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一战线对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范式发展

（来源：团结报）

转自：团结报

　　统一战线推动新型生产关系建构的实践，不仅在实践层面形成了独特的制度创新路径，更在方法论层面实现了三重发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这些发展既源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又在新时代的实践中得到深化，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创新方法论体系。

　　第一，“团结与改造”的辩证法，超越了“国家—市场”的二元对立范式。西方政治经济学长期受“国家干预”与“市场自发”二元对立思维的束缚，而统一战线在新型生产关系建构中创造性地运用“团结与改造”的辩证法，在公有制主体性与市场多样性之间建立起实践性中介机制。这一机制既不同于新自由主义对市场自发秩序的绝对崇拜，也不同于传统计划经济对行政指令的过度依赖，而是通过政治整合与经济赋能的动态平衡，实现制度创新的渐进调适。

　　第二，制度弹性是四维交互机制中的适应性创新。传统制度变迁理论往往强调路径依赖或断裂式变革，而统一战线推动的新型生产关系建构则展现出独特的“制度弹性”。这一概念源于四维交互机制中“政治吸纳—经济赋权—文化认同—社会整合”的动态耦合作用，使制度体系能够在保持核心稳定性的同时，灵活适应外部环境变化。这种“弹性治理”模式不仅解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何能在全球不确定性增强的背景下保持稳定增长，还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转型提供了可借鉴的制度韧性理论。

　　第三，资本、劳动、认同三元结构重构了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西方政治经济学的经典分析框架通常围绕“资本—劳动”二元对立展开，而统一战线在推动新型生产关系建构的过程中，将“文化认同”变量引入分析体系，形成了“资本—劳动—认同”的三元结构。这一创新不仅拓展了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边界，更在实践中破解了西方福利国家长期面临的“效率与公平”困局。如在共同富裕政策实施中，统一战线通过价值观引导（如弘扬张謇企业家精神）与利益协调（如三次分配机制）的有机结合，既避免了“劫富济贫”式的民粹主义风险，又防止了资本无序扩张导致的社会撕裂。这种将意识形态整合与经济治理相结合的方法，超越了西方“经济决定论”或“文化决定论”的单一逻辑，形成了更具解释力的综合性分析框架。

　　统一战线的上述三重发展，不仅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新的理论工具，更在全球范围内展现了制度创新的中国路径。其核心价值在于，始终以解决现实问题而非理论教条为出发点的实践导向；在稳定与变革、效率与公平、市场与政府之间建立辩证统一关系的动态平衡；将价值观整合纳入经济治理，避免“唯GDP主义”片面性的文化嵌入。这些方法论创新，既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当代发展，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对世界政治经济学理论的重要贡献。

　　统一战线在我国社会发展与制度创新中有着深厚的理论内涵与独特的理论贡献，为我国社会科学理论体系的完善与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在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过程中，统一战线促进了新型生产关系的建构，提高了社会整体的创新能力和经济效率，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统一战线不仅确保了改革的稳定性与可持续性，也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制度环境，为我国社会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创新源泉。

　　（摘编自《统一战线与新型生产关系建构：四维交互机制审视》一文，刊于《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5年第5期，作者为龚万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