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郭骥：追忆恩师——馆长的担当与学者的执着

著名历史学家、蜚声海内外的先秦史研究专家、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先秦史学会原副会长、上海大学博物馆（筹）首任馆长、上海大学第一届学术委员会委员、历史系原主任、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原主任、华东师范大学原中国史学研究所所长谢维扬先生，因病于2025年11月5日22时在上海逝世，享年79岁。

谢维扬先生1947年6月出生于上海，1997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8年8月至1978年9月在黑龙江省国营农场工作，1978至1984年就读于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师承著名历史学家金景芳先生，先后获硕士、博士学位，是吉林大学培养的第一届历史学博士。1984年12月从吉林大学毕业后，就职于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史学研究所，先后任研究室主任、所长。2001年到上海大学文学院工作，曾任历史系主任、上海大学博物馆（筹）首任馆长，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主任。

谢维扬教授

2008年5月，谢维扬教授受聘上海大学博物馆（筹）馆长。在任期间，他邀请著名考古学家、上海博物馆原副馆长黄宣佩先生出任上海大学博物馆名誉馆长，主持制定了上海大学博物馆（筹）陈列主题方案、博物馆馆区功能分区规划和设备配置方案等文件，策划组建了博物馆高级顾问委员会和专业委员会，并赴各地为博物馆争取藏品资源。他是博物馆的首任馆长，绘制了博物馆规划发展的蓝图，从专业性的角度确立了博物馆的主题和定位。

2025年11月5日，恩师谢维扬教授与世长辞。我在硕士、博士阶段都师从先生，分别在中国古代史先秦史专业、中国近现代史、中国思想文化与学术的近现代转型研究方向求学。2009年至2012年，老师担任上海大学博物馆（筹）馆长期间，我还一度跟随参与筹建工作。因此与同门师兄弟相比，除了平日耳濡目染老师治学勤谨、学问通达的一面，同时还接触到老师在工作中的担当、细致、谦和的处事态度。恩师终生致力于学术研究，成就早已蜚声中外，所以我就来写一些老师在担任馆长期间的点滴琐事，记录老师人生中比较特别的一段经历，也能反映出老师在学者身份以外的另一面。

我于2003年拜入谢门，当时老师刚从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史学研究所调入上海大学历史系并担任系主任，我成为了他在上海大学招收的第一名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我打下了文献学研究的基础，这也令我获益终身。毕业后，我进入博物馆行业工作。2008年的下半年，我去看望老师，在闲聊时老师突然想到一件事。他告诉我不久前被学校任命为学校博物馆（筹）的馆长，但一直还没被安排具体的工作，也没有获得相应的人手帮助。老师觉得自己是个“光杆司令”，因此看到我时，觉得是能够跟着他筹建博物馆的合适人选，便问我愿不愿意干。老师也怕我为难，毕竟我得放弃已有的稳定状况，重新开始一件前景难料的工作。不过我还是义无反顾地选择跟随老师。事实上，我内心也是很感激老师给了我这样一次机会，其一是出于老师对学生的信任，其二是我本身就很喜欢大学的学术氛围，其三则是能够从零开始做成一桩事业——毕竟人的一生能有这样的机会是非常难得的。

当时馆里就我们两个人，老师是馆长，我是馆长助理。我的第一项工作是落实办公室和藏品库房，同时添置必要的办公和库房设备，随后就开始工作了。老师带我一同去见了学校领导。记得周校长对博物馆的建设提了几点要求：要按照博物馆的专业要求来建设，不能做成展览馆；上海大学建造博物馆的目的，是为了反映学校的文化和学科特色，按照学校前期做过的摸底调查，考虑以海派文化作为博物馆的主题；要遵循百年建馆的思想，为未来的文物藏品做准备。之所以请谢老师担任馆长，除了老师在学界的地位外，也考虑到博物馆的稳定发展。这年老师已经60出头了，但作为资深教授，还有10年的时间才退休，这就可以保证馆长一职相对稳定，而不是隔几年就换一任。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学校领导的想法真是高瞻远瞩。我们根据上述意见，针对博物馆的定位拟了三条：一、与综合性大学地位相称，确立有深度历史文化内涵的陈列方针；二、追求专业性标准，在展出和管理水准上具备专业性博物馆特征；三、注意营造和形成自身特有的风格，努力体现与上海大学发展自身特征的联系。

