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十月革命后，20万白俄罗斯人逃到中国，如今已经成为了中国人

1933年的一个冬天，哈尔滨火车站来了批陌生人。

穿着不合时宜的厚呢料大衣，说着别人听不懂的俄语，脸上带着风霜和倦意。

有人拎着皮箱，有人抱着孩子，有的连个行李都没有。

站台上飘着雪，那天风特别大。

一个中国铁路工人小声嘀咕了一句：“又来了白俄。”

这事儿在当时其实已经不是新闻了。

从十月革命后开始，东三省的车站就不断有“逃出来的”俄国人。

他们从西伯利亚一路往南，穿过边境，最后落脚在中国。

有的到了新疆，有的去了上海，还有不少人，就留在了哈尔滨。

但这批人不太一样。

他们显得更沉默，神情更紧张。

后来有人说，那里面还有以前沙俄的军官，一路打着退仗过来的。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917年俄国的十月革命一爆发，老沙皇的政权彻底垮了。

布尔什维克上台，开始清算旧贵族、军官、地主、教士。

这些人被统称为“白俄”——不是因为人种，而是政见。

白色代表保皇，红色代表革命。

他们和红军死磕到底，输了就只能逃。

从1918年起，白俄的流亡潮开始了。

最早一批人是从远东地区走陆路进中国的。

后来一些军官干脆买了船，从海参崴出发，穿过日本海，一路漂到上海。

还有一部分人，走的是蒙古和新疆那条线。

那时候边境线管得没那么严，地方军阀也不太在意，有人就趁乱混了进来。

逃亡的方式各有不同，结局却差不多。

比如1922年，白俄将领斯塔尔克带着7000多军人和2000多难民坐船往中国跑，结果在朝鲜海域被日本人拒绝靠岸。

船上的人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了，冻得直哆嗦。

最后靠欧美红十字会出面，才勉强让一部分老人孩子登了陆。

剩下的人等不了，只能继续漂，最后到了上海港口。

可北洋政府不愿意接。

苏联那边一句话：“可以回国投降。”白俄全不干。

怎么办？只能靠撒谎——有人说自己在上海有亲戚，要去投奔。

租界里的人也开始为难。

最后没办法，先让带孩子的母亲和孤儿上岸。

那批孤儿有七百多个，都是十来岁的孩子，眼神呆滞，连哭都哭不出来。

这些孩子后来被安排进上海的育婴堂和孤儿院，慢慢长大了。

有人学了木工手艺，有人成了画匠，还有的，后来改了中文名，在上海开了家面包房，卖“罗宋大列巴”。

上海的白俄最多的时候有两三万人。

大部分住在法租界和静安寺一带。

街头能看到穿西装的流浪汉，头发梳得一丝不乱，但脚上穿的是破皮靴。

女人有的还坚持戴着羽毛帽子，哪怕身上只剩一件旧毛衣。

他们中的很多人，不愿意放下过去。

哪怕在街头卖艺，也要弹柴可夫斯基。

有人白天在商场当售货员，晚上在酒吧里拉小提琴。

还有的干脆进了舞厅，女的做舞女，男的做保安。

有个叫娜塔莎的白俄女人，原来是外贝加尔某贵族家的小姐，逃来中国后一直靠跳舞维生。

她曾对一个上海记者说：“我在彼得堡弹钢琴，在这里跳探戈。

都是为了活着。”

而在新疆，故事走向又不一样。

那时候新疆由杨增新掌控。

他看得很清楚：这些白俄虽然是逃难来的，但不少人有军事背景，有组织，有武器。

留着是个麻烦，可一时也赶不走。

于是他定了两条：一是所有白俄进入新疆必须登记，二是不许私带武器入境。

有些白俄不愿交枪，结果被软禁了。

也有一部分人选择留下来，干脆在当地定居。

那时候的迪化（今乌鲁木齐）街头，偶尔能看到金发碧眼的孩子，一口流利的维语和汉语。

东北的情况更复杂一些。

因为日本人那会儿已经在满洲有了势力。

他们看中了这些白俄的军事经验，就开始吸纳他们搞情报、训练兵队。

白俄中有一支叫“哈巴罗夫旅”的部队，原来是反苏的，后来被日本收编，成了伪军的一部分。

有个白俄军官叫谢苗诺夫，原来是远东的一支反布尔什维克武装头头，逃到哈尔滨后成了日本人的座上宾。

他曾经在一场宴会上对日本顾问说：“我们不怕死，但更怕被遗忘。”

可惜的是，到了1945年，日本战败，苏联红军进军东北。

那些与日本合作的白俄部队，几乎被连根拔起。

能逃的逃，逃不了的，要么被遣返，要么就此失踪。

但也有不少人，早就不问外界了。

他们娶了中国妻子，孩子也不上俄语课了。

新中国成立后，这些人被称为“归化族”。1953年，国家民委正式将他们命名为“俄罗斯族”。

这才是他们在中国身份真正合法化的开始。

有个叫董德升的哈尔滨人，是第四代俄罗斯族。

他姓董，是因为祖父在上海落脚后，拜了个中国干爹。

后来家族迁到哈尔滨，再没有离开过。

他长着典型的斯拉夫脸型，但说得一口地道东北话。

他说过一句话很简单：“我就是中国人。”

从那以后，再也没人叫他“白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