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股东对外转让股权的过程中公司有欺诈行为，能否认定小股东也构成欺诈？

小股东对外转让股权，目标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向受让方提供了虚假的财务报表，小股东以未参与公司经营不知情为由进行抗辩的，仍然构成欺诈，股权转让可以被依法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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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文书字号

最高人民法院（2021）最高法民申1599号民事裁定书

2.案由：股权转让纠纷

3.当事人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二审上诉人）：广东某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公司”）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新疆某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疆公司”）

4.案例来源：北大法宝

基本案情

2017年9月7日，新疆公司与陈某宏、广东公司等共计36名某广告公司的股东签订了《资产购买协议》，约定新疆公司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36名股东合计持有的96.21%股权。协议约定新疆公司需向广东公司支付现金对价约9922万元购买其持有的某广告公司4.032%股权。双方按照约定于2018年3月10日完成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后广东公司以新疆公司逾期未支付约定的现金对价部分、应当承担违约责任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

诉辩双方主张

广东公司的主要主张：

1.广东公司作为小股东未参与某广告公司的经营，对公司经营状况不知情，且主观上不存在欺诈故意。

2.新疆公司已做了尽职调查，进行了内部决议程序，且并购重组行为已经过证监会批准，新疆公司已尽到谨慎注意义务，应当承担交易风险。

3.新疆公司已将某广告公司纳入合并财务报表，已实际控制该公司，股权转让行为不可撤销。

4.新疆公司逾期支付股权转让款已构成违约。

新疆公司的主要主张：

1.转让方在签订案涉《购买资产协议》时存在大量造假、隐瞒等欺诈行为，导致新疆公司作出了错误的购买意思表示。

2.请求撤销《购买资产协议》。

3.请求撤销与广东公司之间的股权转让行为。

案件焦点

本案的核心焦点为：1.某广告公司、陈某宏是否构成欺诈。2.广东公司是否应当承担某广告公司、陈某宏欺诈行为产生的后果。[1]

历审裁判要旨

昌吉回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鉴于本案存在虚增银行存款、虚减营业成本、虚构应收账款、隐瞒担保及负债的事实，现有证据能够反映某广东公司及授权代表人暨实际控制人陈某宏与相关人员直接或通过他们实施上述欺诈行为，且应属于第三人欺诈。新疆公司因受到欺诈作出了错误的意思表示，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了《购买资产协议》。广东公司作为某广告公司的股东，即便未参与经营，基于股东依法享有知情权，结合其在资产交易过程中所做的书面声明、承诺及保证，广东公司属于应当知道第三人欺诈行为的情形，其不能免责。本案完全符合可撤销的法定要件。新疆公司有行使撤销权的选择权，且该撤销权的行使未超过一年的法定期间。判决驳回广东公司的诉讼请求，撤销广东公司与新疆公司签订的《购买资产协议》。[2]

新疆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新疆公司委托的中介机构基于某广告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陈某宏提供的财务资料具有真实性作出了审计结论。新疆公司基于该结论签订了《购买资产协议》，因此签约行为基于某广告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的欺诈行为而产生。广东公司作为股东直接接受陈某宏磋商的结果，视为广东公司知道或应当知道陈某宏与新疆公司洽谈的事实基础与具体内容，广东公司应当对陈某宏在签约过程中存在的欺诈行为产生的后果承担责任，陈德宏所为的欺诈行为应视为广东公司的行为，构成相对人欺诈。广东公司未参与经营并不等同于不知道公司具体的经营状况。即便广东公司对公司的具体经营情况不知情，其在承诺函中签字确认的行为，代表为促成交易的达成，在未核实具体信息内容的情况下向新疆公司承诺提交的信息真实，亦构成欺诈。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准确，适用法律错误，但判决结果正确。判决驳回广东公司上诉，维持原判。[3]

广东公司以本案一审、二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法律适用错误为由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再审申请，最高人民法院再审后裁定驳回广东公司的再审申请。

