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市尝到苦头，三位前首相劝诫无果后，日民众集会要求辞职下台

11月15日，上百名日本民众自发聚集在东京首相官邸前，举行抗议集会。他们手持标语，高喊“撤回发言，赶快道歉”、“高市下台”、“不会外交的人不配当首相”等口号，表达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错误言行的强烈不满。

这场自发性抗议的导火索，源于首相高市早苗在国会答辩中公开宣称“台湾有事可能会构成日本存亡危机事态”，暗示日本可行使集体自卫权武力介入台海。这是战后日本领导人首次在台湾问题上表达武装介入意图。

三位前首相——野田佳彦、鸠山由纪夫和石破茂——随即展开了罕见的联合施压。

野田佳彦直言“深感震惊”，强调“这是历代首相都在一定程度上止步的话题”，批评高市“独自贸然行动的危险性”。

鸠山由纪夫在社交平台尖锐指出，高市是在“煽动危机为扩军找借口”，并重申“台湾是中国内政，日本不应介入”。

而石破茂的警告更为直白：历届政府始终避免对台湾问题作出明确断定，高市的言论几乎等同于“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

这种跨越派系的前首相联合干预，在日本战后政治史上实属罕见。

日本国内各党派的批评声浪同样不容忽视。公明党党首齐藤铁夫要求高市“为让国民安心而修正言论”；社会民主党党首福岛瑞穗直指其逻辑完全荒谬；就连日本共产党参议员山添拓也发声要求撤回言论，以避免日中关系进一步恶化。这种跨党派的一致批评，反映出高市言论已触及日本政治生态的底线。

民众抗议活动中，一位东京市民的发言道出了许多人的心声：“希望和中国成为好邻居，不希望外交关系紧张”。另一位抗议者则痛斥高市“破坏中日长期积累的互信”，并提醒不应忘记历史教训：“历史上日本曾以‘存亡危机’为借口发动侵略战争”。

值得注意的是，高市所引用的“存亡危机事态”概念，源自十年前安倍晋三强行通过的新安保法案。该法案规定，在“存亡危机事态”之际，日本可行使集体自卫权。

而这一概念的界定本身就充满争议——“与我国有密切关系的他国遭到武力攻击，因此威胁到我国的生存”。将台湾纳入这一范畴，不仅违背了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中“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明确表述，更是对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公然挑战。

日本东亚共同体研究所所长孙崎享一针见血地指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怎么会与日本的‘存亡危机事态’有关？”他认为，挑拨日中关系，推动日本在战略上进一步跟随美国，这恐怕正是高市早苗的真实意图。

中国方面的反应迅速而坚定。外交部不仅提出严正交涉，还发布了赴日旅行安全提醒，各大航空公司开放退票通道。这些措施立即产生了实质性影响：中国游客数量大幅减少，对日本旅游业造成直接冲击。

据日本国内机构初步估算，仅旅游行业的损失就可能达到上千亿日元。更重要的是，日本制造业许多工厂严重依赖中国的零部件与原材料，若中方进一步限制出口，日本必将面临生产中断的危机。

“继承和发展村山谈话会”理事长藤田高景的批评更为深刻：“台湾问题属于中国内政，任何粗暴干涉他国内政的行为都绝不被允许。

高市此次的言论践踏了历史，显然是对‘村山谈话’精神的否定，也无视国际法的根本原则，是极其有问题且愚蠢的发言”。这一评价，点出了问题的本质——这不仅是一次外交失误，更是对历史与法律的双重背叛。

面对内外压力，高市早苗仅派出局级官员来华“解释立场”，而非撤回错误言论或公开道歉。这种“灭火”行动更像是压力驱动下的应急反应，而非真正认识到错误。

冲绳反战团体在11月14日的集会上进一步指出，高市的言论与日本近年来在冲绳强化军事部署的行为一脉相承，加剧了地区紧张。这些声音显示，日本民间对右翼势力煽动对抗的警惕性正在上升。

分析人士警告称，日本近代以来的每一次对外扩张，都始于一套精心编织的“危机叙事”。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这些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罪行，都是用“存亡危机”“紧急自卫”等谎言掩盖其侵略野心。如今高市早苗重拾这套话术，正是为日本突破军事束缚、重构进攻性战力寻找借口。

从历史经验来看，任何试图通过制造外部危机来转移国内视线的做法，最终往往适得其反。日本民众在抗议中喊出的“比起军备扩张，更应该守护民生”，或许才是最应该被听见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