利奇政府在公开场合频频以礼相待，声称尊重意大利的保护地位，但在实际政策中，却与柏林走得越来越近。墨索里尼和外交部长齐亚诺对此十分不满，因为他们原本精心扶植的克罗地亚民族主义力量，正逐渐沦为德国经济和军事利益的附庸。

在南斯拉夫解体后的混乱中，德国迅速采取行动，巩固对克罗地亚的控制。1941年5月签署的秘密协议中，德国不仅争取到了克罗地亚的矿产和工业优先权，还通过“联合技术委员会”的设想，试图建立一个由各国代表组成的常设理事会。

1942年2月24日，里宾特洛甫主持的常设理事会再次召开，在会议上他强调：“宣传效果乃是我们会议的重要目的之一。”德国军方高层已开始针对NDH内部武装力量进行重组调整。1942年12月28日，希特勒颁布了《第47号作战指令》，指令中明确要求克罗地亚部队必须纳入德国统一指挥体系，以便在“魏斯行动”中形成有效的反游击作战力量。指令中写道：“所有驻南欧部队，须在未来作战中完全服从德国陆军的统一调度。”

德国与意大利虽然同为轴心国盟友，但在克罗地亚问题上各自的战略目标和作战理念截然不同。意大利历来以维护其在达尔马提亚地区的历史性影响力为己任，墨索里尼及其部下期望通过扶植乌斯塔沙政权，实现对克罗地亚“民族家园”的掌控。然而，在德国逐步加强经济渗透和军事整编的压力下，意大利不得不退居次席。实际上，1941年至1942年间，德意两国在克罗地亚内部的博弈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在经济控制上，德国通过与NDH政府签订秘密协议和经济协定，成功将萨格勒布及内陆主要工业区纳入其资源采掘网络，德国经济顾问曾多次要求NDH政府在新签署的贸易协议中明确标注“德国优先。

在军事整编上，1942年12月颁布的《第47号作战指令》成为德国主导克罗地亚军事行动的重要工具。然而，意大利军方则对这种直接军事干预持保留态度。驻达尔马提亚和波斯尼亚西部的意军指挥官认为，乌斯塔沙政权对待当地民众的高压政策将导致更多反抗，主张与当地塞族反抗力量，特别是切特尼克武装合作，以期缓和局势并保持一定程度的地区自主性。意大利将领罗阿塔坚决拒绝彻底清剿当地游击队的命令，这一做法在德国看来无疑是拖延战机、削弱整体反游击行动效率的表现。

这种策略分歧在1943年初达到了顶峰。1943年初，面对日益猖獗的游击队活动，德国高层决定发动第四次大规模反游击作战，代号“魏斯行动”。在行动前夕，柏林召开了多次秘密会议，讨论具体战术部署和各方协调问题。会议上德方代表明确提出，“反游击行动必须确保所有NDH部队统一由德军指挥，并通过经济与军事手段彻底切断游击队的后勤补给”。但罗阿塔坚持认为，与切特尼克等当地力量保持联系更符合长远利益。罗阿塔在与德国代表的密谈中坚称：“我们不可能以完全同德国一致的方式来对待本土问题，历史和民族情感使我们无法放弃与当地人民的联系。”德国军方文件中记载，德军第2装甲集团军曾在一封密函中批评意大利“在反抗作战中缺乏决断力”，并指责其不愿将NDH部队完全纳入德国统一指挥。

除了经济与军事整编，纳粹种族理论在克罗地亚的实施也成为双方较量的一个重要维度。希特勒和盖世太保高层对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乃至其他民族都有明确的种族划分和评价。1941年5月，乌斯塔沙政权先后出台了“种族出身法令”、“保护雅利安血统及克罗地亚民族荣誉法令”以及“公民身份法令”，旨在将克罗地亚民族与“日耳曼”血统挂钩，同时对塞尔维亚人和犹太人进行系统性迫害。希特勒在多次秘密谈话中提到，“克罗地亚人应被视为日耳曼后裔，而非单纯的斯拉夫民族”。纳粹的种族政策甚至渗透到了乌斯塔沙政府内部，一些高级官员在私下讨论中将塞尔维亚人描述为“劣等民族”，而对乌斯塔沙所宣扬的种族优越论则表示赞同。

1943年7月，随着墨索里尼政权的倒台和意大利宣布投降，德军迅速接管了原本由意大利控制的克罗地亚南部和达尔马提亚地区。在接管后的几个月内，德军对NDH部队进行了大规模整编和再训练，部分部队被编入德国编制，并参加了后续的反游击作战。与此同时，意大利在这一进程中几乎完全退出，昔日扶植的克罗地亚民族主义力量也逐渐被迫接受德国的经济和军事控制。

德国与意大利在克罗地亚问题上的较量，不仅改变了该地区的战局走向，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整个轴心国内部权力重构的趋势。1943年9月，意大利正式投降，德军则迅速接管了意大利此前占领的克罗地亚南部和达尔马提亚区域，从而使得整个巴尔干半岛在战略上进一步向德国倾斜。

可以看到，德国与意大利在克罗地亚问题上的每一次秘密会议、每一项指令和每一份协议，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整个轴心国战略博弈的一个缩影。1942年初，在里宾特洛甫主持的常设理事会会议上，他曾明确指出：“宣传不仅仅是口号，而是行动的先导。我们的每一项政策都必须经得起国际舆论的检验。”而在1943年初“魏斯行动”准备阶段，德军指挥官多次在秘密文件中写道：“NDH作为一个经济和军事战略基地，其意义远超过其名义上的政治独立性。”关于种族政策的推行，纳粹领导层在内部电报中曾指出：“克罗地亚人如果能被证明具有日耳曼血统，其在经济与军事上的利用价值将大幅提升。”这类意识形态上的论断，为德国在克罗地亚推行经济剥削和资源控制提供了理论依据，也加剧了当地民族矛盾，为未来埋下了一颗威力巨大的地雷。

而意大利方面，尽管在公开文件中一再强调保护克罗地亚民族的独立性，但内部信件却流露出对德国“插手”不满的情绪。齐亚诺曾在备忘录中写道：“我们曾希望通过扶植克罗地亚民族主义，实现区域自主，但如今我们发现，德国正以远超预期的速度控制这一地区。”

在战争中，没有永远的盟友，只有永远的利益；没有绝对的胜利，只有不断重演的‘同一出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