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皮贸易视角下，乾隆与海宁的不解之缘！

海宁，既是乾隆故里，又是世界首屈一指的皮毛加工贸易中心。

这到底是巧合，还是有什么必然联系？

为什么说，“乾隆故里”海宁，就是加强版的“孝庄故里”科尔沁？

接上文

在十七世纪毛皮贸易狂潮席卷全球，欧洲殖民者在亚洲北部以及北美地区展开殖民扩张与征服。特别是北美地区殖民商团之间的博弈，也深刻影响了欧洲各国之间的战略博弈。

在毛皮贸易的视角下，亚洲毛皮重要产地——东北地区后金政权的崛起，一切如同拨云见日。

明清更替，超越简单的“蛮族入侵”或“农民起义”范式，而是一个由全球白银和毛皮贸易驱动，由晋商提供陆路融资与物流、闽商提供海上通道与全球联系、江南提供资本与消费品市场、满洲提供军事武力与政治框架的，一个超级“武装贸易公司”的崛起与上市过程。

一、毛皮贸易视角下的科尔沁

毛皮原料需要加工，皮草制品自古属于奢侈品，对匠人的技艺要求很高，因此毛皮加工中心不会是无缘无故形成的，往往依托于民间已有的毛皮加工技艺。

现代毛皮加工中心，往往位于古代的毛皮贸易线路上，这里才有深厚的民间手工艺积淀。

从明朝后期开始，因毛皮贸易的繁盛，在东北对外的陆海两条通道的关键节点，分别兴起了皮草加工中心，分别是张家口的宣化和阳原，以及浙江的海宁和余姚。

在入关之前，东北后金集团虽然同时存在陆路和海路两条贸易通道，但是陆权贸易体系显然更加稳定可控，是后金更为依赖的生存命脉。

宣化旧称宣府，位于从张家口到北京的必经之路，扼守北京西北方向永定走廊的咽喉，被称为九边重镇之首。改变明朝国运的“土木堡之变”，就位于宣府到居庸关之间的这条必经之路上。阳原则位于张家口到大同的必经之路上。

根据史料记载，宣化皮毛业在明代嘉靖年间兴起，在乾隆年间达到高峰，城内作坊鳞次栉比，皮毛工人数以万计。其产品因工艺精湛而驰名天下，被称为 “口皮” ，通过天津港远销欧洲。

明代嘉靖年间，宣府周边出现皮毛加工中心，这就意味着女真与晋商的贸易交割，应该就在宣化。明朝边军在干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收取保护费？

在晋商的渗透和收买之下，明朝边防体系早已千疮百孔。

大玉儿的娘家——科尔沁蒙古所在的科尔沁草原，作为“皮毛之路”黄金通道的战略价值，就凸显出来。

宁静扮演的大玉儿

位于通辽和赤峰北部的科尔沁草原，虽然相对于锡林郭勒和呼伦贝尔的面积并不大，却是连接东北与蒙古高原，并通向晋商大本营山西的关键走廊。

晋商将从中原获得的粮食、铁器、布匹运往关外，并将来自黑龙江流域、西伯利亚的珍贵皮毛（通过后金征收的“雅萨克”体系获得）运回关内，科尔沁是这条生命线的守护者。

皇太极对科尔沁蒙古采取“政治血盟”策略，频繁联姻（孝庄便是核心产物），其本质是为了保障其核心经济命脉——皮毛贸易的绝对安全与畅通。

此时，科尔沁对于后金的价值，是生存性和战略性的。

科尔沁酋长之女大玉儿，从小就是看着族人搞毛皮贸易长大的。她熟读史书、热爱学习，一方面深刻理解毛皮贸易对科尔沁和满洲的重大价值，另一方面也能清醒地认识到，科尔沁的价值具有强烈的路径依赖和时空局限性。

科尔沁的贸易通道价值，仅在后金盘踞关外的情况下适用。

一旦清军突破山海关，入主中原，政治中心南移，整个帝国的资源来源和贸易路线，将发生根本性转变。届时，来自江南的丝绸、瓷器、茶叶，以及通过海上而来的白银、香料、蔗糖、烟草，将成为更重要的财政支柱。

