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俊宁丨先秦两汉墓葬中“ 方相” 认定的研究综述

“ 方相 ” 又称 “ 方相氏 ”, 是中国古代傩礼与丧葬礼仪中的重要角色 , 其形象较 早可以追溯到《周礼》的记载。《周礼 · 夏官 · 序官》 :“ 方相氏 , 狂夫四人。 ” 《方相氏》 :“ 方相氏掌蒙熊皮 , 黄金四目 , 玄衣朱裳 , 执戈扬盾 , 帅百隶而时难 , 以索室驱疫。大丧 , 先柩 , 及墓 , 入圹 , 以戈击四隅 , 驱方良。 ” 据此大致可知在丧葬仪式中 ,“ 方相 ” 负责引导开路 , 并进入墓葬内部驱除恶鬼。至迟从汉代开始 ,“ 方相 ” 就参与天子的丧礼之中。《续汉书 · 礼仪志》 :“ 大驾 , 太仆御。方相氏黄金四目 , 蒙熊皮 , 玄衣朱裳 , 执戈扬盾 , 立乘四马先驱。 ” 但 “ 方相 ” 是否需要入墓驱鬼甚至最终一并随葬 , 《续汉书 · 礼仪志》没有明确记载。

近代考古学传入中国之后 , 考古发掘的墓葬资料迅速积累。如果对 “ 方相 ” 可以 随葬墓内这一前提持肯定态度 , 那么在墓葬中寻找 “ 方相 ” 的实物或图像遗存就自然成为一个需要讨论的学术问题。其中学界对先秦两汉材料的讨论尤为热烈 , 已经产生了许多不同的学术观点 , 至今仍莫衷一是。有鉴于此 , 本文旨在梳理先秦两汉墓葬中 “ 方相 ” 认定这一问题的学术史 , 分析重要学者的论证思路与结论 , 对已有成果进行相对全面的反思与总结 , 以期能对将来研究有所助益。

一、 20 世 纪 50 年代中期以前的研究

这一阶段是研究的起步期 , 学者大多片段性地将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相比较 , 对 考古学的独立性与系统性不够重视。

20 世纪 30—40 年代孙文青以河南南阳汉画像石的材料为基础 , 根据《周礼》 “ 掌 蒙熊皮 ”“ 执戈扬盾 ”, 先后提出画像石中出现的 “ 执戈武士 ” 和熊可能与 “ 方相 ” 有关。 1932 年孙文青等人对南阳草店汉代画像石墓进行了清理、测绘、摄影、拓印一系列工作 , 次年《南阳草店汉墓享堂画像记》初步公开了此墓的情况 , 比如该文中 “ 旁柱刻执戈士如方相氏 , 上刻小狮 ”, 应是对墓中执戟人物和熊的描述 ( 参见图 1:2 、 3) 。 1944 年他已经修正了前述 “ 小狮 ” 的观点而以之为 “ 熊罴 ”, 又根据石刻图像的位置分别对其含义与功能进行了推测 :“ 其以熊罴为画像题材之意 , 不外因熊罴为猛兽 , 刻于楣柱及限上 , 使凶强之鬼 , 不敢及门侵扰亡人之尸。其刻于柱上者 , 殆即《周官 · 方相》时傩 , 《礼记 · 月令》季冬大傩 , 《论语》乡人傩之义 , 却除疫鬼或强鬼也。其刻于限间者 , 多系象人假作 , 同虎豹兕犀等兽角牴 , 以示勇猛兼寓守圹祛傩之义也。其刻于楣上者 , 则张平子赋所谓戏豹舞罴 , 总会仙倡之百戏也。 ”

图1 河南南阳草店汉墓与山东武氏祠左石室屋顶前坡西段相关图像

图2 河南洛阳烧沟M61 与山东沂南汉墓相关图像的照片与线图

图3 湖南长沙马王堆M1 帛画

1936 年郭宝钧《浚县辛村古残墓之清理》试图结合传世文献与考古资料以研究丧 葬过程 , 其中第一步 “ 造墓 ” 之后就是 “ 驱墓 ” 。他在引用《周礼》相关文献后认为 :“ 驱击之后 , 所用方相及戈盾 , 皆殉于墓 , 永为死者护卫。出土完整方相十四面 , 戈数十柄。戈之锋内两端 , 或折飞于东西两阶 , 驱击之狂暴可想。 ” 所谓 “ 方相十四面 ”, 后来郭宝钧根据考古新资料予以纠正。 1964 年出版的《浚县辛村》在描述 M8 出土的马冠 (M8:60) 时提及 :“ 从前误认为方相 , 今依西安张家坡第 2 号车马坑四马头上所出的四兽面 , 确证知这是马冠的装饰。 ”

