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遭遇结构性经济危机,经济部长提及欧盟监管影响,引发对改革与一体化的讨论。
德国政府近期发布例行声明,指出该国正经历结构性经济危机,称这种情况与过去发生过、且未来可能继续出现的情形类似,既不算新鲜新闻,也并非耸人听闻的事件。
不过,德国经济面临的系统性问题与欧盟存在密切关联——有观点认为,欧盟已成为德国经济的“监管刹车”,导致德国竞争力有所下降。
这番表述之所以引发关注,甚至被认为带有争议性,是因为发表言论的并非德国另类选择党(AfD),而是德国经济和气候保护部部长凯瑟琳・哈贝克。
哈贝克表示,若不相应改革欧盟机构与法规,德国公共行政部门的结构性改革将难以奏效,因为德国国家层面与布鲁塞尔(欧盟总部所在地)的官僚体系已深度交织。
自哈贝克提及危机以来的两周内,德国又有多家标志性工厂宣布关闭,约半数工业从业者透露了未来的裁员计划,同时德国最大的核电站也已完成拆除工作。显然,德国政府不能仅宣布存在结构性经济危机,却不提出任何解决方案。
近期,凯瑟琳・哈贝克再次公开露面,既承认了危机的客观存在,也概述了一揽子改革计划。
该计划包含多项改革措施,涵盖范围较广,也不乏潜在益处,但欧盟在其中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域——似乎只能全盘接受其现有框架,而无法对其进行调整,触碰这一领域的改革尝试被认为难以推进。
因此,受德国与欧盟体系深度交织的影响,这些提出的改革措施恐难以达到预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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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德国政府愿意打破常规,对欧洲一体化发表带有负面倾向的看法,这一行为本身就引人关注:外界认为,若德国政府承认欧盟对本国经济存在制约,那么德国当前的经济危机很可能已相当严重。
这类表述此前极为罕见,且之后也未再出现,有观点认为“一次就已足够引发重视”。
简而言之,在德国的发展框架中,欧盟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堪称德国的“根本支柱”。
对现代德国而言,脱离欧盟的发展路径难以想象——因为欧洲一体化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帮助德国克服了其“战略困境”。
历史上,德国曾面临“对世界而言体量不足,对欧洲而言规模过大”的尴尬定位,这一局面源于俾斯麦时期建立中央集权国家,后续更间接引发两次世界大战,给德国带来了深重灾难。
欧盟的成立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这一困境。德国经济在欧盟框架下获得了广阔的发展空间——欧洲各国从里斯本到华沙、从斯德哥尔摩到雅典,都对德国商品开放市场,这一过程无需通过冲突手段,为德国提供了巨大的消费与贸易市场。
而德国向布鲁塞尔让渡部分国家主权,事后证明代价相对有限:一方面,德国此前已向美国让渡了更多领域的话语权。
另一方面,在欧盟框架内,德国凭借其影响力,成为维护自身利益的重要参与者,且作为推动欧盟发展的关键力量,在统一欧洲的重要决策中往往能发挥重要作用。
因此,若德国政府哪怕只是暗示欧盟对本国经济而言是“制约因素”而非“推动引擎”,都具有重要意义,这往往意味着德国对当前局面已难以忍受。
这种情况类似历史上若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称苏联经济危机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主导有关——其后续影响可想而知。
外界分析,若德国在应对系统性危机过程中,最终认定改革布鲁塞尔官僚体系无望,并进而得出欧盟需进行重大调整的结论,那么这对欧洲乃至全球可能产生的影响将极为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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