科尔沁的皮毛通道，将从生命线降级为一条普通的区域性贸易路线，博尔济吉特家族的作用将被边缘化，政治地位必然随之暴跌，面临“飞鸟尽，良弓藏”的结局。

在皇太极死后错综复杂的权力斗争中，孝庄意识到，要继续保住自己和儿子福临的地位，并为科尔沁集团寻找一条长治久安的新路，就必须与旧体系（满洲勋贵+晋商）之外的新兴力量结盟。

当时中华大地上，除了日薄西山的明廷之外，最重要的战略新兴力量只有两个，分别闽商集团和江浙财阀。

就在这个关键时间窗口，天上掉下来一个林妹妹（洪督师）！

这是大玉儿面前必须要抓住的，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二、“洪孝同盟”的历史必然性

洪承畴背后所代表的，正是科尔沁所缺乏的、面向未来的战略新兴势力。他出身福建泉州，与掌控东亚和东南亚海上贸易网络的闽海商集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洪承畴本人作为明朝最顶尖的统帅之一，深谙中原地理、政治与军事。他不仅是入关的“向导”，更是未来帝国连接海上丝绸之路、获取全球白银资本的关键向导。他不仅完成了清军入关后一系列重大战略的运筹帷幄，降服江南的同时与江浙财阀结成战略同盟，而且对西南和东南方向的平定和长治久安，也做了恰当的战略布局。

可以说，从康熙到乾隆年间百年盛世基业，就是洪承畴奠定的。

与其说皇太极让大玉儿献出玉体逼降洪承畴，倒不如说大玉儿审时度势，主动抓住战略机遇，成为洪承畴背后的大女主，驱使他为他们的共同利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愿得此身长报国，精兵已入玉门关！

大玉儿的战略赌博，获得了巨大收益。

谁当皇帝无所谓，只要我能做太后就行。

对她个人来说，获得了足以对抗多尔衮等实权派的政治外援和智力支持；对科尔沁蒙古来说，完成了一次华丽的战略转型。她从一条即将贬值的“陆路皮毛通道”的代言人，转型为连接新兴“海权帝国”的战略股东。通过绑定洪承畴，科尔沁的利益，就被整合进了更具潜力的全球海洋贸易网络之中。

大玉儿与洪承畴秘密结盟，生下孩子洪玄烨，意味着新的“政治血盟”的形成，这是毛皮与海洋贸易的世纪大整合，使得洪清权力结构与利益网络，发生了根本性重构：

晋商重要性大幅下降：从垄断性的战略伙伴，转变为众多金融服务商之一。他们依然重要，但不再不可替代，随着闽商逐步掌握经济命脉，为乾隆时期彻底消灭晋商集团埋下伏笔。

闽商的地位跃升：从外围的走私合作者，正式进入清帝国权力核心，为日后建立一口通商，广州十三行等制度，实现泉州海商独家垄断对外贸易权，掌控清朝经济命脉埋下伏笔。

紧密团结江浙财阀：中国江南地区作为全球首富之地，江浙财阀的力量举足轻重，以洪承畴为纽带，建立与江浙财阀的紧密联系，有利于稳固统治。

科尔沁的完美软着陆：通过与洪承畴（海权代表）的绑定，孝庄成功地将科尔沁的利益从单一的皮毛陆权体系，嫁接并分散投资到了全球性的海贸体系中，避免了在入关后被边缘化的命运。

女真仅剩打手价值：经历洪承畴一番运筹帷幄，爱新觉罗嫡系建州女真被消耗殆尽，野人女真和海西女真则称为战场炮灰，同时以满汉之别，维持对汉族的武力威慑。

综上所述，从皮毛贸易的视角看：“洪孝联盟”是孝庄以其深远的政治眼光，在历史转折点上，主导的一次极其成功的“资产重组”和“战略对冲”。

孝庄为科尔沁蒙古找到了未来世界的“长期饭票”和“保险单”，洪孝联盟彻底改变了清朝的权力结构，使其从一个区域性的陆权军事集团，真正转变为一个有能力整合海陆、贯通南北的世界性帝国。

洪孝联盟，又如何与江浙财阀的代表海宁陈氏，建立利益同盟的呢？我们还是要从浙江海宁在皮毛贸易产业链中的地位说起。

三、海宁皮毛因何甲天下？

海宁，就是加强版的“科尔沁”！

其地位在满洲入关后，不仅没有下降反而变得更加重要。

海宁和余姚分别位于钱塘江口两侧，隔江相望，来自东北的皮毛在这里加工，之后就可以就近分销到江南富户手中，成为他们过冬御寒的佳品。或者继续装上福建海商的船只，经过多轮转运，输送到遥远的欧洲。

