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初期内蒙古东部地区民歌搜集活动与《蒙古民歌集》《东蒙民歌选》

摘要: 1949年出版的《蒙古民歌集》是中国蒙古族历史上第一部民歌集,1952年出版的《东蒙民歌选》是建国初期最具影响的蒙古族民歌集。这两部民歌集,都是在安波的直接主持下完成的。1947年,冀察热辽鲁迅艺术文学院在赤峰建立,时任院长的安波,与年轻教师许直和学员胡尔查,在鲁艺蒙古族学员、宣传队成员和内蒙古自治学院蒙古族学员以及当地牧民中展开调查,搜集大量民歌,并于1949年编辑出版了《蒙古民歌集》。时隔两年之后,安波与许直在此基础上进行进一步的翻译和充实,于1952年编辑出版了《东蒙民歌选》。两部民歌集,对后来蒙古族民歌的搜集、整理、研究、传播、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49年出版的《蒙古民歌集》是国内首部蒙古族民歌集。时隔三年后即1952年出版的《东蒙民歌选》又与之有着密切的联系。笔者于2009~2012年攻读研究生期间,以该两部民歌集为研究对象,先后找到两部民 歌集的三位编者中的两位——许直 ① 先生和胡尔查 ② 先生,围绕当时在内蒙古昭乌达盟的冀察热辽联合大学鲁迅艺术文学院任院长的著名音乐家安波 ③ 及其小团队是如何搜集整理蒙古族民歌,及如 何出版该两部民歌集等问题进行了多次的访谈,力图通过口述史的研究途径来寻找逝去的记忆,再现那段鲜活的历史。

一、“小鲁艺”与蒙古族民歌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之 后,冀热辽地区的八路军奉命挺进东北接收失地。当时的冀察热辽解放区包括热河省、辽西、冀东、平北和察哈尔的一部分,地处华北、东北之间。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自然成为当时国共两党的必争之地,中国就此又进入了国内战争的严峻时期。

抗战胜利后,延安鲁艺也迁往东北,学院的师生分别由延安出发到东北各地进行土地改革。1945年11月,中国共产党为巩固东北革命根据地,委派以安波为首的一批延安鲁艺的文艺工作者去往东北地区。

据许直先生回忆,当安波、李劫夫、张凡(海默)、严正等同志到达了热河后,由于形势发生变化,去往东北的交通受阻,就留在了军区,后经冀察热辽中央分局决定,把这批人留在了当时的“冀察热辽军区胜利剧社"工作,同时协助当地进行土地改革。

延安鲁艺此后便在“胜利剧社”的基础上建立鲁迅艺术文学院,并于1947年 8月在中共中央冀察热辽分局的决定下成立冀察热辽联合大学,同时将鲁迅艺术文学院并入。最早将学校设在昭乌达盟赤峰县内,也就是现在的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地区,后来由于形势所迫将学校搬到宁城县的一个叫做那拉必流的村子。

冀察热辽联合大学鲁迅艺术文学院，当时俗称“小鲁艺”,属延安鲁艺的分支。“小鲁艺"这个称呼不仅是指延安鲁艺在昭乌达盟地区设立的分院，它来自于毛主席曾在鲁迅文艺学院很通俗地说过的鲁艺是“小鲁艺”,生活是“大鲁艺”的一段话。

冀察热辽鲁迅艺术文学院分为文学系,戏剧音乐系、美术系及少儿艺术班。主要是培养解放区的基层文化骨干,学员多来自冀东、察哈尔、热河、内蒙古东部、辽西等地。

当时毛泽东在延安举行的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及乌兰夫对文化艺术的重视等等原因,都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内蒙古地区的各族人民,也间接地为后来两本民歌集的诞生起到了“催生”的作用。

我们都知道,毛泽东在延安举行的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后来党的文艺政策的制定和文艺工作的发展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而乌兰夫在1941年8月,按照中共中央决定,调赴延安工作,先后担任延安民族学院教育长,陕甘宁边区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为各民族团结抗战培养了大批民族干部。 1945年7月,担任新成立的绥蒙政府主席。而延安工作的经历,亦使乌兰夫对在东北建立的鲁艺予以全力支持。