谢老师虽然没有直接在文博领域工作过，但他是上海文博系列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的专家，在历史学的圈子里名声很大，人脉关系也广，不少老同学、老朋友都在相关领域任职。比如他的同窗好友，曾经在浙江省博物馆担任过副馆长、又在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担任过所长的曹锦炎先生，与老师是吉林大学的同学，此时正在浙江大学任教。老师通过学校特聘他为博物馆的高级顾问。曹先生建议，海派文化是极有特色的主题，但同时可以增加从马家浜文化到马桥文化的环太湖流域早期文明，尤其是世界文明史上有很高地位的良渚文化。这样一头一尾突出上海历史文化的两个高度，也能成为独一无二表现长三角区域文化的博物馆。老师对曹先生的想法深以为然。

不久，老师又偶遇了上海博物馆原副馆长、著名考古学家黄宣佩先生，在向他报告博物馆筹建情况后，想到黄馆长既有博物馆的建馆经验，又熟悉国内外的考古文博资源，便提议邀请黄馆长担任博物馆的名誉馆长。于是老师带上我，亲自登门拜访。黄馆长见到谢老师来了，非常高兴，他说谢先生是研究中国早期国家的专家，这么真诚地邀请，他一定会为上海大学博物馆的建设尽心尽力，当即爽快地答应了，并着手拟了一份名单，将环太湖流域考古文博领域，包括南京博物院、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上海博物馆等的专家几乎全部网罗。与此同时，我们在海派文化领域也邀请到了一批上海历史学界和文化领域的名家。

有了黄馆长出面，再有谢老师在业内地位的加持，我们顺利地邀请到了诸位专家顾问，于2011年的5月举行了名誉馆长和顾问委员会的聘任仪式。老师在会上作了报告，指出考虑确定未来博物馆内涵定位时，首先明确要立足上海，表现上海。据此确定了陈列主题构成的设想，最终目标是反映上海文化脉络及精髓，弘扬上海城市精神。上大博物馆建设不仅对上海大学是重要的，对于上海市同样也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将为丰富和提升上海整个城市文化面貌作出贡献。

上海大学博物馆名誉馆长、高级顾问委员会聘任仪式上的合影（2011年5月24日）

谢老师认为，由于上海与长江三角洲区域文化相一致，上大博物馆的陈列主题也将有力地表明上海文化的源头、上海在中国文化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上海和长三角区域在文化发展上的历史渊源关系和共同特征。这与若干年后上海提出的打响文化品牌标识度，打造江南文化、海派文化品牌的思路是极为相似的。

这次会议办得非常成功，上海市委宣传部领导出席会议并致辞，相关报道在上海电视台六点半的新闻综合频道里播出。与此同时，博物馆又聘请了一批来自校内文学院、美术学院、影视学院、艺术研究院的教授组成专业委员会，在日常工作中为博物馆建设出谋划策。后来老师告诉我，校领导在会后同他说，请老师担任馆长真是找对了人。我想可能出于几方面原因，一是由于老师在业内的影响力和人脉关系，才能邀请到那么多专家为上大博物馆建设保驾护航，能在专业层面与博物馆同行进行交流。一是让大家打消了是否能以海派文化作为博物馆主题的疑虑。此外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学校领导看到老师对博物馆的工作尽心尽责，实在是感到放心。