1934 年辽宁营城子 M2 的资料刊布 , 该墓主室南外壁出现一个右手持旗、左手操 蛇的怪兽形象。姚鉴受到孙作云论述的启发 , 大胆地推测这就是汉代 “ 方相 ” 的形象。姚氏当然注意到旗、蛇与 “ 执戈扬盾 ” 显然有别 , 但他认为《周礼》代表的是先秦的情况 , 张衡《西京赋》 “ 方相秉钺 ” 等文献记载与汉代画像石中的 “ 大傩图 ” 揭示出汉代 “ 方相 ” 已经不同于先秦的事实 , 并且同一时代朝廷与民间奉行的仪节未必一样。 “ 方相 ” 持旗、操蛇也可以得到解释 : 持旗有《晋书》 “ 华毂曜野 , 素盖被原。方相仡仡 , 旌旐翻翻 ” 作为佐证 , 可以展现 “ 方相 ” 狂乱活跃之状 ; 蛇根据文献代表不祥 , 操蛇即展示出其 “ 驱疫 ” 的职责。

孙作云承袭了闻一多关于中国神话研究的旨趣 , 对三礼可能也有一定了解 , 其早 期关于神话的论述似乎并未对照考古发现。 1939 年姚鉴提出山东武氏祠左石室屋顶前坡西段第三层图像为大傩图 , 近右方持有五兵者为 “ 方相 ” 。 1940 年孙作云《中国的第一位战神 ——— 蚩尤》认为上述大傩图打鬼的主角是 “ 方相 ”, 但是因蚩尤在后代为战神之故而误作了蚩尤像 ( 图 1:1) 。

二、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至 20 世纪 70 年代的研究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至 20 世纪 70 年代有不少重要的考古资料刊布 , 比如山东沂南 汉墓、河南洛阳烧沟 M61 、湖南长沙马王堆 M1 、河南洛阳卜千秋墓等 , 在当时就已经引发了热烈讨论。本阶段对 “ 方相 ” 的研究更为全面地利用考古资料 , 在文献利用与论证思路上均有所推进。

1956 年《沂南古画像石墓发掘报告》出版 , 报告谨慎地认为前室北壁正中朱雀之 下为一神怪 , 具体形象为 :“ 虎首 , 头上顶着插三根箭的弩弓 , 张口露齿 , 胸垂两乳 , 四肢长着长毛 , 左手持着短戟 , 右手举着带缨的短刀 , 右足握一短剑 , 左足握一刀 , 胯下还立着一个盾牌。 ”( 图 2:3) 前室北壁横额则刻有 “ 奇禽、怪兽、灵异之物 ” 。 1957 年孙作云沿袭过往的研究思路 , 认为沂南汉墓的上述图像是一幅 “ 大傩图 ”, 前室北壁正中持 “ 五兵 ” 的形象是 “ 方相 ”, 即 “ 举行打鬼典礼时候的领队人 ”, 实际上仍是继承前说 , 以为是 “ 方相 ” 误作了蚩尤的形象。他还提出前室东、西两壁刻有 “ 十二兽 ”, 墓葬 “ 所有这一切无一不与打鬼辟邪有关 ” 。沂南汉墓报告的编写者之一曾昭燏随即对孙作云的意见进行了回应 , 她大体赞同孙作云关于前室 “ 大傩图 ” 的判断与其中 “ 方相 ”“ 十二兽 ” 的认定 , 只是在细节上表达了不同意见。

1964 年洛阳烧沟 M61 的资料刊布 , 如同《沂南古画像石墓发掘报告》一般 , 《洛 阳西汉壁画墓发掘报告》就壁画内容给出了克制而较为朴实的描述。资料公布后 , 郭沫若将洛阳烧沟 M61 后墙图像考证为 “ 鸿门宴 ” 。孙作云则认为后墙、主室隔墙、墓门门额三处图像表现的是打鬼仪式 , 亦即 “ 傩仪 ”( 图 2:1 、 2), 且有一套图像程序 : 后墙图像为打鬼仪式的准备 ( 其中形体庞大的怪物为 “ 方相 ”), 主室隔墙图像是打鬼的正式场面 , 墓门门额为神虎吃女魃图。实际上 , 孙作云对该墓图像的识读有许多不同于《洛阳西汉壁画墓发掘报告》之处 , 尽管后者并非尽善尽美 , 但这种差异提示了验证他论证过程的必要性。通过比对彩色照片与相关报道 , 不难发现孙作云对后墙、主室隔墙图像内容的认识并不准确 ( 参见表 1), 有附会文献之嫌 , 自然其结论的可信度值得怀疑。

