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给吴佩孚算准宿命，自己却没躲过土匪埋伏

一九二七年夏天，在河南邓县郊外的一条黄土路上，有一支疲惫的队伍停了下来。曾经的“孚威上将军”吴佩孚刚为当地乡亲写完毛笔字，宣纸上的墨迹在烈日下很快干了。这位往日威风凛凛的统帅没有想到，眼前这个看似风光的时刻，竟成为他人生道路的转折点。

时间回到一九二三年。在洛阳的西工兵营，四十九岁的吴佩孚站在一幅巨大的军事地图前。他的手指缓缓划过直隶、山东，最后停在河南。此时的吴佩孚手握二十万军队，控制着黄河中下游的大片地区。连北京做重要决断，也要先征求他的意见。各地官员纷纷前来拜访他，康有为还特地从青岛远道而来，送上他亲笔题写的“天下英杰”匾额。

但这样的好景并不长久。一九二四年秋天，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原本是他部下的冯玉祥突然倒戈，使得快要取胜的战局彻底崩溃。虽然后来吴佩孚努力重整部队，但他的实力已经大不如前。

吴佩孚后来的遭遇，与他和一位奇人的相遇有关。一九一八年，在衡阳军营，四十四岁的吴佩孚第一次见到张其锽。这位从广西来的谋士身穿传统长衫，腰间却佩着一把西洋军刀。张其锽来历不凡，他既是光绪年间的进士，又去过日本学习军事。两人畅谈一夜，张其锽还用六枚铜钱占卜，预言三天之内必能攻下耒阳。后来战事果然如他所料，吴佩孚十分佩服，当场在军帐中与他结为兄弟。

此后九年，张其锽一直跟随吴佩孚，为他出谋划策。一九二一年直系控制北京时，他起草了《统一建国大纲》；一九二三年曹锟准备当总统时，他又撰写《法统重光宣言》。在直系内部，人们称他们二人为“文武双璧”。张其锽曾告诉朋友，自己夜观星象，发现吴佩孚命中带有灾祸。

一九二五年秋天，在保定的光园，张其锽在银杏树下摆开占卜用具。他仔细调整罗盘，按照《周易》的方法推算。算完后，他神色凝重地告诉吴佩孚：接下来两年运势不佳，等到五十一二岁时，恐怕会遭遇战乱之灾。此时吴佩孚刚收复河南，正计划再次北伐，并没有把这些话放在心上。张其锽还说出一个更惊人的预测，在一九二七年张其锽自己必有大难，若命盘应验的话，这个地点应在河南西南，且与刀枪有关。

一九二六年春天，张其锽特意写信回家，嘱咐家人把他的占卜笔记小心保存在梧州老家。信中写道，今年尚且平安，明年却难逃劫数。此时北伐军已从广东出发，吴佩孚的部队在汀泗桥战败，但这位统帅仍沉浸在过去的胜利中，没有重视张其锽的警示。

该来的终究还是来了。一九二七年五月，北伐军包围武汉。吴佩孚的主力在贺胜桥损失惨重，最后只剩下卫队旅的三千多人退守河南。六月十二日清晨，他在郑州的司令部烧毁机密文件，带着家眷和十几箱书画，乘专列向西撤退。

火车行至许昌时被当地武装阻拦，只得改为陆路行进。官兵换上便装，一名副官甚至和车夫互换衣服。这支队伍昼伏夜出，绕道新野前往邓县，沿途不断有士兵逃离。七月三日来到邓县构林关时，原本约定接应的于学忠部队已被冯玉祥收编，吴佩孚只好临时决定投奔四川的杨森。

有时人生的转折就始于一件小事。一九二七年七月八日，邓县七里店这天的集市格外热闹，吴佩孚的部队在这里休息。当地乡绅认出这位大名鼎鼎的“玉帅”，都捧着纸墨前来求字。

吴佩孚起初推辞，但当百姓们齐声高喊“大将军赐墨”时，他眼中重现往日的神采，兴致之下当即让部人铺开宣纸。从“忠义千秋”写到“还我河山”，这一写就是两个多小时，等到搁笔时，夕阳即将西下。张其锽多次催促无效，最后只得带几名骑兵先行探路。

