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CDC的成长史诗：从灭蚊小队到全球标杆

放眼全球，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都有专门负责疾病防控的机构——中国的 CDC、欧洲的 ECDC，都承担着守护本土公共卫生的职责。但如果要找一个发展轨迹最完整、职能扩展最充分、国际影响力最突出的典型，美国 CDC 是绕不开的行业标杆。它从一支临时的“灭蚊小队”起步，一路靠硬仗打成全球防疫的技术标杆，不仅搭建出现代疾控体系的基本框架，它完善的成长逻辑，也为全球各国建设本国的疾控体系提供了非常具有参考价值的范本。今天我们就以美国 CDC 为核心样本，深入拆解它的成长进化史 —— 看它如何从 “战时临时工” 熬成 “全球话事人”。

起源：被二战逼出来的“蚊子克星”，从临时战队到常设机构

美国CDC的诞生，源自二战期间的“蚊子危机”。1942年，美军在太平洋战场和东南亚丛林里吃了大亏——不是敌军的枪炮太猛，而是疟蚊传播的疟疾太凶。驻缅甸的美军部队，每月疟疾感染率高达10%，一个师里上千人被迫躺平，战斗力直线下降。更要命的是，日军还在水源地投放带疟原虫的蚊子，搞得像“生物战”。

情急之下，美军火速成立了“战争地区疟疾控制办公室（MCWA）”，本质上就是一支装备精良的灭蚊队。这支队伍带着当时最先进的DDT杀虫剂、背负式高压喷雾器，还有能检测疟原虫的便携式显微镜。队员们一边给士兵发含驱蚊胺的凡士林，一边翻山越岭找积水潭（蚊子幼虫孑孓的巢穴），倒煤油覆盖水面阻断孵化；在军营周围挖防蚊沟，给帐篷涂防蚊涂料。硬生生把驻东南亚部队的感染率从10%压到0.4%，堪称奇迹。

战争结束后，这支队伍面临解散危机。负责人约瑟夫·芒廷（Joseph Mountin）反对，他认为疟疾会卷土重来，传染病不会消失，防疫必须是常设职能。他顶着国会“削减军费”的压力四处游说，终于在1946年把这支灭蚊队改组为“传染病中心（CDC）”，正式“转正”。

但是CDC总部没选华盛顿，而是特意定在佐治亚州亚特兰大。一来这里是美国南方疟疾重灾区，便于“就近办公”；二来芒廷想远离华盛顿的行政干扰，保持专业独立。成立初期条件艰苦：预算只有100万美元，员工不到400人，办公地点是借的废弃军营，连实验室都是改装的车库。但这群战士的野心不小——他们要管的不只是蚊子，而是所有传染病。

扩张：从“防传染病”到“全民健康”，权责版图一路铺开

1949年，CDC迎来第一位灵魂人物——流行病学专家亚历山大·兰姆缪尔（Alexander Langmuir）。他一上任就搞了场“革命”：建立“全国传染病监测体系”。简单说，就是让全美国各州卫生部门每周上报传染病数据，CDC汇总后画成趋势图，哪里疫情抬头、传播速度多快，在数据图上一目了然。

这套“数据化防疫”思路，在1955年脊髓灰质炎（小儿麻痹症）大流行中立了大功。当时全美爆发疫情，数千儿童瘫痪，医院的“铁肺”挤得满满当当。CDC通过监测图快速锁定高发区域，配合索尔克疫苗的大规模接种，精准防控——哪里发病率高就优先投疫苗。短短3年，美国脊髓灰质炎发病率下降90%，1979年彻底消灭本土病例。这场胜利让CDC从“冷门机构”变成“国民英雄”，国会直接把预算翻倍，CDC地位也随之水涨船高。

尝到甜头的CDC开始飞速扩张：1951年成立流行病情报服务部（EIS），培养“疾病侦探”——3个月速成班，既要会用显微镜，又要懂现场调查，毕业考核是模拟疫情溯源。1955年，一位EIS官员在阿拉斯加调查麻疹，跟着原住民翻雪山、住冰屋，最终查出是受污染的海豹肉引发聚集性感染，这种“追着病毒跑”的劲头，成了EIS的招牌。