昭乌达盟,清朝以来的行政建制,“昭”意为“庙宇”或"百”;“乌达”为柳树的意思,与昭乌达盛产柳树有关。清代内札萨克昭乌达盟包括敖汉旗,巴林左、右二旗,翁牛特左、右二旗,扎鲁特左、右二旗,阿鲁科尔沁旗,喀喇沁旗,奈曼旗,克什克腾旗等,共11旗,也就是现在的内蒙古赤峰地区。

安波与蒙古族民歌之间的初次之缘,要追溯到他在延安的工作阶段。1938年的一天,曾在延安共同工作过的吕骥带来了从绥远一带记录的蒙古民歌稿,并请安波看。

安波,一位从未到过蒙古地区的山东人,未曾了解过蒙古族文化与生活的人,却从乐谱上读出了草原的辽阔与高远,草原人民的博大与真情,被蒙古族民歌那雄浑与细腻兼备的美妙旋律所打动。

直到这时,被安排到昭乌达盟,任“小鲁艺"院长的他,终于有机会圆了他的蒙古音乐之梦。安波来到内蒙古之后,一方面与附近的牧民接触并记录他们的民歌,另一方面在与内蒙古各地招收上来的鲁艺各系蒙古族学生及少儿艺术班的蒙古族孩子的生活、教学互动当中,被他们优美的歌声所打动,被蒙古族民歌深深地吸引。而这正促使了《蒙古民歌集》和《东蒙民歌选》的诞生。

二、“小鲁艺”时期的民歌搜集活动

与《蒙古民歌集》的诞生

许直先生和胡尔查先生在回忆中都分别讲到,“小鲁艺”初创时期,安波对蒙古族民歌的关注只是个人兴趣所致。他不仅经常找蒙古族歌手来记录民歌,同时利用业余时间,阅读关于蒙古族文化与音乐方面的书籍,尤其是日文蒙古族研究文献。

那时,鲁艺内部有一个群众文艺社,要编排一个反映蒙古族生活的歌剧,需要找一些蒙古族民歌作为创作素材,提供给编创者。于是,安波找来年轻教员许直和学员胡尔查,共同商量搜集蒙古族民歌的计划。

考虑到编排歌剧的时间紧,安波决定干脆就近到鲁艺宣传队蒙古族学员当中搜集民歌。宣传队里大部分都是蒙古族青年,个个都是歌手,会的民歌很多,而且唱得都非常好。由于安波的工作很繁重,所以前期的搜集工作基本上是交给许直和胡尔查完成的。

许直——一位来自京城的青年教师,从小受到过良好的文化教育和音乐基本功训练。他十分年轻就投身革命,来到昭乌达盟后曾参加土改,对农牧民生活有了直观的了解。胡尔查是一位出生在赤峰市宁城县的普通牧民孩子,后跟随家人去往赤峰巴林右旗并从那里考进了冀察热辽联合大学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由于蒙汉语兼通并翻译准确他

才有机会参与了民歌的搜集整理工作。

这两人一人记谱,一人记词,共同研究,几天便搜集到了几十首民歌,随后交给安波看。安波一方面对他们的工作充分肯定,另一方面他认为,有了这么好的开端，便不能就此结束,应该将这些美好的音乐系统地整理下来,并予以出版,让更多的人学习、研究和利用。于是由安波亲自负责,许直和胡尔查为核心成员的鲁艺蒙古族民歌搜集小组成立了。

大家拿着本子,带着墨水,开始分头去搜集民歌。他们到附近牧民家里一家一家地听,一户一户地记录。但是,一方面由于当时交通条件所限,另一方面由于当时鲁艺专业音乐人才条件所限,他们干脆把搜集对象主要集中在鲁艺宣传队蒙古族队员和当时内蒙古自治学院的蒙古族学生身上。

