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明前牺牲，让红军绝境逢生的特工卢志英

1951年的春雨把南京雨花台泡得黏糊糊的，乱坟岗上的野草沾着泥浆，风一吹就耷拉着脑袋。一群穿着干部服的人拿着铁铲小心翼翼地挖着，脚下的泥土里总混着些碎布片和烂木头——这是特务供词里说的“埋大人物”的地方。

铁铲碰到木板的瞬间，所有人都停了手。三把薄得像硬纸板的棺材露出来，雨水顺着棺缝往里渗，发黑的木板一摸就掉渣。最中间那口棺材掀开时，有个老战士突然“扑通”跪下去，眼泪砸在泥地上：“是卢科长……你看这手！”

棺材里的遗骸姿势扭曲，仿佛还在挣扎。右手伸得笔直，指节攥得死死的，十根指骨有八根都嵌进了棺木的木板里，连木头纹理都被抠出了血印子似的凹槽。后来法医说，这是濒死时拼尽全力的姿态，骨头都碎了还没松开。

这个连死都在抗争的人，就是卢志英。那会儿新中国都成立两年了，没人知道这位曾把红军从绝境里拽出来的特工，早就成了雨花台泥土的一部分。更没人想到，他口袋里那张泡得发皱的纸条，字迹还能看清：“胜利终将到来，我死而无憾。”

咱先聊聊卢志英在上海的“开挂人生”，这地界儿才是他的主战场。1938年的上海法租界，提起“沪丰面包厂”的老板卢志英，没人不竖大拇指。穿定制西装，讲一口流利的英、法、日语，钢琴弹得比领事馆的洋人还地道，连日本海军司令保岛都常来他厂里“蹭咖啡”。

保岛总说卢志英是“最懂西方艺术的中国人”，俩人情投意合到什么程度？保岛亲自批给卢志英4000包面粉，让他给租界里的国际难民做面包。要知道那会儿上海的粮食比金子还贵，日军管控得严严实实，能拿到这种批文的商人，全上海找不出第二个。

但谁也没料到，这个风光无限的面包厂老板，办公室的保险柜里根本没有账本，全是日军的布防图和兵力部署情报。车间里揉面的工人、送货的伙计，清一色都是地下党。就连烤面包的铁皮烤箱，隔层里都藏着密写的情报，烤好的面包送出去，情报也就跟着到了新四军手里。

最惊险的一次，卢志英接了个“硬活儿”——给新四军弄一批盘尼西林和子弹。这俩东西在当时的上海，比军火还敏感，日军岗哨查得比筛子还严。换别人早打退堂鼓了，卢志英倒好，揣着一沓银元直接闯进了保岛的办公室。

“保岛司令，我老家亲戚要组个护院队，没家伙不行啊。”卢志英往沙发上一坐，端起咖啡抿了一口，语气跟聊天气似的。保岛盯着他看了足足半分钟，手指在办公桌上敲得“笃笃”响，最后说了句：“东西给你，三天内必须出上海，不然咱俩都得完蛋。”

你猜怎么着？当天晚上，沪丰面包厂的送货卡车就开了出去。车斗里装的全是贴着“奶油面包”标签的箱子，掀开面包下面的油纸，全是用油纸包好的子弹和药瓶。卡车一路过日军岗哨，卢志英就让伙计递上刚烤好的面包，岗哨们吃得满嘴流油，压根没心思开箱检查。这批物资送出去的时候，新四军的医护兵都哭了——再晚来几天，伤员们就真的没救了。

卢志英在上海的“产业”可不止面包厂。大世界附近的大中华咖啡馆，是他跟地下党接头的据点；唐拾义药厂、百中堂药厂，专门给新四军偷运药品；连西藏路上的金龙三轮车制造厂，都在偷偷给游击队改造成轻便的运输工具。这些明面上的生意，把他的地下工作掩护得严严实实，日军、伪军、国民党特务，没一个人怀疑过他。

