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存在一种超越文化与时代的、绝对的道德真理?如果不存在,一切道德都是相对的约定,那么我们对“野蛮”的批判,除了是文化优越感的体现,还有什么依据?如果存在,它的来源和权威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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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问题再次触及了伦理学的核心困境,它关乎我们能否在多元的世界中找到坚实的道德基石,也关乎我们批判他者行为的最终依据。这是一个极其复杂但至关重要的问题。
让我们分步来探讨。
第一部分:是否存在绝对的道德真理?
对于这个问题,哲学上主要有两种对立的立场:
1. 道德绝对主义 / 普遍主义
观点:存在一种或一组超越所有文化、时代和个人的客观道德真理。这些真理不因人的信念或社会习俗而改变。
来源的难题:如果存在这样的道德真理,它的来源和权威是什么?
神命论:道德真理源于神的命令或意志。其权威来自神的全知、全善和创造者地位。挑战在于,不同文化对神意的理解不同,且无神论者无法接受此基础。
自然法理论:道德真理内嵌于宇宙秩序或人类本性之中。通过理性,我们可以发现什么行为是符合我们“理性存在者”本性的(如托马斯·阿奎那、某些解释下的康德)。其权威来自理性本身。
柏拉图式的理念论:善本身是一个客观存在的、永恒的“理念”,我们世界的道德只是对其不完美的分有。其权威来自其本身的完美和实在性。
2. 道德相对主义
观点:不存在普遍适用的道德真理。道德准则因文化、社会或个人的不同而相对成立。
文化相对主义:道德只是社会的习俗和约定。所谓“对错”,只是“我的文化认为的对错”。
个体相对主义:道德完全是个人的偏好和选择。
当前的学术共识更倾向于复杂化,而非简单的二元对立。 完全僵化的绝对主义和“怎么都行”的极端相对主义都面临巨大挑战。
第二部分:如果一切道德都是相对的,我们批判“野蛮”的依据何在?
这是相对主义必须面对的最尖锐的批评。如果接受极端的文化相对主义,那么殖民者屠杀原住民、纳粹的种族灭绝,都只是“他们的文化习俗”,我们无权批判。这显然是绝大多数人无法接受的结论。
那么,在否定了绝对主义之后,我们批判“野蛮”的依据是什么?有以下几种可能的方向:
1. 基于共享的“人性”与基本利益
虽然具体的道德规范千差万别,但所有人类社群都共享一些基本的生物学和心理学事实。我们都恐惧痛苦、渴望幸福、需要尊严、依赖社会纽带、希望保护后代。
一种道德或实践之所以可以被批判为“野蛮”,不是因为它违反了“我们”的文化标准,而是因为它系统地、不必要地摧毁了这些对人类福祉至关重要的东西。例如:
酷刑:因为它制造了极度的、无意义的痛苦,并摧毁了一个人的尊严和自主性。
种族灭绝:因为它基于虚构的类别,系统地剥夺了人类群体的生存权和发展其福祉的基本条件。
这种批判的依据,不是“我们的文化更好”,而是“该行为对人类基本福祉的破坏是如此根本和巨大,以至于它越过了所有旨在保护人类繁荣的道德体系的底线”。
2. 基于“脆弱性”与“权力”的分析
许多被我们称为“野蛮”的行为,其特征往往是强者对弱者、多数对少数、系统对个体的系统性压迫和伤害。其受害者通常处于无法反抗或无法同意的脆弱地位。
对这种行为的批判,依据可以是对权力滥用的普遍警惕,以及对保护最脆弱者这一原则的认可。这并非一个文化的偏好,而是任何试图建立正义社会的群体都可能推导出的原则。
3. 基于“内在矛盾”与“实践理性”
有些行为在逻辑上或实践上是自我挫败的。例如,一个允许随意杀人的社会无法持续存在;一个普遍允许欺骗的承诺体系将失去意义。
我们可以批判一种实践,不是因为它“不绝对”,而是因为它破坏了其自身乃至任何人类社会得以运行的基本前提,如信任、合作与语言的真实性。
一种可行的中间道路:底线共识与重叠共识
我们或许不需要一套完整的、绝对的道德真理大全,才能进行有意义的道德批判。我们只需要在一些最底线的、最基本的准则上达成共识。
人权框架(尽管其本身也有文化根源和争议)可以看作是这样一种尝试。它不声称自己是“上帝赋予的”绝对真理,而是作为经过痛苦的历史教训后,人类为保护自身尊严和基本福祉而达成的一种“重叠共识”。
哲学家玛莎·努斯鲍姆提出的“人类核心能力”列表(生命、身体健康、情感、实践理性、归属等),也是一种尝试,旨在确定一个跨越文化差异的、关于“人类繁荣”的基本框架。
结论
所以,回到您的问题:
1. 是否存在绝对的道德真理?
很可能不存在一套被所有人一致同意、且能明确说明其超验来源的、具体的道德规章。
但可能存在一些基于人类共同境况(脆弱性、理性、社会性、对福祉的追求)而产生的“准绝对的”或“最低限度的”道德要求。这些要求虽然不是“写在天上的律法”,但其对人类生存和繁荣的必要性,赋予了它们类似客观真理的强制力。
2. 我们对“野蛮”的批判,除了文化优越感,还有什么依据?
依据在于,这些行为践踏了使“人类生活”成为可能和有价值的基本条件。 它们不必要地制造痛苦、摧毁尊严、否定自主、阻碍繁荣。
这种批判不是简单地说“你和我们不一样”,而是说 “你所做的,系统地摧毁了任何文化中的人都可能珍视的东西——作为有尊严、有希望、有联结的人类的生活可能性。”
最终,道德的根基或许不在天上,而就在我们共同的人间。它源于我们作为脆弱、理性、社会性的存在物,在共同生活中必然会产生的要求。它的权威,不来自一个外在的立法者,而来自我们作为人类,对于“我们要共同创造一个怎样的世界,以及我们要成为什么样的人”这一根本问题的集体回答和承诺。 在这个意义上,批判“野蛮”不仅是一种权利,更是一种对共同人类未来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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