内蒙古自治学院成立于1945年11月,并于1946年3月15日正式开学。乌兰夫兼任院长、金起铣任副院长,主要培养军政干部。学员中有大批蒙古族、达斡尔族青年,他们来自内蒙古各地，其中东部昭乌达、哲里木、呼伦贝尔、锡林郭勒的学员最多。

这些学员思想进步、眼界开阔,虽然以习武学政为主,但由于绝大多数出身牧民,从小生长在牧区,对自己家乡的民歌都十分熟悉,其中亦不乏出色的民歌手。尤其是他们来自内蒙古各地,可以说是把各地民歌和彼此不同的风格集合到了一起,为搜集整理工作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自治学院离鲁艺驻扎的村子有二三十里地。每次,许直和胡尔查都是骑着马去那里找蒙古族学员,记录民歌。在接下来的几个月时间里,他们搜集了几百首蒙古族民歌,并从中选出200余首民歌,借用自治学院的设备,于1948年油印出了《蒙古民歌集》,供鲁艺和自治学院当做内部资料使用。唱词采用蒙汉文对照的形式,曲调用简 谱记录。当时,能够做到蒙汉对照实属不易。

后来,根据革命形势及工作的需要,安波等人曾辗转到锦州、沈阳等地,但是安波、许直和胡尔查始终把这部民歌集的手稿和搜集到的相关资料带在身边。

在一次到北京开会的时候,安波碰见了时任内蒙古日报社社长的勇夫先生。安波详细介绍了他们搜集民歌的情况以及歌集的情况。勇夫表示内蒙古日报社可以帮助出版。安波回到沈阳之后,立刻组织许直和胡尔查,对现有的资料进行进一步整理和规范,并开始选编民歌。经过半年多的工作,初稿终于完成。

胡尔查和许直受命将稿件送到当时的内蒙古自治区政府所在地乌兰浩特。当他们赶到内蒙古日报社后发现,歌集将采用蒙、汉、新蒙文三种文字,亦有简谱,由于缺少专业编辑和制版人员,出版工作面临很大难题。

许直和胡尔查每天泡在出版社和印刷厂,工作十分艰难。好在当时有个日本人,对印务十分熟练,在他的帮助下,解决了一部分技术难题。于是,1949年11月《蒙古民歌集》终于出版了:包括149首民歌,7首说书曲调。

该歌集出版者署名为东北文协文工团,标注有“东北文协文工团民间音乐资料之一”的字样。编者为安波、许直、胡尔查合编。勇夫作序 [1]（1-2） ,安波撰写的《 [1]（3-5), 许直、胡尔查撰写了《关于采译本集民歌的几点说明》 [1](6-8) 。

歌集中民歌部分,根据内容题材分为革命类、生活类、爱情类、宗教类、杂类等五大类,另有说书曲调,共分六辑。整本歌集采用简谱下用斯拉夫蒙文(斯拉夫字母拼写的蒙语读音)标写唱词,后附有蒙文歌词和汉文翻译歌词。

在对许直、胡尔查的访谈中得知,由于民歌主要搜集自鲁艺宣传队学员和内蒙古自治学院学生,因此歌曲来源地的注明,主要是根据民歌提供者的说明,或者以他们的家乡作为来源地。

需要说明的是,歌集中注明的克旗或克什格腾旗,即今天的赤峰市克什克腾旗,“喀尔沁”即今天的喀喇沁,蒙古真旗即今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东科中旗即今天的科尔沁左翼中旗,郭尔罗斯旗即今天的吉林省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察哈尔八旗分布在锡林郭勒南部、乌兰察布等地。

三、《东蒙民歌选》的出版

1949年《蒙古民歌集》出版之后,安波和许直就各自回到原来的工作地方,胡尔查留在了内蒙古。安波回到东北文工团后,虽然工作繁忙,但他仍然惦念着内蒙古草原。

据许直先生回忆,安波从未停止过对蒙古族民歌的深切关注。安波在为《东蒙民歌选》写的“编后记” [2](331-333) 中谈到,由于《蒙古民歌集》的出版得到了牧民歌唱爱好者 的热烈欢迎,所以,人们对此书的需求可谓“一书难得,得之弥珍"。

