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2月3日凌晨零点零三分,西北空军某机场灯火通明,一架伊尔-14已经发动起双发。机长周连珊低声向领航员确认坐标,随后一句“起飞”划破寂静。谁也不愿相信,仅仅六小时之前,山西平陆一通求救电波才刚刚抵达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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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要从前一天傍晚说起。2月2日18时,平陆县张店公社第三连结束了一天的筑路劳动,伙房的高粱饭照例开锅。多数民工吃罢就寝,少数因开会耽搁的工友回来时,却见同伴脸色铁青、呕吐不止。三排排长李忠年将勺子伸进锅底,咬到一粒暗红晶体,瞬间冷汗直流——那是农村俗称“红信”的砒霜。
第三连紧急派人骑车赶往公社,公社再派人驱车五十里冲进县城。晚19时15分,正在主持县委扩大会议的第一书记郝世山得到报告,立即结束议程,要求“全县无条件救治”。县人民医院将所有医生护士、全部氧气袋和洗胃器械装上卡车直奔张店,同时命司药员分头在晋南搜药。遗憾的是,全地区仅凑出不到二十支二巯基丙醇—这种解砒霜最有效的螯合剂。
时间一滴滴流逝。会诊结论极其严峻:若四十八小时内无法大剂量注射,六十一条命将无法挽回。郝世山咬牙给太原、省城、三门峡连打数通电话,仍然无果。深夜,他拍板直拨北京卫生部特急专线。电话里,他只说了一句话:“六十一名工友命悬一线,需要一千支二巯基丙醇,越快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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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此刻仍沉浸在春节气氛。北京特种药品经营部接线员胡广德放下话筒,顾不得身旁同事手中的演出票,直接冲进库房统计库存。卫生部药材处处长江冰接到报告,当即向副部长徐运北请示。徐运北一句“全额供应,空运!”拍板,随即联系民航仍嫌慢,转而给空军作战值班室下达任务。
药品虽在北京,却分散保管。为了节省每一分钟,职工王英浦用三轮车疾驰在结冰的广安门大街,路人纷纷侧身,他连声喊着“让道,救命药!”一个半小时后,一千支针剂全部集结。与此同时,胜利牌小轿车已在卫生部门口等候,司机高举通行证直奔军用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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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时57分,伊尔-14滑入跑道。机腹装着木箱,箱外再套泡沫,四角系上降落伞,并安装了小灯泡,以便夜空识别。飞机升至2700米后一路向西南,两小时航程对机组并不陌生,可这一次,他们多了沉甸甸的心理负荷。
地面同样紧张。平陆县委依照空军指示,选定黄河北岸一块河滩,备好四堆柴草。23时30分,空军电台通话:“七分钟到达。”公社干部立刻点燃柴草,火光照亮黑夜。飞机俯冲到500米,机长一句“投!”箱子拖曳白色伞花,伴着灯光缓缓下降。村民举起手电,高喊着:“药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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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箱落地完好,装车后50里山路仅用五十分钟便驶抵公社卫生所。3日清晨,第一针注入患者静脉,半小时后,多名重症者开始出汗、心跳趋稳。到当日晚,六十一位民工全部脱离危险。负责抢救的解克勤医生直言:“若再晚三小时,人就抢不回来了。”
救命的背后还隐藏着一桩刑案。县公安局、法院联合调查,勘验锅底残渣,最终锁定曾任排长的张德才与同村回申娃。动机是张德才因被撤职怀恨民工,回申娃出售半斤砒霜牟利。二人很快认罪,被依法判处极刑,社会震动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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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中国青年报》记者将这一昼夜记录成《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报道刊出,举国关注。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速度、空军夜航的风险、药店工人奋力蹬车的身影,都成为当年最具感染力的新闻素材。诗人、作家、电影人陆续创作,空军部队也把任务细节写进训练教材,提醒飞行员任何时候都可能接受非常规救援使命。
值得一提的是,那批药品并非全部进口。就在1959年,上海第一制药厂攻克了二巯基丙醇合成工艺,打破国外垄断。假如没有这项技术突破,北京仓库根本拿不出千支库存,机组即便飞机再快也无药可运,这在医学史上常被引用为“科研救命”的经典案例。
1996年,北京西站出现过一幅特殊横幅,上面写满签名,欢迎当年幸存的十位民工代表到京致谢。那一年,最年长者已八十三岁。老人握住当年空军机械师的手连说三声“记得你”,现场不少年轻旅客才第一次在教科书之外触碰这一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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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过去已六十余年,档案中的数字依旧精准:飞行距离一千零八十公里,空投误差不超过二十米,药品破损率为零。人们常说效率是制度与意志共同铸成,平陆事件恰恰给出了鲜活注脚——当生命需要时刻表,拥有资源、决策、执行三位一体的快速反应,就是最大的底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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