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的地理人文塑造了有“霍元甲精神”的广东美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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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岭南的温润山水遇见留洋的先锋视野，当传统的笔墨纸砚碰撞现代的艺术教育，地理的“制约”与艺术的“天才”之间，会激荡出怎样意想不到的火花？正在上海美术馆（中华艺术宫）举行的“其命惟新——广东美术百年大展”，不仅以恢宏的画卷梳理了广东美术的百年流变，更引发了学界一场关于“地理如何塑造美术”的深度对谈。

展览现场

作为“岭南文化名家大讲堂”的重要活动，昨天的“地理如何塑造美术”对谈汇聚了复旦大学文科特聘资深教授葛剑雄、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陈春声以及美术史论家汤哲明。三位学者围绕地缘与艺风的复杂关系，展开了火花四溅的思想交锋。

左起：葛剑雄、陈春声、汤哲明

葛剑雄在主题讲座中开宗明义，指出在探讨地理对美术的影响时，需同时重视自然地理环境与人文地理环境。他谈到，任何伟大的艺术都不是孤立的存在。气势恢宏的秦始皇兵马俑，其“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陶俑形态，正是关中地区深厚的黄土层与帝国一统的磅礴意志相结合，自然与人文因素共同作用的独特产物。而中国艺术史上标志性的山水诗与山水画的诞生，葛剑雄则提供了一个精妙的历史观点：它们并非凭空出现，而是肇始于南朝。当时，南迁的北方士族诗人与画家，置身于草木葳蕤、烟雨迷蒙的江南全新环境，加之他们身处社会上层，保有优渥的生活与相对宽松的政治氛围，这才催生了寄情于全新山水的诗篇与画作。“如果这批人不是到了江南，不可能画出这样的画；如果他们虽是上层移民，却无法维持悠闲的生活，也不可能产生这样的流派。”地理的变迁与特定的人文阶层条件，共同构成了艺术史转型的契机。

讲座现场坐满了听众

聚焦于展览核心的“岭南画派”，葛剑雄点明，其风格并非仅由岭南独有的自然风物单一塑造。一个不容忽视的关键因素是，被列为岭南画派创始人的“二高一陈”——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都拥有长期留学日本的经历，他们的画风中清晰地融入了日本画的渲染技法与革新精神。因此，岭南画派的独特面貌，应归因于岭南自然地理因素与特殊人文地理因素——即近现代东西方文化交流前沿阵地这一位置——的共同熔铸。

陈春声则从更具体的历史脉络补充，揭示了市场与人口流动的强大塑造力。他追溯到乾隆朝以来广州十三行繁盛的外销画产业，指出这些为欧洲市场定制的、运用了透视与明暗法的写实作品，为后来岭南画派的写实倾向埋下了早期伏笔。“这种科学、写实的画风，作为一种强大的地方传统和商业基因，对后来岭南画派的艺术选择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陈春声进一步强调，市场和人的流动，对于画派画风的形成至关重要。艺术的灵动，除了要考虑人本身的迁徙，更要充分关注思想与精神的交流对地缘艺风的塑造。这种流动性，打破了单一地理环境的静态决定论，为艺术风格的演变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水。

展览现场

地理的决定性并非不可打破的铁律。葛剑雄特意在理论中留下了一个充满魅力的辩证空间——他提出，“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规律更适用于解释群体现象，而天才的艺术家个体，完全可能凭借其超凡的感知力与创造力，突破甚至超越地理的藩篱。他以二十世纪艺术巨匠林风眠为例进行了阐释。林风眠的籍贯是广东梅州，他艺术风格的形成，更多地源于留学法国所受的现代主义洗礼，以及其后在上海、杭州长期生活与教学所汲取的文化养分。

陈春声对此表示赞同，并补充了更为动态和深刻的视角。他指出，即便在林风眠晚年回忆梅州家乡景象的作品中，他所运用的也是充满个人特色的现代绘画笔触，而非传统的国画范式。“大家都以为我们在这里看到所有的作品就代表广东地缘的艺风，这个格局就小了。”

汤哲明用了一个生动而有力的比喻，他将广东文化类比于曾风靡全国的电视剧《霍元甲》及其主题曲中蕴含的精神。他认为，广东近代画家远渡重洋，其核心驱动力正如“霍元甲”那般，是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学习西方扎实的写实技术以强壮自身。他分析道：“因为在广东近代美术以前，中国都是文人画，半抽象的，老百姓看不懂。广东近代的画家实际上都是去学写实绘画的。”这一行为的背后，是一种强烈的文化自觉与使命感——他们将艺术视为启蒙与救国的工具，致力于将传统文人画从半抽象的“书斋高处”拉回现实，转变为老百姓能看懂、能感知，更具现实关怀与社会功用的艺术形式。这不仅是技术的引进，更是一种“岂让国土再遭践踏，这睡狮渐已醒”的文化觉醒与实践。广东画家，正是以艺术为拳脚的“霍元甲”，在近代中国的文化擂台上，打出了有力的一击。

原标题：《怎样的地理人文塑造了有“霍元甲精神”的广东美术？》

栏目编辑：沈毓烨

本文作者：新民晚报 徐翌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