但是当时的汉语译词尚未配上曲调,只能看不能唱,能唱的只有蒙文歌词。为此,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根据各方面的反应,以及针对安波对蒙古族民歌的研究,给予安波一项很特殊的任务,就是对这些蒙古民歌重新加以编选，并编配上汉文歌词,配上曲调。这就成了安波、许直进一步编辑出版《东蒙民歌选》的初衷。

安波觉得《蒙古民歌集》有不足之处。由于采集、编辑和出版条件所限,《蒙古民歌集》出版时不得不在简谱下方对应新蒙文唱词,蒙文唱词和汉文译词只是附在每首民歌的后面,未进行配歌,传唱就有了一定的局限性。而且,他对汉译唱词并不是很满意。

他认为,蒙古族民歌如此优美动听,它应该在更广泛的范围里传唱,让全国人民都了解和学习。于是,他决定在《蒙古民歌集》的基础上,再编出一本更适合于全国传唱的民歌集。

1951年,在安波的安排下许直来到了东北文工团。时隔两年之后,安、许二人再度合作,开始了新的蒙古族民歌收集、整理历程。这次的整理工作虽然是在1949年出版的《蒙古民歌集》基础上进行的,但具体做法、工作方向却有了很大的不同。

这次,他们将重点放在唱词的汉译和配歌上，其目的是将这些优美动听的蒙古族民歌,推向全国,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学唱。这对于他们来说,工作的难度十分巨大。

一方面,大规模地进行蒙古民歌的译配,没有可借鉴的先例,而且他们二人不通蒙语,这时曾与他们合作过的另一位编著者胡尔查在内蒙古工作,由于伤病,无法参加到具体工作当中,因此虽然有原来《蒙古民歌集》翻译的基础,但对于安波和许直来说仍然是个巨大的挑战;另一方面,他们还为自己提出要求,不仅是把蒙古族民歌的歌词尽可能忠实地汉译过来,并配到曲调里,而且要朗朗上口,更要保持原有的风格。因此,这是一件具有挑战性的工作。

安波和许直没有把重点放在采风和记录上，而是尽可能地找来当时出版的和还没有出版的各种蒙古族民歌集,筛选民歌的同时,看其他人是怎么配歌的,从中探索蒙古族民歌词曲配合的规律，进而探索自己的方法。

后来,许直干脆就住在安波家里,两人一方面整理民歌,另一方面共同研究译配方法,一首歌词的翻译和配歌甚至反复修改几十遍。经过几个月的忘我工作,一本崭新的民歌集终于诞生了。考虑到这些民歌主要来源于内蒙古东部各旗,便命名为《东蒙民歌选》,于1952由新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首发5000册。

《东蒙民歌选》包括目次、歌词之部、歌曲之部、后记 [1](331 -333)) 四个部分。全书共333页。前面有安波撰写的代序《谈蒙古民歌》 [2](1-15) ,后有许直撰写的《我采集蒙古民歌的经过和收获》 [2](324 -329) 。

在《谈蒙古民歌》当中,安波分四个部分系统地论述他对蒙古族民歌的研究和理解。在“歌词之部”中,编者根据内容进行分类，并以代表性民歌的名称命名该类民歌,如“我们的家乡"为赞美家乡题材,“英雄陶克特胡"为赞颂英雄题材,“清凉酒"为宴歌,“青菜花"为表现妇女生活,“孤独的小骆驼羔"表现孤苦生活题材,“崩博莱”为情歌,“薛梨散丹"表现相思失恋，“鹿”为达斡尔民歌。“歌曲之部”收录了84首蒙古族民歌,每首歌曲均采用汉文配歌。