责任担当，身体力行

谢老师对自己的学术研究有着严苛的要求，他字斟句酌的态度，同样体现在工作中。老师担任馆长期间，并未放松自己的科研工作，他原本是希望在宏观上加以指导，让我负责各项具体工作，但在实际操作中，出于责任感和对博物馆事业的热情，很多工作都是亲力亲为，体现了作为领导的责任担当意识。老师原本没有博物馆工作的经验，他就带着我们去上海的高校博物馆，去浙江余杭的良渚博物院、浙江临平的中国江南水乡文化博物馆等地调研，学习建馆经验。老师认为依靠学校自身力量收购的藏品在整个藏品征集中只能占据很小一部分，他提出必须获得社会力量的广泛支持，其中包括社会收藏界、文物博物馆界和文化界等各方面的支持。知名海派作家徐訏的前夫人葛福灿女士捐赠了徐訏先生的衣物等物品，老师先后到她家去过数次，并亲自送去了捐赠证书，之后每年年末都让我前去看望代为问候。另一大宗藏品是500多种上海小报，这在海派文化中是很具代表性的。老师多次拜访藏家并取得信任，争取到以代管的形式入藏了这批报纸。数年后，我馆以有偿捐赠的方式征集并举办展览、出版图录，成为一项特色馆藏。而难度更大的征集工作则是表现环太湖流域早期文明的文物，这些是在市场上购买不到的。在得到上海市文物局至关重要的支持的情况下，我们首先前往浙江，拜会了省文物局、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领导，得到承诺会通过各种形式支持上海大学建设博物馆。

上海市文物局领导率队赴浙江省文物局、考古所商议支持上海大学博物馆筹建事宜时的合影（2012年2月28日）

审慎细致，才华独具

谢老师长期从事学术研究，并不热衷行政工作，但他愿意了解，耐心学习，把研究中的钻研精神带到工作中来。老师曾告诉我，当受聘馆长后，一位圈内的朋友戏言博物馆馆长一职是个“美差”，因此他在对待钱的问题上格外慎重，也告诫我务必注意。虽然当时馆里的经费十分微薄，但报销前老师都会仔细过问每笔支出，问清楚后才签字。我曾经拿着博物馆的基建图纸，同老师讨论建筑的功能分区，本以为这只是作个汇报，但没想到老师非常感兴趣，与我核对起每个展厅、每个区域的数据。我没想到老师对于建筑设计会那么熟悉，老师却颇为得意地告诉我，他年少时非常喜欢绘画，经常参观展览，后来家里的装修设计也都是亲自动过手的。这也让我很是惊讶老师在学术以外的另一方面才华。

谢维扬馆长为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陈东介绍博物馆建筑规划

和蔼谦恭，学者风范

谢老师为人谦和，体现出学者内敛谦虚的气质。求学时，老师就教育过我，写文章时用词不能太“满”。我们博物馆是学校直属的二级部门，老师是一馆之长，在学术界又有很高的威望，却没有一丝一毫的“官气”。老师很是敬重博物馆聘请的专家，比如名誉馆长黄宣佩先生，老师每次都亲自开车接送。黄馆长家的弄堂比较窄，一次老师为了把车开到楼下，让黄馆长少走点路，在倒车时把车给碰坏了。在征集藏品的过程中，几乎每位有意向捐赠的收藏人士，老师都登门拜访过，虽然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比老师年轻。有位藏家虽然只与老师见过几面，但老师的品行让他非常敬仰。老师过世后，他还专门发消息给我表示震惊和惋惜，并让我代致慰问。

到了2012年上半年，也就是老师担任馆长一职将满4年，基建工程开始规划，老师特意带着我们去看了工地。当时一切进展顺利，老师对于博物馆的未来也满是憧憬。可是随之而来的学校人事变动，使老师在65岁就退下了领导岗位。此后每当我去老师家看望他的时候，谢老师总会关心一下博物馆的近况，问问在任时的同事们的情况，并说起他最得意的三件事：邀请黄馆长出任名誉馆长，组建专家顾问团队，以及通过上海市文物局取得外省市文物部门的支持。之后，老师会略感惆怅于曾经殚精竭虑、然而壮志未酬的事业，并引以为憾事。而每每此时，师母总会打断老师，责怪他老提这些干嘛。老师呢，则是淡然一笑，于是结束了这个话题。

后来，我一直在博物馆工作，至今想起老师在任时的种种往事，都会感动不已，满眼含泪。谢老师有着自己毕生追求的学术事业，他在兼顾博物馆工作的同时，还于2012年申请到国家社科重大项目，获得了我们学校历史上的开创性成果。谢老师在学术上的执着与工作时的担当，其实是相通的。谦谦君子，温润如玉，老师既是我的导师，也曾是我的领导，更是我为人处事的追求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