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术聚焦 ｜ 刘万鸣：南粤人士——中国近现代美术之先行者

《中国美术报》2025年11月17日 02—03版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国正经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封建制度的腐朽与危机，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先驱以广东为前沿阵地，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民主革命浪潮。1911年，辛亥革命如暴风骤雨般猛烈袭来，冲垮了延续数千年的封建闸门，使千年帝制土崩瓦解。民主共和的理念自此日益深入人心，势不可当。与此同时，广东作为中国对外交往的重要窗口，在这一时期见证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蓬勃兴起，以及中西文化的激烈碰撞与交融，逐渐形成了一种开放而包容的社会氛围。

广东作为中国近现代先进文化思想的大本营，许多革命先贤、艺术大家在这里诞生，走向全国，其艺术思想最突出者，要数维新派领袖康有为。

尽管在一般认知中，徐悲鸿（江苏人）常被视为“近现代中国美术之父”，其倡导的中西融合之路推动了中国绘画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然而，若深入探寻这场变革的思想源头便会发现，徐悲鸿绘画理念的思想基石与一位广东的思想巨擘紧密相连——他就是康有为。身为广东南海人的康有为，与梁启超等人试图通过戊戌变法进行政治变革，以此推动中华民族的觉醒。作为一位具有深远艺术洞察力的思想家，在那个民族危难深重的时代，康有为希望调动一切可能的社会力量救亡图存，而中国书画，便被他赋予了沉重的社会责任。1917年，康有为在《万木草堂所藏中国画目》中指出中国画学衰败的根源所在，并拟出一条改良中国传统画学的道路，同时也希望借助绘画的写实性推动工商业发展，“今工商百器皆藉于画，画不改进，工商无可言”，进而实现国家的富强。

几乎是同一时期，1916年，徐悲鸿寓居上海期间，经朋友引荐与康有为结识，后成为其入室弟子。在康有为的指导下，徐悲鸿不仅学习经史，更深入接触了其关于中国画变革的思想。1918年，徐悲鸿发表《中国画改良论》，开篇即言“中国画学之颓败，至今日已极矣”，与康有为的论断如出一辙。在具体改良方案上，徐悲鸿提出的“作物必凭实写”“规模真景物”，也与康有为“取欧西写形之精”的主张高度一致。此外，二人对宋画的推崇也惊人相似，徐悲鸿认为宋画是“世界上第一位者”，康有为则称“宋画为西十五纪前大地万国之最”。可以说，康有为以经世治国为目的而设计出的艺术改良方案，最终成为徐悲鸿改革中国画的理论基石。终其一生，徐悲鸿都强调融入西画技法以改革中国画，这一艺术信念的源头，正可追溯至康有为。

康有为还是一位求新求异的书法大家，其书法作品气势雄健浑厚，笔意大气磅礴，在中国书法史上独树一帜，形成鲜明的“康体”风格。作为晚清碑学之集大成者，他的《广艺舟双楫》是中国书法理论史上的一大里程碑。在中国书坛萎靡成风之时，康有为明确提出“尊碑抑帖”“崇魏卑唐”的书学主张，树立了以雄强茂密、质朴刚健的壮美风格为主要特征的碑派书法审美观。这种强调力度与气势的美学追求，与其变法图强的政治理想一脉相承，形成了一种具有强国气象的美学观。

【清】康有为 《行书五言联》 书法 177cm×46.5cm×2 广州艺术博物院藏

这种观念深刻影响了近现代中国美术的发展历程。尤其是他的另一位弟子刘海粟（江苏人），作为20世纪早期中国美术变革的领军人物之一，其书法风格雄浑沉厚，正是对康有为书法艺术理念的有力践行。作为康有为的入室弟子，刘海粟在欧洲求学期间，潜移默化地吸收了康有为的艺术革新思想，并将西方现代艺术的表现手法与中国传统绘画、书法之精髓相融合，终成一代大家。可以说，康有为的艺术思想被徐悲鸿和刘海粟传承和发扬，影响着20世纪初这个中西美术激烈碰撞的年代。