表1 孙作云对河南洛阳烧沟M61 壁画的描述与考古简报、壁画图录、传世文献对比表

1973 年孙作云认为长沙马王堆 M1 帛画至少有两处出现熊状 “ 方相 ”: 一处是帛画 上部熊骑于 “ 飞廉 ” 身上 ( 图 3:2); 另一处是帛画最下端出现二立熊 , 作招引状 ( 图 3:3) 。

1977 年洛阳卜千秋壁画墓的资料在《文物》发表 , 同期孙作云沿袭简报的结论 , 将主室后壁的猪头怪物考证为 “ 方相 ” 。对于 “ 掌蒙熊皮 ” 与猪头的矛盾 , 孙作云颇为随意地解释为 “ 大约因为熊非习见之物 , 猪则举目皆是 , 所以就以猪头代替了熊头 ”, 傅朗云则认为猪头怪物应是 “ 豕韦 ” 。

此外 , 部分发掘简报注意到墓葬中铜戈等兵器毁折的现象 , 提出可能与 “ 方相 ” “ 以戈击四隅 , 驱方良 ” 有关 , 实际上是重申了郭宝钧《浚县辛村古残墓之清理》的观点。

三、 20 世 纪 80 年代以来的研究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研究至少呈现出以下三个特点 : 第一 , 对旧有认识进行了不 少个案性的反思 , 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 ; 第二 , 涉及的材料愈加丰富 , 注意到西南地区的材料 , 对墓葬所出的俑开展了较为充分的讨论 ; 第三 , 更多考古学者参与这一问题的讨论中 , 出现了一些方法论层面的反思与探索。

这一阶段的论述当然有因袭旧说的成分存在 , 这在讨论南阳汉代画像石墓、洛阳 汉代壁画墓时相对明显 , 但值得注意的是出现了相当多对前述认定结论的不同意见。萧兵、朱青生、林巳奈夫、贺西林、阎安不同意孙作云将洛阳卜千秋墓的怪物考证为 “ 方相 ” 的观点 , 对这一形象进行了新的解说。孙作云主张长沙马王堆 M1 帛画下端出现的二立熊为 “ 方相 ”, 郭学仁对此提出了不同看法。王子今认为上述山东武氏祠左石室屋顶前坡、沂南汉墓前室北壁正中画像石中持五兵的形象应为蚩尤 , 并未赞同孙作云提出的 “ 方相 ” 误作蚩尤的说法 , 并且推测沂南汉墓前室北壁上横额出现的左右手各持刀戟的形象或许与 “ 方相 ” 有关。

此外还有许多关于新材料的研究。 1988 年余德章《四川汉代方相俑小考》一文将 四川东汉墓进门处一种多被称为 “ 镇墓俑 ” 的陶俑定为 “ 方相俑 ” 。后来钟玲、索德浩倾向于认为汉代四川地区一种持蛇和兵器的镇墓俑与 “ 方相 ” 有关。实际上这些研究在文献引用、研究思路方面大多未曾超越姚鉴、孙作云的成果 , 说服力有限。 2021 年张媛通过数量统计与对材料的细致观察 , 对上述几位学者的观点提出了商榷意见 , 认为没有充分证据可以确认川渝地区的这种镇墓俑是 “ 方相 ” 。

2018 年田建文认定山西翼城大河口 M1 与陕西韩城梁带村 M502 出土木俑与 “ 大丧 傩 ” 有关。具体而言 , 他认为大河口 M1 二层台上的俑可能是文献中的 “ 狂夫 ”,“ 大眼睛、蒜头鼻、招风耳 ” 的特征表示其戴着面具 , 俑与矛、盾同出则与 “ 执戈扬盾 ” 相符。而梁带村 M502 墓室四角的四件木俑 , 由于其未曾髹漆且尺寸较小 , 被认为是《周礼》 “ 帅百隶而时难 ” 的 “ 百隶 ”, 其出土位置也与 “ 以戈击四隅 ” 相符。从这些论证中我们不难发现 1936 年郭宝钧《浚县辛村古残墓之清理》的影子。 2021 年王方撰文提出陕西韩城梁带村 M502 、澄城刘家洼 M1 出土的木俑所着为典型的 “ 玄衣朱裳 ”, 这些木俑与山西翼城大河口 M1 、山东临淄范家南 M112 和 M113 出土的俑应该都是两周时期 “ 方相 ” 的表现 ( 图 4), 只不过西周至春秋时期 “ 方相 ” 所着法服严格执行《周礼》规定的 “ 玄衣朱裳 ”( 即上身着黑衣 , 下身穿红裳 ), 战国以降便流行改着 “ 偏衣 ” 。