四、《蒙古民歌集》与《东蒙民歌选》

无论是编者,还是收录的民歌,两部民歌集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内在联系。不同的是,《蒙古民歌集》采用的是蒙文配歌,却恰恰用了斯拉夫蒙 文配简谱的形式,传统蒙文唱词和汉译文附后。而《东蒙民歌选》的意图,显然是把重点放在汉译和配歌之上。而且在新出版的《东蒙民歌选》中，已进一步规范了记谱。如,下面是两部民歌集当中《我们的家乡》的记录形式。

可见,《蒙古民歌集》中简谱配新蒙文,记有来源地,记录节拍和速度。同一首歌在《东蒙民歌选》中有汉语译配唱词,并记有译词者、配歌者以及调高等。再如下例,不仅将音高移低至适当的范围,而且记谱已有了明显的规范,对一些风格化细节的记谱(如第2小节)更加完善。

除了形式更加完善之外,《东蒙民歌选》还对《蒙古民歌集》有所增减。其中,增加内容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蒙古族民歌,如《嘎达梅林》 [2](40) 《牧歌》 [2](23) 等,是原来《蒙古民歌集》中没有的;二是达斡尔民歌,“鹿”中的《鹿》 [2](173) 《四样红》 [2](178) 《美露列》 (2)(179) 等民歌是原来《蒙古民歌集》所没有收录的;三是革命题材歌谣,如《内蒙古解放歌》 。[2](189) 而且还删减了原来《蒙古民歌集》中的乐曲部分、说书曲调部分和宗教题材歌曲部分。

据编者之一的许直讲,他们当时参考了内蒙古文工团编的“蒙古民族民歌集"等一些其它蒙古族民歌搜集文献,增加进去一部分优秀民歌,并适当地删减了一些内容。

笔者将《东蒙民歌选》中收录的民歌与《蒙古民歌集》中收录的民歌进行了比较,以表格的形式展现两部民歌集中民歌收录的增减情况。需要说明的是其中有4首歌曲是,歌曲名称不同但曲调唱词相同,因此笔者单列为一类进行展示。

《东蒙民歌选》不但在歌曲选编和配歌上不断创新,在针对收录民歌的背景介绍上也尽可能做到完善。例如,《秃子》 [2](165) 这首民歌在原来《蒙古民歌集》中没有背景介绍,但在《东蒙民歌选》中却附有解说,写道“ 此曲于48年10月在热河记录,演唱者奥德同志,这歌流传的范围很广,在热中及扎赉特旗都曾见过。 这歌的演唱特点在于演唱者一人以女、秃子、母三人的语气来演唱。连接起来即成为一完整的故事。这样的表现形式在东蒙民歌里是很多的,可参阅《金珠儿》《达那巴拉》。” [2](304)

可见,这种背景介绍,增加了民歌的信息量,使资料更加生动鲜活,尤其对于不了解蒙古族民歌的其它民族的人来说,这种形式更具趣味性、知识性。同时歌集中也加入部分民歌演唱者的相关信息。如下表:民歌演唱者的相关情况。

另外,对《东蒙民歌选》中选入的《蒙古民歌集》中的歌曲,进行了适度的修改和润色。以歌名的翻译为例,《选择朋友》改为《择友》,《四个清澈的水泉》改为《四泉》,这样更接近蒙语歌名本身的含义。

总之,《蒙古民歌集》和《东蒙民歌选》并不是后者翻译前者的简单关系,而是具有不同目标、不同取向的不同侧重的两部各自独立歌集。

今天看来,两部民歌集都有各自的特点:前者重母语,更具原生性,却又强调交流与推广;后者注重交流和推广,强调应用性、艺术性,却不乏严谨。这种差别,今天恰好形成日月般相互补充、相得益彰的整体效果,合而成为蒙古族音乐现代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透过《蒙古民歌集》和《东蒙民歌选》那发黄残缺的纸页,我们可以看到为这两部民歌集奉献歌声的鲁艺宣传队的队员以及内蒙古自治学院年轻的学员们那朝气蓬勃的英姿。 笔者虽曾多次在赤峰、呼和浩特等地区寻找过他们。然而,他们绝大多数都失去了踪迹,能够打听到的,多数也已经离开了人世。