刘海粟 《题吴新吾〈四鹿图〉》 书法 26.8cm×44.3cm 1924年 刘海粟美术馆藏

在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上，留学构成了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维度。广东作为中国对外交往的窗口，成为西方文化最早传入并被接受的地域之一，并孕育了近代中国最早一批远渡重洋、负笈西方的留学生群体。这些留学生，连同华工与华商的出现，不仅深刻改变了广东地区的文化心理与思想观念，也推动了整个社会文化与意识形态的转型。近代中国的政治革命与美术革命，皆可追溯至这一源流。

早在19世纪下半叶，已有以华侨身份而非官方派遣赴海外求学的艺术家。1885年赴美洲的李铁夫，便是华工中转型为艺术家的第一人，他也被学界公认为“中国油画第一人”。至19世纪末，清政府在甲午战败的冲击下，意识到国家图强亟须培养新式人才、兴办新式教育，因而将留学视为重要途径。自1896年清政府首批官派留学生赴日之后，留学风气渐成潮流。前往海外学习西洋画的南粤人日益增多，其中包括冯钢百、李超士、林风眠、黄君璧、叶恭绰、何香凝、高剑父、高奇峰、高剑僧、陈树人、郑锦、陈洪钧（抱一）、胡根天（毓桂）、关良、丁衍庸、关紫兰、谭华牧、方人定、李桦、黎雄才、苏卧农、杨善深、许敦谷、徐守义、关金鳌、司徒乔、胡善余等。他们中多数人归国后投身于西洋画的创作与教学工作，引领艺术风潮，其影响绵延至今。

高剑父 《东战场的烈焰》 纸本设色 166cm×92cm 1932年 广州艺术博物院（广州美术馆）藏

高奇峰 《松猿图》 纸本设色 134.5cm×65cm 1917年 广东省博物馆藏

在20世纪初的广东，真正以美术革新为志业的代表人物当推高剑父与高奇峰兄弟和陈树人。同为广东人的他们不仅是艺术家，更是投身社会变革的革命者。高剑父早年追随孙中山投身革命，回国后提出“折衷中西，融汇古今”的主张，致力改革“新国画”，成为“岭南画派”的开山鼻祖。高奇峰作为“岭南画派”创始人之一，坚持在民主革命活动中实践中国画改革。创作上，高剑父、高奇峰的作品气象恢宏，笔法苍劲有力，构图新颖大气，更以其卓越的写实能力在画坛引起广泛反响，两人并称为“二高”，加上陈树人又称“二高一陈”。

陈树人 《岭南春色》 纸本设色 174cm×92.5cm 1929年 中国美术馆藏‍

如今广为人知的“岭南画派”，最初并非以地域命名，而是以“折衷”为理念的画派。所谓“折衷”，其核心在于将中国传统宋画的精髓与日本绘画的新风相融合，旨在突破当时中国画坛陈陈相因的萎靡风气的桎梏。需要特别说明的是，高剑父本人对“岭南画派”这一地域性命名颇有不满，他强调的“折衷画派”，其艺术抱负绝不局限于某一地域，而是着眼于整个中国美术的发展进程。

在投身艺术革命的历程中，高剑父逐渐意识到，仅凭个人力量难以将“新国画”理念推向全国，于是萌生了创办学校、培养专门人才的想法。1923年，他在广州创立了“春睡画院”，以革新中国画为办学宗旨。在教学方式上，画院虽延续了传统的师徒传授模式，但高剑父积极引入国外先进的教学方法，致力于探索一条契合中国教育实际的新型艺术教育之路。在画院存续期间，高剑父培养出大批岭南画派的杰出代表，如黎雄才、方人定、司徒奇、关山月、杨之光、黄少强、赵少昂等。正是这批第二代新生力量的加入，使岭南画派在画坛的影响力日益扩大，为其生命力的延续奠定了坚实基础。

