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王震打电话找“农民将军”甘祖昌：省里大干部告了你的状

1970年2月下旬，江西莲花县沿背大队的机井旁冷风正紧，甘祖昌刚带着十来个社员把最后一根输水管埋进土里，公社办公室传来电话，让他立刻回队部。话筒另一端的接线员压低声音：“新疆来的王震将军在找你，说是省里有人状告到他那里了。”一句话，把现场敲锤子的声音都压住了。

再听见“状告”两个字，老将军只是笑了笑，拍拍身上的红泥，往队部走。沿背人都知道，甘祖昌脾气硬，遇事不急。回乡十二年，他种地、修路、架桥、办电站，不图名，不图利，却免不了被贴上“特立独行”的标签。如今被告，倒也在意料之中。

电话接通时，线路里沙沙作响。王震不拐弯抹角：“伙计，省里来人说你盖洋楼、搞花果山、卖肥猪，说你走资本主义道路，你给我讲讲真话。”甘祖昌端着话筒，语调和平日一样平直：“那楼土木结构，全家十一口人挤一栋土坯房总不成吧？花果山是集体的，收成全交生产队；至于猪，是为了完成外贸调拨。要说资本主义，还真冤得慌。”

王震听完，笑声从长途线上传过来：“就知道你心里有数。我给他们回个信，让他们别瞎折腾。”短短几十秒对话结束，甘祖昌把电话轻轻放下，继续去工地。旁边的小伙子悄声问：“甘队长，真没事？”他只是挥挥手：“地里活多，先干活。”

事情还得从头说起。1957年，他带着全家回莲花，一颗心就扎进红壤里。第一件事不是给自家翻盖屋，而是花八九百块买下两台旧柴油机，推平虎形岭荒坡，打机井，修梯田。缺资金，他便把在部队的津贴攒了两万元全掏出来，分文不留。那年秋后，沿背队亩产翻番，公社书记半夜赶来量粮食眼眶都红了。

随后几年的折腾更大。冬水田改造、快省陂筑坝、返修桥合龙、江山发电站启动——样样都有他，样样都要钱。可国家拨款有限，口袋里又没有无底洞，于是他自家的楼房一拖再拖，直到1969年才动工，连地基都是用队上的废砖。偏偏就在这时候，省里来了新干部，讲话里大谈“懒人田”“懒人禾”，极力推行矮秆、密植，一提到莲花的自留地和果园就皱眉。甘祖昌当场反驳，说水稻也讲科学，过密就倒伏，过矮就减产，农民不是懒，是懂行。会场气氛一下僵住，埋下了今日被告的伏笔。

那个“洋楼”更是误会。本意是想让一家老小有个结实房子，还能腾出旧屋改库房存化肥。楼层高了点，外墙刷了石灰，但木梁全是自家山场砍的杉树。可在某些人眼里，这就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他们列的材料里还写着“院内有桃李数百株”，却没说这些果树每年都按斤上交公社，还带动了旁边几队套种，亩产比纯粮田高一倍。

再说猪。60年代后期，国家外汇紧张，部里要外贸公司提供冻猪肉换机器，全省下任务。沿背队有个简易圈舍，甘祖昌就琢磨把队上的青饲料、糠麸集中起来搞规模养殖。头一年出栏十五头，全部交给县外贸站。队里分到的利润，补贴了修电站的水轮机。外人只看到“卖十多头大肥猪”，却不知背后还了国家外债，村民多了灯光。

有意思的是，王震那通电话之后，批评声突然沉寂。省里干部再下乡时，换了口风，说沿背经验值得推广。甘祖昌没再多言，只领人继续扩渠。1973年冬，他冒险引进籼稻杂交组合“南优2号”，没人敢种，他自留两亩做示范。收割那天，秤砣压得砰砰响，亩产过千斤。原本持观望态度的社员立刻跟进，第二年全大队推广，成了全县第一批吃螃蟹的人。

然而身体终究耗不起。1985年秋，脑震荡旧疾复发，他在田埂上晕倒，被送进县医院。抢救床边，一位老社员握着他手说：“将军，你放心，渠还得加宽，咱自己干。”他点了点头，再没开口。翌年3月28日，甘祖昌离世，坊楼公社自发停工一天，白布挂满村口那座被诬为“洋楼”的老屋。

从青年挑脚夫到戎马将军，再到土里刨食的农人，他的轨迹没有惊天动地的口号，只有一股子倔劲：见招拆招，认准了事就往前闯。那通关于“状告”的电话，只是漫长岁月里一个小插曲，却让人看清了一个道理——真正想把事做成，讲究的不是官衔和排场，而是能否蹲在泥地里，和庄稼一起等日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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