海宁因为更靠近长三角核心区，并且是京杭大运河与钱塘江相连的枢纽，相对于余姚更加繁荣。海宁盐官拱辰门始于元代，是连接京杭大运河的枢纽。乾隆皇帝下江南时曾由此入城。

在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的《海宁县志》记载，邑里官府管辖的手工业中，熟皮匠与双线匠的数目可观，且每年需贡献大量皮毛。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出，海宁毛皮加工产业在那时已初具规模，至今已有近五百年的深厚历史。

直到今天，海宁依然以皮草加工中心闻名于世，分店开满全中国，全国各主要城市都有 “海宁皮革城”。

今日的海宁已经成为全球首屈一指的皮毛加工和销售中心。海宁本地虽然不产一张毛皮，但海宁人可以到全球最大的皮草拍卖行（如哥本哈根、赫尔辛基）采购最优质的原皮，然后，利用本地精湛的加工技术制成成衣，再通过强大的销售网络卖到全中国乃至全世界。

泉州人负责贩运，海宁人负责加工和销售，大家都是同乡故旧，生意伙伴，一笔写不出两个陈字！（洪皮陈骨，洪陈本为一体）

这跟犹太各大家族相互联姻过继，彼此抱团做生意的套路是一样一样的。

只有血脉相容，才能彼此信任！

正是有上述合作和信任基础，泉州人洪承畴才会把自己跟苏麻喇姑生的儿子起名为陈元龙，放在海宁陈家寄养，雍正抱走陈世倌（陈元龙之子）的儿子，作为他自己的儿子弘历，海宁由此成为乾隆故里，这些故事才有可能成为现实。

陈氏乾隆上位，站在微观的角度，是洪玄烨三代还宗，归于同属于洪承畴血脉的海宁陈氏后代，站在宏观的角度，则意味着闽商集团积极寻求与江浙财团（包含徽商）的合流，这也意味着清朝统治秩序最终确立：

将非法的走私对外贸易，从摧毁国家的破坏性力量，转换为国家控制的经济支柱，同时对占人口多数的农业人口采取“轻徭薄赋”的政策，康熙在位期间大规模减免天下钱粮多达545次，折合白银约1.5亿两；乾隆朝的减免总额更是高达约2.5亿两，成为“康乾盛世”的重要标志。

但是，更高的正税基准、合法化的高额火耗、暴涨的盐税等间接税、以及各种临时摊派，普通百姓，尤其是自耕农和佃农的实际生存压力非常巨大。再加上人口暴增，人均占有的社会财富并未同步增长，甚至可能下降。加上吏治在乾隆后期逐渐腐败，普通农民的实际负担越发沉重，所以在乾隆后期引发了白莲教大起义。

四、对晋商的卸磨杀驴

洪玄烨篡清，也可以看做晋商和闽商两支“中国犹太人”，不惜冒着杀头的风险，背着明朝发展与后金的走私贸易，进而争夺对后金的间接控制权，最终还是闽商一系获得天下。

本以为双方竞争吕不韦的位置，没想到洪氏不讲武德，代表闽商下场，直接坐庄！乾隆上台，代表闽商与江浙合流，形成更加庞大的东南资本利益集团。此时晋商这些工具人，也可以卸磨杀驴了。

你说你忠君报国，对皇上别无二心？

别tm逗了，咱们一笔写不出两个“商”，谁还不知道谁的心思。

你实力强了，难道不会有更大的野心？就算不复制洪玄烨的故事，最起码也想当吕不韦啊，我能留你？

清军入关后，立即给晋商集团授予“八大皇商”的高帽，实际上就是一个阳谋，把晋商架在叛国者的位置上烘烤，百姓恨透了叛国的晋商，使其只能像欧洲的宫廷犹太人那样，死心塌地为洪清皇室效力。晋商为清廷做牛做马，康熙乾隆攻打噶尔丹，都是晋商集团拼尽全力为清廷筹集军费，组织后勤运输。

乾隆年间，闽商集团彻底完成对洪清内部经济命脉的整合，一口通商制度的完全确立并掌握在闽商手中，陆地边疆也随着乾隆“十大武功”完成平定，终于可以对以介休范氏为代表的晋商集团下黑手了。

