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年两个山西老汉组建私人“军队”，中央军委得知，最终结局如何

1993年3月26日凌晨两点，洪洞县赵城镇的夜色被刺耳的刹车声撕开。数十辆挂着正式军牌的卡车静悄悄列阵，车灯没开，寒气里只有发动机余温的轻响。不到五分钟，数百名全副武装的侦察兵已把一座三层小楼包了个水泄不通——他们此行的目标，正是自封“大校”的郭荣喜。

现场负责的少将只说了一句话：“动作快，别惊着老百姓。”话音落，突击小组破门而入。郭荣喜还没穿好裤子就被按在墙上，“别动。”士兵低声警告。几乎同一时刻，距此百里之外的晋城，一队特战分队也已控制了李天佑。不到天亮，号称四百余人的“私人军队”宣告瓦解。

有人会奇怪：两个五十上下的老汉，哪来胆子假冒解放军？如果把时间拨回到1992年初，这个问题并不难回答。那一年，市场经济大潮刚起，大小公司雨后春笋，真假“部委招牌”层出不穷。社会对军装仍怀敬畏，凡是肩章一亮，往往就能先声夺人。郭荣喜和李天佑正是看准了这种心理空档。

郭荣喜先被厂里辞退，又被妻子离婚，人生跌到谷底。李天佑则因逃兵、诈骗两进班房，名声早已坏透。两人在长治鸿宾楼一次酒局上结识，一拍即合。李天佑放下酒杯时说的那句“干票大的”，成了他们后续所有行动的发令枪。

启动资金从哪来？骗。郭荣喜打着“北京军区后勤部洪洞企业管理处”的名义，在酒店里摆下豪华会议，穿着租来的大校军装，向二十多名“合作伙伴”宣布：办事处成立必须先交押金十五万，“交完钱，授衔，分红”。会场里掌声越热，他的底气越足。仅半个月，押金滚到八十余万。

李天佑不甘落后，立起“成都军区司令部驻晋办事处”的牌子，同样一套流程，换个地点重演。高价购入的军装、私刻的钢印，再添上几辆挂军牌的奥迪、桑塔纳，外表已经十足“正规”。短短三个月，两人流转资金超过两千万，社会关系网越织越大。

钱到手，下一步就是拉人。招兵标准说高不高——年轻、好看、会说话最佳。电视台主持、学校教师、煤矿掘进工、甚至一个出家和尚，全被授予从少尉到中校不等的“军衔”。对外宣传口径夸张到离谱：什么“煤炭发行总站”“北义城开发区指挥部”，只要能赚钱，一块木牌立起就是机关。

最离谱的一幕出现在同年九月。临汾郊区一个废弃操场，旗帜、列队、口号一样不少。“杀！杀！”喊声震天，围观群众看傻了眼。表面是军训，实际不过是给投资人看的演出。有人小声嘀咕：“这队伍咋一个真士官都没有？”但更多人信了，因为他们想信。

随着“部队”扩张，矛盾开始暴露。货款拖延、合同跳票、货源失踪，各地投诉像雪球般滚进地方政府，也滚进北京军区。军区保卫部一核查，发现印信、文号、制服统统不对版本，性质陡然升级。年底，调查报告抵达中央军委：这是一起罕见的大规模假冒军队案，人数多、地域广、危害大。

中央军委随即拍板：用《警备勤务暂行条例》处理，军事法庭介入，确保速战速决、不流血、不扰民。方案定下三条：先锁定首脑，再包抄骨干，最后收缴物证。一切按照正规作战程序执行。侦察、佯动、分割、突入，环环相扣。行家点评，这与围剿真武装毫无二致。

行动日那夜，洪洞、晋城、长治三处同时发力。对话只保留必要部分。士兵推门前，队长最后提醒：“别走火。”抓捕阶段，没有一枪一弹，九分钟结束震慑。四百多名所谓军人，看到正规军列阵，瞬间缴械。“假的终究见不得光。”有人低声自嘲。

后续清点令人咋舌：伪造公章两千三百余枚，假军官证四百九十本，各类合同账册厚达半人高；六四式手枪四支、子弹二百余发，警棍、电击器、对讲机成堆。更有价值连城的军车号牌十六副，全为非法购置。

案件移交地方检察机关后，郭荣喜被判无期，李天佑被判二十年，骨干成员依罪行分别量刑。至于那些花重金求官求职的人，财产损失自认倒霉，再无机会翻本。1994年春天，山西省高院二审维持原判，此案正式画上句点。

值得一提的是，这场闹剧并非孤例。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制度转换、监管空档与崇军情结叠加，一制服在手便如同通行证。郭、李事件后，解放军总政治部紧急下发文件，规范军服、军衔、印章管理，各级武装部也开始对地方“军办企业”逐项清理。

今天回看，两个老汉能折腾出如此大动静，绝非个人胆大那么简单。经济转轨期的规则灰区、权力崇拜的社会心理、信息不对称的市场环境，共同提供了温床。假若监管再迟到几个月，难保不会酿成更严重的治安灾难。不得不说，雷霆收网把风险扼杀在萌芽，算得上一次极具教科书意义的处置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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