图4 以往提出的部分先秦时期“方相” 俑

除了推进、补充具体个例的论述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在方法论层面的反思也很有 价值。先秦两汉墓葬中 “ 方相 ” 认定的困境 , 折射出考古学与传世文献结合时可能存在的一些问题。 1988 年彭浩敏锐地指出过去对 “ 镇墓兽 ” 形象的解释比较牵强 , 问题之一就在于 “ 硬用神话中的某些说法来比附某一物象 , 是不难找到若干相似之处的 , 但是两者之间缺乏必然的内在的联系 ” 。这一论述得到高崇文的赞同 , 他在面对已有的楚式 “ 镇墓兽 ” 可以象征 “ 方相 ” 、宛奇、山神等不同神怪的观点时另辟蹊径 , 试图 “ 从楚人丧葬礼仪的程序中找答案 ” 。尽管其论证细节有可待商榷之处 , 但对思考 “ 方相 ” 认定的方法论有所启发。

四、 小结

“ 方相 ” 作为中国古代傩礼与丧葬礼仪中的重要角色 , 在《周礼》等重要的经学 文献中出现 , 对传统治学者而言是一个讨论已久的经学、史学问题。中国考古学试图在墓葬中寻找 “ 方相 ”, 应当是受到了旧有学术旨趣的影响。粗略统计 , 关于先秦两汉墓葬中 “ 方相 ” 认定的说法不下十余种 , 其数量之多 , 某种程度上反映出没有一种观点可以完全服众。那些被认为是 “ 方相 ” 的实物或图像遗存 , 并非与文献若合符节 , 就目前积累已多的考古发现来看也不是全无漏洞 , 暂时都可以作为假说看待。

通过学术史的梳理可以发现 , 孙文青、郭宝钧、姚鉴三位学者较早开始在先秦两 汉墓葬内寻找对 “ 方相 ” 的研究。随后有一定神话、礼学研究基础的孙作云受到姚鉴的启发 , 提出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说法 , 其学术贡献主要可以总结为以下两点 : 第一 , 认同辽宁营城子 M2 、山东武氏祠左石室、沂南汉墓、河南洛阳烧沟 M61 、洛阳卜千秋墓、湖南长沙马王堆 M1 帛画等有关发现可以认定为 “ 方相 ”, 这些材料中相当一部分是由孙作云首先提出并详加论证的 , 虽然其观点并不一定能成为定论 , 但论述的广度与合理性值得肯定 ; 第二 , 孙作云尝试将墓葬作为独立的整体进行考虑 , 将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进行全面对照 , 且敏锐地关注到图像位置、图像程序的问题 , 研究方法具有借鉴意义。直到现在学界对于 “ 方相 ” 认定的认识 , 大体仍未能超出上述四位学者所奠定的框架。

笔者认为 , 与 “ 镇墓兽 ” 等可以认为是考古学者的一种俗称不同 ,“ 方相 ” 既然 是一个来源于文献的概念 , 在墓葬中认定任一对象为 “ 方相 ”, 已经属于一种以文献为依归的具体的释义研究与性质揭示 , 而非考古学经常开展的一般性的现象总结与规律探讨。将 “ 方相 ” 泛化为 “ 镇墓 ” 的同义词 , 或是简单地以时代、地域的差别为理由 , 试图将一大批无法与文献完全契合、彼此差别相当显著的材料归为 “ 方相 ”, 这两种研究路径都难以令人满意 , 或多或少也与 “ 方相 ” 概念的特殊性相背离。

在目前争论不休的情况下 , 如若认为寻找 “ 方相 ” 还有继续探讨的价值 , 下一 步研究就不能草率地将 “ 方相 ” 与 “ 镇墓 ” 画上等号 , 而要细化《周礼》《续汉书 · 礼仪志》等文献中相关篇章的训诂 , 厘清 “ 方相 ”“ 狂夫 ”“ 百隶 ” 之间的关系 , 并在研究中对 “ 方相 ” 是否会随葬墓内、 “ 方相 ” 在丧葬中的等级性问题进行更全面的考虑。如此或许可以在期待自名证据的同时 , 基于现有材料对先秦两汉墓葬中 “ 方相 ” 认定这一问题有所推进。

【 注释见原文 】 原 文发 表于《秦汉研究》2024年第1期，224-236页

转自：兰台挥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