若按原定时间出发，本可避开土匪最活跃的黄昏时间段。张其锽在出发前还特意检查了枪弹，而这时吴佩孚正享受着很久没有遇到过的的尊敬，他还对副官笑道，邓县百姓还认得他，说明民心还在。正是这一时的满足，使他忽视了侦察兵报上来的消息：三通桥一带有土匪出没。

一九二七年七月八日傍晚，张其锽这位精通占卜的谋士在三通桥桥头遭到土匪伏击。他带领五名卫兵刚走到桥面，密集的子弹就从两岸芦苇丛中射来。张其锽所骑的白马最先中弹，将他摔落在地。他挣扎着拔枪还击，但手枪突然卡壳。

这位看起来文质彬彬的官员却很是顽强，在腿部受伤的情况下他紧抓桥栏，让大家快逃。等吴佩孚率人马赶到时，张其锽已经面朝下倒在桥墩旁，他后脑中弹，手中还紧握那个随身罗盘。吴佩孚当场崩溃，抱住尸体放声痛哭，连声质问：为何能算准天机的人，却逃不过自己的劫数？

当夜，吴佩孚让人把张其锽安葬在桥边山坡上，他亲手在墓碑上刻下这位结拜兄弟的姓名。墓碑正对十二年前他们相识的衡阳方向。

张其锽之死彻底改变了吴佩孚。在河南湖北交界的山区，他第一次派人送信给土匪头目联系。这种低头求和的做法，和他以前的作风截然不同。一九二一年他统治河南时，曾悬赏五千银元捉拿匪首。

如今这位没有了实力的大帅，却不得不坐在破庙中，和衣着杂乱的土匪平起平坐。吴佩孚亲自为他们斟酒，说着“江湖救急，各退一步”之类的话。最终土匪收下二百银元和两箱子弹，并派向导带他们绕过民团哨卡。

吴佩孚的这种务实的态度在后续逃亡中屡次用到：过荆紫关时他用望远镜换通行证，在白河县用大衣换渡船。吴佩孚在私人笔记中无奈写道：落了难的老虎，不得不与野狗打交道。正是这样的灵活应变，保全了剩余人员。至一九二七年八月进入川东时，成员还有三十多人。

但危险并没有结束。一九二七年八月十七日深夜，原直系部下张联陛率两千追兵突然来到，他们用机枪封锁渡口。吴佩孚等人的木船刚离岸，船舵就被子弹打坏，卫兵以身体组成人墙掩护他。混乱中，驮运文件的骡马受惊落水，随身物品尽沉江底。一颗流弹击中吴佩孚身旁桅杆，飞溅的木屑在他脸上划出血痕。最终只剩下七人随他来到对岸，且多数带伤。

其实早在三天前吴佩孚等人在老河口休整时，当地商人就已提醒过他，张联陛的部队有异常。但吴佩孚始终念及旧情，不相信这位老部下会背叛他。而这时张联陛已向冯玉祥报信，他还特意强调若擒获吴佩孚即可平定中原。

一九二八年，吴佩孚五十二岁。张其锽的预言在这一年完全应验：吴佩孚彻底失去了东山再起的机会。他在四川万县的杨森公馆安顿下来，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他虽被尊称为“绥抚总司令”，实际只能指挥百余人卫队，杨森为自保，对外宣称吴佩孚是来四川游历访友的，私下禁止他接触到部队。

这位以前威风凛凛的大帅，这时只能穿着洗褪色的长衫在江边垂钓，和从前判若两人。在整理张其锽遗物时，吴佩孚发现张其锽早年笔记中的一句话：“刚极易折，强极则辱”。这八字令他沉思良久。他常对访客说，人生最憾并非失去权力，而是有人提醒却未听从。

一九三一年吴佩孚离川时，他只带三箱书籍，而那柄刻有“孚威”的佩剑早已变卖。在回到北平后，日本人多次威逼利诱他出山，都被严词拒绝。

当日本人最后一次来访时，吴佩孚当众直言：“我不能在死后让子孙抬不起头”。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四日，他因牙痛被日本医生诊治后，当夜病情骤变。身边人记得他临终前喃喃自语，反复念叨三通桥与衡阳。在他的葬礼上，北平百姓自发组成送葬队伍，绵延数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