1957 年阿拉巴马州的 CDC 坎伯兰现场站：展示了 1957 年美国公共卫生服务部传染病中心（CDC）位于阿拉巴马州的坎伯兰现场站病毒和立克次体科的场地。

1960年代，CDC把触角伸到了非传染病。1964年，它的研究团队首次证实吸烟与肺癌的直接关联，拿着数据去游说国会，最终推动美国在烟盒上印上“吸烟有害健康”的警示语——这是全球第一次用公共卫生数据影响社会政策。1966年，它牵头加入全球天花 erad计划，派EIS官员深入非洲、南亚，教会当地医护人员“环形接种法”——发现病例后，只给密切接触者接种疫苗，比全民接种效率高10倍，还能节省疫苗。1977年，全球最后一例自然天花病例在索马里被EIS官员找到并隔离，这场持续11年的战役，让CDC的国际地位彻底稳固。

1970年，CDC正式更名“疾病控制中心”，去掉“传染病”三个字——这标志着它的职能从“治已病”转向“防未病”，开始将高血压、糖尿病这些病症纳入职权，甚至连职业健康、环境卫生都纳入版图。1973年，它成立“国家职业安全与健康研究所”，调查煤矿工人的尘肺病、化工厂的职业病，推动企业改善工作环境；1975年，搞“全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摸清美国人的饮食结构，给出健康饮食建议。到1980年，CDC的职能已经覆盖从出生到死亡的全生命周期健康，员工从400人涨到1.2万人，预算突破10亿美元。

1964 年美国 CDC 宣传海报：这是 1964 年美国 CDC 的一张宣传海报，主角是当时美国 CDC 的公共卫生象征 Wellbee，它提醒公众 “保持健康，保持清洁，洗手”。

成熟：危机中的成长，走向国际大舞台

1981年的艾滋病危机，是CDC走向全球舞台的关键。当年6月5日，CDC在《发病率与死亡率周报》上首次报告5例罕见肺炎病例——患者全是同性恋者，这是人类对艾滋病的最早记录。当时病毒未知、争议巨大，宗教团体甚至宣称“艾滋病是上帝的惩罚”，CDC顶住压力成立专项小组，1983年就锁定性接触、血液传播两大途径，1985年推动研发出首个艾滋病检测试剂。

更关键的是，CDC打破“精英科普”的套路，把科普手册送到同性恋酒吧、戒毒所，用通俗的漫画解释传播途径，打破大众对艾滋病的误解。这段经历让CDC建立起新兴传染病快速响应机制：一旦发现未知疾病，48小时内启动监测，72小时内锁定传播途径，一周内推出防控指南。后来应对埃博拉、寨卡病毒时，都靠这套机制稳住阵脚。

1992年，CDC再次更名，加上“预防”二字，正式定名为“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这不是简单的文字游戏，而是把“预防”放在核心位置。同年，建立了实验室响应网络（LRN），将全美国150多个实验室分级，从地方医院到国家实验室，形成“病原检测流水线”，能快速检测生物恐怖袭击、化学中毒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1999年，美国爆发西尼罗河病毒疫情，LRN在3天内完成病毒鉴定，为防控争取了时间。

到2000年代，CDC已经是全球防疫的“话事人”：在60多个国家设立办事处，1700多名专业人员常驻海外；推动现场流行病学培训项目（FETP），为全球培养了5万多名“疾病侦探”；WHO的很多防疫指南，核心数据都来自CDC的研究。2014年西非埃博拉疫情，CDC派遣1600名专家赶赴一线，搭建隔离病房、培训当地医护，把疫情死亡率从70%降到30%，再次证明了它的全球影响力。

2002 年 CDC 天花疫苗接种培训：2002 年 12 月，CDC 赞助的疫苗接种研讨会上，CDC 临床医生格洛丽亚・布莱南（Gloria Brynam）向同事演示正确接种天花疫苗的技术。

挑战与转型：光环下的“翻车”与重生

但再厉害的“标杆”也有翻车的时候。2014年埃博拉疫情初期，因为联邦与州的分权制度，它想派遣专家到西非，得先跟各州卫生部门协商，流程走了1个月才派出第一批人，导致疫情扩散。事后CDC经过反思，推出“快速部署团队”，简化跨部门调度流程，减少行政阻碍。

2020年新冠疫情，更是给了CDC一记重拳。初期因为检测试剂设计缺陷，导致大量假阴性，错过最佳防控期；联邦与州的分权模式再次掉链子——CDC发布的“戴口罩”指南，得州、佛州等共和党执政的州直接拒绝执行，宣称“侵犯个人自由”；加上特朗普政府干预疫情数据发布，CDC的公信力一度跌至谷底。