介休范氏的退场，本质上是一场朴实无华的高端商战。

闽商集团利用自己最熟悉的对日贸易，给晋商量身定制了一个甜蜜的陷阱：

清廷允许范氏承办对日铜贸易，但范氏的官铜与民办铜不同。民间贩铜十分之六按官价上交官府，余者可自销。但官办铜完全按官价上交。官价比民间价要低20%-24%( 约3.5-4两银子)。而且，范氏还要自己筹款办铜。

虽然有折价，但是量大稳定，依然十分暴利。因此范氏上钩了。

最初范氏是挣了不少钱，于是加大投入，签了更大的订单。但是随着铜价一路走低，范氏不仅无法从中赚钱，甚至还要向里面赔钱，但是又无法自主选择放弃。

铜贸易就像一道绞索，在范氏的脖子上越勒越紧。

范式商业帝国的流动性因为铜贸易被抽空，最后导致整个大厦轰然倒塌。

乾隆四十六年时，范氏累计欠户部330 万两白银无力偿还。

乾隆四十八年，皇帝随便找了借口，将范氏满门抄斩，家产充公，显赫一时的范氏就此衰败。

仅从乾隆四十六年（1781）破产前的财产清单看，范氏当时仍然有大量不动产。当时在直隶、河南二十州县遍设盐店，在天津沧州有囤积盐的仓库，在苏州有管理赴日船只的船局，在北京有商店三座，在张家口有商店六座，在归化城有商店四座，在河南彰德府水冶镇有当铺一座，在张家口置地106顷，分布各地的房产近1000间。以上尚不包括介休原籍财产。

乾隆咋这么懂商业，玩得这么高端？

但如果是东南资本集团，利用手中的政治资源，对晋商集团进行巧取豪夺，这不就很容易理解了？

（未完待续）

前文提要：

宋元时期，洪承畴的老家泉州，曾经是世界第一贸易海港，各国富商云集，宗教和民族多元，又经历了宋元明两次朝代更替一系列变乱，给这个地区打上了深深烙印。

何为华？何为夷？

何为家？何为国？

谁是朋友？谁是敌人？

宗教民族阶级三重矛盾杂糅的多元化泉州，成为掀起搅乱明末清初局势风暴之源。

明朝开国，出于强烈的民族主义的感情，对曾经背叛南宋皇室的泉州蒲氏为首的海商集团进行了严厉惩罚，并实行了严厉的海禁政策，彻底断绝了几百年来，泉州港的命脉——私营海上贸易。

于是，以漳泉一代为核心，发展出东南海上走私集团，或称“东南海商集团”，为便于贸易和生存，常吸纳日本的武士、浪人以及葡萄牙等国的商人、冒险家加入，使得其人员构成复杂，被明朝官方轻蔑地统称为“倭寇”。但究其核心，“倭寇之患，实由闽浙沿海奸民与倭相结，十有八九皆中土之人”。

皇太极时期建立的“八旗制度”，将女真、蒙古和汉人编入八旗，实际就是模仿借鉴了泉州倭寇的权力结构，打造了以女真为名号，联合蒙古众多部落，以辽西汉人武装为主体的分赃利益集团。

满洲集团与倭寇集团同气连枝，本质上就是打着外国名义，以汉人为主体的叛国武装利益集团！

再加上掌握政治文化释经权的江南士商集团，里通外国的晋商集团，所谓明清更替，本质上是“四大恶人”内外勾结，共同颠覆明朝统治。

洪承畴与孝庄生下私生子洪玄烨，则是把原本看似彼此不相关的三大集团（晋商除外），串联起来的关键人物！

以这一视角分析，如同日心说取代地心说一般，整个明清更替乃至清朝历史，都会变得极为通透简单，一切历史疑团都可以迎刃而解！

自从有了洪清宇宙观，才恍然大悟：

原来清朝两百年来，就是一个超大型的电诈园区啊！

四大恶人联手，福建的老板，东北的打手，江南的程序员，外加山西的人口贩子，合伙搞的电诈园区，诈骗对象就是明朝皇帝和百姓。

本来只是想搞一个可持续的涸泽而渔割韭菜模式，没想到居然成功主板上市，而且成为最大且唯一的蓝筹股！

洪清宇宙系列（连载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