谁能想到，这么个“洋派老板”，是从山东昌邑的穷山沟里走出来的。1905年卢志英出生的时候，家里穷得连块像样的尿布都没有。父母是地道的农民，种着几亩薄田，遇上灾年就得啃树皮。即便这样，老两口还是咬牙送他去私塾读了几年书，盼着他能认几个字，别再像祖辈一样受穷。

16岁那年，山东大旱，地里颗粒无收，卢志英揣着母亲塞的两个窝头就闯关东去了。在哈尔滨的码头上扛大包，在奉天的工厂里当学徒，冬天冻得手指流脓，夏天被工头打得浑身是伤。他亲眼见过俄国人骑着马追打中国小贩，见过日军把反抗的工人扔进江里，那些画面像刀子一样刻在他心里。

在东北的冰天雪地里，卢志英遇到了第一个带他走上革命路的人——一位地下党交通员。那人看他年纪小却有股子硬气，就跟他讲革命道理，讲穷人为什么会受欺负。卢志英听得眼睛发亮，这才明白，光靠自己拼命没用，得让所有穷人都站起来才行。从那以后，他就跟着这位交通员秘密传递消息，革命的种子算是在他心里扎了根。

卢志英真正“一战成名”，是1934年的“铁桶计划”事件。这事儿说起来，简直能拍一部悬疑大片。当年蒋介石在庐山开了个绝密军事会议，请来德国军事顾问坐镇，搞出个“铁桶计划”——调动150万大军，在瑞金周围修三道碉堡圈，把红军像装在铁桶里一样围起来，连水井都要投毒，就是要把红军赶尽杀绝。

参会的有个叫莫雄的保安司令，是咱们安插在国民党内部的人。他拿到会议文件的时候，手都抖了——文件厚得像块砖头，里面连每个碉堡的位置、每个路口的兵力都标得清清楚楚，10月中旬就要完成合围。莫雄连夜把文件抱给了卢志英，当时卢志英是他的机要秘书，也是他最信任的人。

卢志英翻开文件，冷汗瞬间湿透了衬衫。150万大军啊，那会儿红军主力才几万人，要是等敌人把“铁桶”扎牢，别说突围了，能不能活下来都是个问题。他知道，这情报必须在三天内送到瑞金，晚一步就是万劫不复。

可怎么送？沿途全是国民党的岗哨，盘查得比针孔还细。卢志英想了个招，把情报用密写药水写在四本《学生字典》的夹页里，字小得像蚂蚁，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交通员项与年自告奋勇要去送，为了装成乞丐混过岗哨，他硬生生敲掉了自己四颗门牙，脸上抹上锅灰，穿着破烂的衣服就上了路。

赣南山路又陡又滑，项与年白天躲在山洞里，晚上摸着黑赶路。饿了就啃树皮，渴了就喝山泉水，脚上的草鞋磨破了，就光着脚走，脚底全是血泡。有好几次遇到国民党兵盘查，他就装哑巴，用手比划着要饭，兵痞们嫌他脏，一脚把他踹开，压根没怀疑。就这么连走七天七夜，1934年10月7日，项与年终于把字典送到了周恩来手里。

毛主席后来在延安提起这事儿，还感慨不已：“这份情报挽救了红军，搞情报的同志功不可没。”历史学家后来分析，要是没有这份情报，红军很可能在长征开始前就被合围，中国革命的历史就得重写。卢志英这一出手，就相当于给红军打开了一道逃生的门缝。

抗战胜利后，卢志英的潜伏生涯更“牛”了——他同时打入了中统和军统，成了罕见的“双料特工”。中统的人觉得他是“自己人”，经常跟他透露内部消息；军统的人也把他当“可靠伙伴”，有什么机密任务都找他商量。卢志英就在这两大特务机构之间游刃有余，把情报源源不断地送回组织。

那会儿他身边的人都说，卢志英的胆子比天还大。有一次军统要抓捕一批地下党，名单刚到卢志英手里，他就借着“核对信息”的名义，把名单上的人一个个通知到。等军统的人去抓人时，早就人去楼空了。军统的头目气得跳脚，怀疑有内鬼，可怎么查都没查到卢志英头上——他早就把痕迹抹得干干净净。

