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冬,朝鲜北部。
志愿军战地医院的一张记录卡片上,写着一串数字:“体温27度,瞳孔固定,无呼吸反应。”落款时间是凌晨三点,地点是长津湖以南的一个山坳。
记录员的名字已经模糊不清,纸张边缘还有一块被冻硬的血迹。
很多年后,这份卡片被归档时,人们才发现,它不是战斗阵亡的报告,而是冻死的统计。
这事儿,起初谁都没想到会闹得这么大。
第9兵团,那可是国内战场上的王牌部队,打过淮海、打过渡江,哪一仗不是拼出来的?可到了朝鲜,第一仗还没怎么打呢,就先折了四千多人在冰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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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情况紧急。
美军东线推进得快,中央军委决定把第9兵团调过去顶住。
调动命令是10月底下的,部队11月初就得出发,时间短得惊人。
宋时轮,当时是兵团司令员,接到命令的时候人还在上海,连夜赶回部队,直接带队北上。
说起来,第9兵团是从华东调来的,战士们大多是南方人,穿的是棉衣,但那种棉衣是江南冬天用的。
帽子是大檐帽,鞋子是帆布解放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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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过鸭绿江,天就变了。
到了长津湖一带,夜里能冷到零下三十多度,风像刀子一样割脸。
有人形容那种冷,说:“一口气吸进去,肺都像要冻裂。”
宋时轮其实早就意识到装备不行,路过沈阳的时候,他专门找了东北军区的贺晋年,说:“我们这身装束,扛不住朝鲜的冬天。”贺晋年立刻调了点库存的日军棉衣和棉鞋,可实在不多。
更麻烦的是,后续的御寒物资,运输途中被美军飞机炸了大半。
前线能分到的,所剩无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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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衣不说,粮食也紧张。
冻土里挖不出地道,火都生不了。
战士们饿着肚子,靠啃冻豆饼、喝雪水撑着。
有人脚上起了冻疮,变黑发硬,还是坚持站岗。
有人手指冻得不能弯,子弹都装不上膛。
可就是没人喊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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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让人心里堵得慌的,是那些伤员没法抬下去。
那会儿后勤全靠朝鲜民工担架队。
可这些人,大多是临时征来的老百姓,没受过训练,也没什么心理准备。
一听见敌机轰炸就全跑了。
战场上,负伤的战士倒下了,后面没人接上来。
有的躺了一夜,天亮就冻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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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时轮后来写检讨,说得很直白:“担架民夫少,且系临时动员的老百姓,未经教育,大批逃亡,致有大批伤员冻死。”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没加任何修饰,也没找借口。
就是这么冷静,也这么沉痛。
美军那边其实也不好过。
陆战一师装备再齐,棉服再厚,也有七千多人冻伤。
但他们有飞机,有热食,有自动加热的罐头汤,而志愿军连热水都烧不上。
两边的差距,不光是装备,更是供给体系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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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就算这样,第9兵团还是完成了任务。
他们在长津湖一带夹击美军,把陆战一师切成几段,围歼了“北极熊团”。
那仗打得极其艰难,白天被敌机压着,晚上冒着冷风突击。
美军自己都说:“他们像一根根冻硬的木头,又像一根根倒下的木头。”
有一段记录,是美军军官写的。
他说在一个山口,看到十几个志愿军士兵蹲伏在雪地里,持枪待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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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以为是埋伏,绕路走了。
后来回头看,发现那些人早就没气了,冻死在战位上。
那一刻,对方的士兵也沉默了。
这些不是传说,而是真实的事。
战后,9兵团战斗伤亡接近两万,冻伤三万,冻死四千多人。
这个数字,直到今天看起来都很难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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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那一仗,确实挡住了美军东线穿插,也为西线的反攻赢得了时间。
毛泽东给宋时轮发电报,说:“在极困难条件下,完成了巨大战略任务。”语气很平静,但分量极重。
后来装备慢慢补上来了,苏联空军也介入了,志愿军有了“米格走廊”,空中情况好了一些。
朝鲜民众也慢慢稳定下来,担架队任务不再那么难完成。
可那一年的长津湖,成了所有人心头的疤。
再后来,第9兵团重新整编,很多人转入其他部队。
那些在长津湖冻死的战士,有的尸体再也没找到,有的被就地埋在冰雪里。
有人说,那些地方,春天化雪的时候,还能看到当年的军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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