但是不可否认,他们与民歌集的三位编者一道,共同成就了可资后人欣赏的两部民歌集。他们用汗水和智慧,为我们留下了一个无可复得、历久弥新、无比珍贵的民族音乐的“琥珀”。

他们记录的不仅仅是当时流传的民歌,而是当时的“历史”,保存下来的不仅仅是百十首民歌,而是一个民族千百年来用心、用情、用智慧创造出来的巨大的文化和心灵财富。假如没有他们,那些“流失”就会成为“残缺”,而“残缺"就会成为永远的不可弥补的遗憾。

一晃之间,六十余年过去了 [原文发表于2012年——编者注]。 安波已离开我们近半个世纪了。回眸蒙古族音乐所走过来的六十多年的历程,我们看到《蒙古民歌集》和《东蒙民歌选》仍然活在我们当中。其中像《嘎达梅林》《牧歌》等许多民歌,正如安波当时所希望的那样,飞进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心中,成为家喻户晓的蒙古族民歌之经典,而更多母语歌曲,亦通过它们保留了下来。

今天,我们翻开任何一部蒙古族民歌集,都能看到《蒙古民 歌集》和《东蒙民歌选》的影子。而我们,为安波、许直、胡尔查等人当时的远见卓识而惊叹!为他们的执着和激情而感动!是他们以一个音乐工作者的职业道德和历史的责任感,及时地把在流传过程中容易流失的民族音乐加以整理和结集,从而使那些散落在民间的民族艺术珍珠得以成为一种精美的艺术项链,完整地、永久地存现于我国民族艺术的辉煌殿堂,实现了客观意义上的“保护”。所以,给予这些蒙古族民歌的先驱以“卓越贡献”的评价是毫不为过的。

注释:

①许直(1927-),民族音乐家、指挥家。原名周绪直，曾用名周友儒,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最早培养的指挥家之一。1946年开始与安波、胡尔查等人合作,进行大量蒙古族民歌的搜集与整理工作,于1949年出版《蒙古民歌集》,1952年出版《东蒙民歌选》。两部民歌集,对当代内蒙古民族音乐事业产生深刻而久远的影响。

②胡尔查(1930-),蒙古族当代著名民间文学家,内蒙古民间文艺事业组织者、领导者。蒙古族,喀喇沁右旗(今宁城县)人,成长在巴林右旗。笔名,霍尔钦夫。代表作品:民歌集《蒙古民歌集》《昭乌达民歌集》《东蒙民歌选》等,译著《红色勇士谷诺干》《勇士谷诺干》《江格尔》等,民间文学《蒙古谚语》(与他人合译),《蒙古族动物故事集》等,诗集《我的祖国》《红色的瀑布》等。

③安波(1915-1965),中国现代音乐家、作典家,民族音乐理论先驱,革命文艺事业的组织者,领导者。中国音乐学院首任院长。先后辑成《蒙古民歌集》《秦腔音乐》《东蒙民歌选》《越南民歌选》等专著,撰有《关于陕北说书音乐》《谈蒙古民歌》《丰富优美的越南民歌》等论文，为中国民族音乐学的发展作了开拓性的工作。代表音乐作品有《八路军开荒歌》《七月里在边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因为有了共产党》《运动战歼灭战》《人民一定能战胜》《三绣金匾》《就义歌》(与时乐蒙合作)等。

参考文献:

[1]东北文协文工团辑,蒙古民歌集[M].呼和浩特:内蒙古日报社,1949.

[2]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主编.东蒙民歌选[M].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2.

分类号:J6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838(2013)01-0014-10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社会转型与蒙古音乐生活的变迁”(11CD099)阶段性成果;内蒙古大学“蒙古族传统音乐研究”学术创新团队资助研究。 作者简介:王晶晶(1985-),女,达斡尔族,内蒙古赤峰市人,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音乐系,硕士。

原文刊载于《内蒙古艺术学院学报》/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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