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辍学，40岁还啃老的她，当选西雅图市长？背后是美国的焦虑！

美国正经历显著的政治变革。

前不久纽约市市长选举结果令世人瞠目结舌，34岁的马姆达尼成功当选，成为纽约市历史上首位1990年代出生的穆斯林和南亚裔市长。

他生于乌干达，拥有印度裔背景，除同性恋标签外，身上汇集了多重身份标识。他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民主党人，公开宣称信奉民主社会主义。

美国西海岸重要城市西雅图的选举结果近期也正式公布。选举结束于两周前，但计票耗时额外两周，核心原因是竞争异常激烈。

最终，43岁的女性候选人凯蒂・威尔森以2000票的微弱优势胜出，她同样是民主社会主义者，从未有过私营企业或政府公务员工作经历，长期致力于社会活动。

凯蒂・威尔森与马姆达尼存在一定区别。她虽无传统意义上的“正经工作”，但拥有稳定收入来源，其创办了名为“公交乘坐者联盟”的非盈利组织（NGO）。

她已婚并育有两个孩子，通过该NGO每年可获得七万多美元收入。但西雅图因IT产业发达，高收入群体集中，房价居高不下，七万多美元的年收入难以支撑一家四口的生活开支。

其父母为大学教授，持续为她提供资金支持，因此遭到部分攻击者指责“啃老到40多岁”。

凯蒂・威尔森还有一段特殊经历：本科就读于牛津大学，却在毕业前六天宣布退学。按常规逻辑推测，此时退学大概率是因毕业论文未通过，或存在其他难以解决的问题，且她不愿延长学业，最终选择毅然退学。

退学后缺乏本科文凭，她回到西雅图后便一直专注于社会活动领域。在西方国家，各级政府设有各类基金，除支持科技企业创新外，还会为社会活动提供大量资金支持。

若能进入相关网络、积累足够人脉，便可逐步申请到这些资金。这意味着她创办的NGO经费，大概率并非来自普通公交乘坐者的捐款，而是更多依赖各级政府的项目资金，她也借此为自己发放工资。

但七万多美元的年收入在西雅图确实会面临较大经济压力，生活相对拮据。

对于这一现状，凯蒂・威尔森毫不隐讳，她直言在西雅图生活艰难，依赖父母资助是事实，而这也是她竞选市长的核心动因——希望通过执政改变现状。

如何看待美国大城市出现的这类政治变革？这类现象主要集中在大城市，且越来越多人口密集的城市，选出的市长多为马姆达尼、凯蒂・威尔森这类类型。

作为在中国长大的一代人，确实难以理解美国当下发生的这一切。马姆达尼与凯蒂・威尔森的竞选纲领经仔细推敲便会发现站不住脚，在财政层面根本不具备可实现性。

但这些纲领却成功吸引了大量选民，尤其是年轻人的支持。正如海叔在马姆达尼相关节目中所分析的，年轻人投票支持他们，并非希望在现有基础上把城市建设得更好，而是期待他们进行“破坏”。

若他们的纲领符合现有财政预算、具备可兑现性，反而难以吸引选民关注。

为何年轻人会倾向于“破坏”？核心原因在于，在现有格局和体系下，单纯的“添砖加瓦”对年轻人而言缺乏实际意义。

这一观点虽令人难以置信，但观察大西洋对岸的欧洲便可见类似趋势。左派当权的国家中，尤以工业强国德国最为典型，前后两任左派政府的举措引发广泛争议：上一任政府在去年下台前，关停了德国最先进的燃煤电站；现任政府上任仅一年，便迫不及待地关停了核电站。

这类做法究竟属于建设还是破坏，值得深思。

他们的一系列操作，直接导致德国“工业4.0”战略遭遇重大挫折，被戏称为“工业404”。如今德国仍有意坚守实业的企业家，不少选择前往中国发展；也有说法称部分企业家前往美国，但实际上前往美国的大概率是金融领域从业者，真正做实业的企业家不会选择赴美。

理解西方出现的这类现象其实并不难，答案可在中国历史书中寻找，在西方历史书中反而难以发现类似记载。

听到这里，大家或许会感到困惑：中国历史上也曾发生过这类事情吗？中国历史上也有类似的“左派”吗？

答案是肯定的，历朝历代都存在类似群体。以大一统王朝为例，汉朝在汉武帝时期达到顶峰后，便进入中后期阶段；东汉自建立后也基本处于逐步下坡的态势。

观察这类大一统王朝的中后期会发现，总会出现大量无法获得官职的文人。他们要么科举失利，要么并非出身门阀世家，但读过足够多的书，让他们种田不甘心，经商觉得有失体面，从事手工艺又缺乏体力，陷入两难境地。

为寻求出路，他们往往会投身社会福利工作：比如研读医书后为百姓免费看病，即便药方未必有效，至少能起到心理安慰作用；或是向大户人家募集粮食，煮成粥分发给街头乞讨的穷苦百姓。

通过这类行为，他们能够快速积累名声，进而形成影响力，这与历史上“黄巾起义”的兴起逻辑有相似之处。到了唐朝末年，黄巢领导的起义更是规模浩大。

仔细分析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便会发现：从东汉黄巾起义、唐朝黄巢起义，到近代的白莲教起义和太平天国运动，表面上是农民参与抗争，但真正的领导者全是读书人。

这些领导者的起家方式与西方左派类似，均以提倡社会平等、承诺免费社会福利为号召。区别在于，古代没有民主选举制度，他们只能通过“揭竿而起”的方式争夺权力；而在当下的西方，无需武装起义，仅凭选票便可将这类人送上权力宝座。

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带领农民发起的农民运动有一个显著特点：擅长破坏却不擅长建设。攻城掠地对他们而言并非难事，但无法将攻占的城市转化为稳固的后方。

最终的出路往往只有两条：一是与朝廷硬抗，最终被剿灭；二是接受朝廷招安，跻身高官行列。

以中国历史上的这些事件为镜，便可大致分析判断西方左派可能的发展路径：通过选票“造反”获得权力后，若选择老老实实搞建设，下一届大概率会被选民换掉；反之，若充分发挥“破坏”能量，反而可能被上层“招安”，晋升到更高的政治层面。

一旦脱离一线执政岗位，百姓生活是否改善便与他们无关，他们大可推脱“无能为力”，毕竟已不再是直接管理城市的市长。

中国古代发生的这类事件，与当下西方正在上演的政治现象，是否形成了跨越时空的遥相呼应？我的这一判断是否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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