年轻的徐悲鸿曾深受“二高”这两位中国现代美术史上不凡的大家的影响，高剑父、高奇峰不仅在经济上资助过徐悲鸿，更在艺术思想上潜移默化地启迪了这位未来的艺术大家。后来，康有为又力劝徐悲鸿走出国门，亲赴欧洲研习西洋绘画，这一建议对徐悲鸿的艺术人生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为中国近现代绘画播下了种子。康有为更通过各种渠道支持徐悲鸿先后赴日本、法国深造。可以说，若无康有为的指引与“二高”的启迪，青年徐悲鸿的艺术思想或许仍将在迷茫中摸索，或许走向不同于今天的艺术道路。这些早期的经历与影响，为他日后成为开创中国美术新局面的关键人物奠定了坚实基础。

徐悲鸿 《会师东京》 纸本设色 113cm×217cm 1943年 徐悲鸿纪念馆藏

作为中国现实主义水墨人物画的奠基人，徐悲鸿对写实主义的追求影响了许多画家，蒋兆和便是其中之一。在徐悲鸿的启发下，蒋兆和提出“只有写实主义才能揭示劳苦大众的悲惨命运和他们内心的苦痛”。在其代表作《流民图》《与阿Q像》中，他将西方写实技法与中国笔墨深度融合，同时借鉴了珂勒惠支版画中深沉有力的表现手法，使中国人物画的笔墨语言变得更为坚实、沉稳。同时，蒋兆和对人民苦难的深切同情，使其作品显示出鲜明的民族主义倾向。徐悲鸿与蒋兆和共同借鉴西方写实主义的造型特点，融合中国传统的造型规律，建立起一套具有写实特色的绘画体系——“徐蒋体系”。这一体系在传达国家意志、反映时代特征、塑造民族精神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此外，“徐蒋体系”在中国美术院校的教育实践中影响深远，其理念与方法至今仍被广泛沿用。

蒋兆和 《与阿Q像》 纸本设色 96.5cm×60cm 1938年 中国国家画院藏

在“岭南画派”的艺术谱系中，何香凝是一位不容忽视的重要代表人物。她原籍为广东南海，与康有为同籍，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罕有的兼具社会活动家与艺术家双重身份的杰出女性。作为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她早年追随孙中山，是同盟会的第一批女会员；她坚持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真诚地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组织并参与了大量抗日救亡工作。同时，作为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她终其一生都在为两性平等而奋斗。1949年后，何香凝先后出任全国妇联名誉主席、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等职，她以自身的奋斗向世人证明，女性完全能够在社会与政治舞台上与男性平起平坐。作为革命艺术家，她秉持“艺术救国”的创作理念，作品关注时局、唤醒民众，蕴含鲜明的女性意识与炽热的爱国情怀，也助力了新时代女性美术创作的发展。毛泽东曾评价她的画作“充满了斗争之意！”——这种斗争精神，正是何香凝艺术生命中最鲜明的灵魂。

何香凝 《狮》 绢本设色 63cm×49cm 1914年 何香凝美术馆藏

康有为的思想火炬与“二高一陈”的艺术实践，又孕育了另一位绘画大家——广东梅县的林风眠。中国近代美术教育诞生于20世纪初，而建立专门的美术学校是中国近代化运动的一部分。林风眠作为中国美术教育的奠基人，1926年初，在蔡元培的推荐下，林风眠出任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今中央美术学院）校长。1928年，国立艺术院（中国美术学院前身）成立，林风眠担任首任院长。执掌院校十年间，他抱定为中国艺术打开新路的决心，充分站在民族立场上，对于如何拯救国家提出了“中西调和”的理念，并倡导“介绍西洋艺术、整理中国艺术、调和东西艺术、创造时代艺术”，这也是“中西融合”的“折衷主义”的体现。执掌南北两所美术专科学校的林风眠，先后培养了吴冠中、李可染、赵无极、朱德群、苏天赐等一大批享誉世界的艺术家，而他的教育理念也随着一批批艺术家及教育家得以传承与发展。