学习与思考

一、历审法院在案涉欺诈事实认定问题上的裁判观点及浅析

该案一审中，审判法院认定某广告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实施的欺诈行为构成第三人欺诈。新疆公司受到欺诈做出了错误的意思表示。广东公司作为相对人“知道或应当知道第三人的欺诈行为”，该案完全符合可撤销的法定要件。与一审判决不同的是，二审法院在判决中直接将欺诈行为认定为相对人欺诈，将法定代表人陈某宏的欺诈行为视为股东广东公司的行为。这是本案一审与二审判决之间的主要区别，最高法院在再审裁定中也支持了二审法院的这个观点。

本案的关键问题在于，目标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的欺诈行为，能否归责于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股东？ 这主要取决于股东在交易过程中对于虚假财务报表的知情程度和使用意图。如果股东对财务报表虚假知情或应当知情并利用其促成交易，则该股东构成欺诈。如果股东对财务报表虚假不知情，且无合理途径核实，依然有可能构成欺诈，因为在根据股权转让交易惯例，股权转让协议通常会设置“陈述与保证”条款，转让方会明确陈述并保证其所提供的目标公司的信息是真实、准确、完整的。即使主观上并无欺诈故意，由于提供了实质上的虚假信息，也有很大可能被认定为欺诈，或者因未尽到基本的审慎义务和保证义务被认定为根本性违约。无论是欺诈还是根本性违约，均会导致交易被撤销、赔偿对方损失的法律后果。本案广东公司即属于被认定为“应当知情”和“陈述和保证”两种情形并存的类型。

二、本案生效判决认定广东公司构成欺诈的法理依据

广东公司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与先合同义务。在股权转让合同的订立过程中（即“先合同阶段”），双方负有基于诚信原则而产生的告知、协助、保密等义务。广东公司作为股权出售方，对于影响股权价值的核心信息——财务状况——负有如实告知的最高标准的诚信义务。提供或放任虚假财务报表的流通，是对诚实信用原则的根本性违反。

广东公司违反了承诺函中所做的声明、承诺及保证其提供的所有文件、资料（包括财务报表）是真实、准确、完整的义务。受让方正是基于对这些“陈述与保证”的信赖，才确定了交易价格并决定签约。因此，提供虚假财务报表，直接破坏了合同订立的基础。无论主观上是故意还是过失，都构成违约。

广东公司违反了信息优势方的审慎核实与担保义务。法律对交易中拥有信息优势的一方课以更重的责任。由于信息不对称，在股权交易中，卖方相对于买方在了解目标公司真实情况方面具有天然的信息优势。即使是一个小股东，其获取信息的渠道和能力也远强于外部买方。这种信息优势地位，导致了法律推定其负有审慎核实和担保的义务。作为出售方，有义务去确保提供给买方的、用于决策的核心信息的真实性。此外将核实信息的责任分配给信息优势方（卖方），比分配给外部买方更公平、更有效率。这符合商事交易的风险分配原则，这也符合法经济学的基本原理。

保护善意相对人的依赖利益。法律保护善意交易对手的合理信赖，以维护市场秩序。买方有充分理由相信，出售股权的股东所提供的、关于标的资产的财务信息是真实的。这种信赖是受法律保护的。即使提供报表的是目标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该行为可以被视为为了促成股东交易而进行的辅助行为，构成了“表现授权”。股东享受了该虚假信息带来的交易利益（如更高的转让价款），就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

三、广东公司承担法律责任的类型

基于前述的法理分析，从根本上来说是因为广东公司违反了先合同义务或者说从根本上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导致其与新疆公司之间的《资产购买协议》被撤销。广东公司应当承担缔约过失责任，且该责任类型属于合同有效成立情形下的缔约过失责任。另外，基于其对承诺函中所承诺行为的违反，其还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按照学界的观点，广东公司应当同时承担缔约过失责任和违约责任，这两种责任可以并行不悖。[4]由于新疆公司没有提出相应的诉讼请求，本案裁判中没有涉及这个问题，本文也不再展开论述。

注释：

[1] 参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20）新民终138号民事判决书。

[2] 参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9）新23民初36号民事判决书。

[3] 同[1]

[4] 吴一平：《论缔约过失责任之构成要件》，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4月第18卷第2期，第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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