但危机也倒逼改革。2022年，CDC推出“公共卫生应急准备法案”，明确联邦与州的权责划分，简化跨州资源调度流程；2023年升级“全球疾病监测网络”，能实时接收60多个国家的疫情数据，还和谷歌、苹果合作，通过手机定位数据追踪人员流动，提升疫情预测精度；2024年，它把“健康公平”纳入核心战略，针对少数族裔新冠感染率高的问题，推出“社区疫苗流动站”，弥补公共卫生服务的鸿沟。从“绝对权威”到“直面缺陷”，CDC在挑战中完成了从“技术霸权”到“务实服务者”的转型。

全球视野：中国与欧洲 CDC 的特色发展之路

美国 CDC 的成长为各国疾控体系提供了重要借鉴，但不同国家和地区受制于各自的国情和治理模式，也走出了各具特色的发展路径。

和美国CDC“战时应急起步、专业自主扩张”不同，中国CDC的成长，刻着鲜明的国情烙印。1949年建国时“疫病围城”：鼠疫、血吸虫病、天花肆虐，全国5.4亿人，人均预期寿命只有35岁。1953年，国家仿苏模式建立“卫生防疫站”体系，从中央到县，一级一级往下建，构成“全民防疫网”。早期的防疫站就是“全能战队”：下乡查钉螺灭血吸虫病，挨家挨户给孩子种牛痘，到工厂查粉尘，给学校做卫生检查。1960年，中国宣布基本消灭天花，比全球消提前20年；1983年成立“中国预防医学中心”，1986年改成“预防医学科学院”，开始搞科研攻关，比如脊髓灰质炎疫苗的国产化。

中国预防医学中心初期领导及部分同志合影

1986年更名为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后院领导、部分职工与退休人员合影

2002年，中国CDC正式成立，而2003年的非典疫情让当时刚成立的CDC面临重大问题：病毒未知、传播快，传统逐级上报模式滞后。疫情后，CDC祭出两大“杀器”：4小时内直达国家的“传染病网络直报系统”，和明确权责的“应急条例”。2020年新冠疫情，这套体系发挥了作用：1月7日分离出病毒毒株，1月12日共享基因序列，全国病原检测实验室网络72小时内实现全覆盖。现在的中国CDC，形成了“国家-省-市-县”四级垂直体系，实现“全国一盘棋”的大规模防控。

欧洲 CDC（ECDC）则完全是另一条路径，ECDC以 “跨境协同” 为核心特征。2003 年非典疫情暴露了欧盟各国各自为战的短板，2005 年 ECDC 在瑞典索尔纳正式运营，其核心使命就是打破跨境防疫壁垒。它将欧洲原本分散的17 个数据系统整合起来，搭建“欧洲监测系统（TESSY）”，让 27 国的疫情数据可以实时共享；在新冠、猴痘等疫情中，ECDC负责协调各国疫苗分配、统一防控标准，成为开放边境体系下的 “健康协调中枢”。

各国主要疾控机构对比表

结语：不同赛道，同一使命

美国CDC的百年历史，是一部“专业驱动、危机倒逼”的进化史：从灭蚊的临时战队，到全球防疫的技术标杆，再到直面缺陷的转型者，它的每一步都踩在公共卫生需求的节点上。从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到现代疾控体系从无到有、从单一走向多元、从本土迈向全球的完整演进路径。

没有完美的疾控体系，只有不断进化的守护者。从美国 CDC 到全球的疾病防控中心，它们都为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留下了宝贵经验。在传染病跨境传播愈发频繁的今天，不同模式的健康守卫者，都有同一个目标——把疾病挡在门外，让人们安心生活。这，就是CDC存在的终极意义。

参考文献：

1.https://pubmed.ncbi.nlm.nih.gov/9132568/

2.https://www.cdc.gov/mmwr/preview/mmwrhtml/00042732.htm

3.https://www.cdc.gov/museum/timeline/index.html

4.https://www.chinacdc.cn/jgxx/fzls/

5.https://www.cdc.gov/museum/history/our-story.html

6.https://phil.cdc.gov/Details.aspx?pid=21688

7.https://www.ecdc.europa.eu/en/about-ecdc/media-centre/ecdc-picture-gall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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