林风眠 《仕女》 中国画 69cm×67cm 20世纪60年代 上海中国画院藏

中国现代形态的美术教育，以1918年国立北京美术学校（今中央美术学院）创立为标志。广东中山人郑锦作为该校的首任校长，是这段历史绕不过去的美术教育家。郑锦是我国赴日本学习绘画艺术的先驱，继后才有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等岭南派画家留学日本。1917年，时任北大校长蔡元培和教育部长傅增湘决定筹办中国第一所国立美术学校，郑锦因其卓越的学识与见识被推举为校长人选。肩负重任的郑锦深感创办之艰，鉴于国内尚无成熟先例可循，他专程东渡日本，系统考察多所艺术院校的办学模式、课程体系与教学设施，为建校工作奠定坚实基础。1918年4月，中国第一所现代形态的美术专科学校“国立北京美术学校”正式成立，郑锦被任命为第一任校长。1922年，国立北京美术学校更名为国立北京美术专门学校。郑锦执掌校政六载有余，从筹备到办学，逐步构建起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的基本框架。在其任内，学校培养了刘开渠、李苦禅、李剑晨、常书鸿、王曼硕、雷圭元、王雪涛等一大批艺术人才，这些学子日后皆成为中国现代美术史上成就卓著的美术家与美术教育家，见证了中国现代美术教育最初的辉煌。

从康有为、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到何香凝、林风眠、郑锦，这些广东籍的有志者，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埋下了绘画艺术种子，同时催其发芽开花，以至最终结果。值得深思的是，这些艺术革新者大多怀抱着超越艺术本身的家国情怀。康有为对美术的思考，始终与其政治改革理想紧密相连；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何香凝本身就是革命家，他们的艺术探索承载着振兴民族的使命；徐悲鸿留学欧洲的根本目的，也是希望通过改造中国画来拯救国家；刘海粟认为艺术创作需体现民族性与时代性，主张以激荡人心的创作与教育振奋国民精神；林风眠一生践行“艺术救国”理念，主张通过艺术教育和创作推动社会进步……这种艺术救国的信念，使得他们的探索超越了单纯的技法革新，成为一场深刻的思想变革。在他们的观念中，艺术不仅仅是个人情感的表达，更是唤醒民族精神、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

此外，这批广东籍人士及他们影响下而成的大家都曾远赴国外深造，但他们始终未曾丢弃中国艺术的根脉与灵魂。他们的探索启示我们：真正的中西融合，必须建立在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基之上。当下中国美术在中西融合道路上出现的某些偏差，恰恰是因为忽视了这一根本。

纵观这段历史，从康有为振聋发聩的理论先声，到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以革命精神投入的艺术实践，再到何香凝、林风眠等广东籍大家的卓越创造，一条清晰的主线浮现出来：中国近现代美术的先行者中，康有为作为核心人物，没有他的思想启蒙，便难以孕育徐悲鸿、刘海粟等人的艺术成就，中国近现代美术的革命进程也将失去关键的理论支撑。这些源自南粤先贤的变革思想，犹如一个强大的能量核心，其影响辐射至上海乃至全国，最终推动了20世纪中国美术波澜壮阔的现代转型。回望这段历程，能深刻了解先辈们立足本土、融汇中西的胸襟与魄力，以及深沉的家国情怀。明晰南粤先贤为中国近现代美术之先行者，对于当下中国美术的健康发展，依然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作者系中国国家画院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编辑 | 杨晓萌

制作 | 殷 铄、刘根源

校对 | 安亚静

初审 | 殷 铄

复审 | 冯知军

终审 | 陈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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