可再厉害的特工，也架不住身边人的背叛。卢志英有个叫张连舫的助手，跟着他干了好几年，卢志英把他当亲兄弟，什么事都跟他商量。没想到抗战胜利后，张连舫在上海的灯红酒绿里迷了眼，国民党特务一用金钱美女引诱，他就叛变了，把卢志英的身份全招了出去。

1947年3月2日，上海青年会附近，卢志英刚跟地下党接完头，就被一群特务围住了。他当时穿着笔挺的西装，手里还提着刚买的点心，看到特务的时候，脸上一点都没慌，只是平静地说：“别吓着路人。”就这么被带走了，这一去，就再也没回来。

在监狱里的600多个日子，是卢志英最难熬的时候，却也是最能看出他骨头硬的时刻。敌人一开始用高官厚禄引诱他，说只要他招供，就封他当军统少将，送他去美国定居。卢志英听了哈哈大笑：“我卢志英这辈子，只认共产党，不认你们这些汉奸走狗。”

软的不行，敌人就来硬的。老虎凳、辣椒水、钉竹签，各种酷刑都用上了。卢志英被折磨得浑身是伤，胳膊和腿都被打断了，可他就是不吐一个字。有一次敌人用烙铁烫他的胸口，他疼得浑身发抖，却盯着敌人骂：“你们这些畜生，迟早有一天会被人民审判！”

即便受了这么多罪，卢志英还在监狱里传播革命信念。他用暗号跟其他犯人交流，给他们讲红军的故事，讲革命一定会胜利。有个年轻的狱警被他感动了，偷偷给他送馒头，说：“卢先生，我佩服你，要是有机会，我一定帮你。”卢志英笑着说：“不用帮我，好好做人，等胜利那天，记得为人民做事。”

1948年12月27日深夜，南京城外已经能听到解放军的炮声了，越来越近，越来越响。敌人知道自己要完蛋了，就想在逃跑前把卢志英灭口。他们把卢志英从监狱里拖出来，连夜带到了雨花台。

那天晚上特别冷，卢志英穿着破烂的囚服，冻得嘴唇发紫，却还是慢慢整理了一下衣服。走到挖好的土坑前，他回头看了一眼南京城的方向，脸上带着笑。敌人问他还有什么遗言，他大声说：“胜利是属于人民的，你们等着瞧！”枪声响起，他倒在了土坑里，那年他才43岁，离南京解放只有不到四个月。

1951年，当卢志英的遗骸被挖出来时，除了那张纸条，还有一枚磨得发亮的铜制党徽，紧紧攥在他没嵌进棺木的那只手里。党徽上的镰刀锤子虽然有些变形，却依然清晰可见。

后来有人问，卢志英明明能在上海过着风光的日子，为什么非要冒着生命危险干革命？其实他生前跟战友说过一句话，或许就是答案：“我们这一代人，注定要做铺路石。”他知道自己可能看不到胜利的那一天，但他愿意用自己的生命，为后人铺就一条通往光明的路。

现在去雨花台烈士陵园，卢志英的雕像就立在那里，穿着西装，面带微笑，像个儒雅的商人，谁能想到这就是当年在刀尖上跳舞的传奇特工。雕像的底座上刻着他的事迹，来往的游客驻足观看，有老人给孩子讲他的故事，讲到他指骨嵌进棺木的时候，孩子攥紧了小拳头，眼里闪着光。

那些像卢志英一样的革命者，就像黑暗里的星星，虽然自己熄灭了，却把光芒留给了后来人。他们用生命证明，有些信念比钢铁还坚硬，有些牺牲比泰山还沉重。现在我们过着安稳的日子，吃着热乎的饭菜，看着繁华的城市，可别忘了，这一切都是卢志英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卢志英口袋里的那张纸条，字迹虽然泛黄，却永远不会褪色。“胜利终将到来，我死而无憾”——这不仅是他的遗言，更是所有革命者的心声。他们用生命等待胜利，我们用余生铭记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