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翔、赵宏、陈碧、李红勃：四位法律学人的读书笔记

法学学者的著作往往容易与晦涩难懂的专业话语相联系，即便不是严肃的学术专著，也被视为通识法学读物，总有曲高和寡的距离感。近期，由北京大学的赵宏、中国政法大学陈碧、李红勃和罗翔联合书写的新著《不止于正义》打破了这种固有印象。

这个由四位法律学人组成的同人团体在公共舆论场域借助法律方面的专业知识，持续对公共事务的表态发声，不仅给大众普及了法律的常识，还为当下维持着公共舆论的余温不息。这本《不止于正义》正是汇集四位法学学者近些年来书评与影评的精心之作。

在这本书中，四位作者跳出了法学专业术语的藩篱，力图借助文学、电影和日常故事，在理性与温情之间搭建对话的桥梁，让每一位普通读者都能在其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共鸣。它不仅在讲述有关正义，更讲述对社会的关怀、对人性的理解、对世界的敬意和对生活的深切期待。

撰文丨刘梦琦

《不止于正义》

作者：赵宏 陈碧 李红勃 罗翔

版本：云南人民出版社

2025年8月

在混沌中坚持表达是否值得？

联合出书，并非四位老师唯一的公共领域合作方式。早在此前，四位老师便以专栏为阵地，共同撰写评论、参与公共讨论。自澎湃“法治的细节”专栏2017年初到2023年末产出近260篇作品，到凤凰网“法治理想国”专栏中的针砭时弊，他们以理性的思辨回应混乱和不公，以温情的笔触修补现实的裂缝。

他们讨论紧急状态时执法人员如何秉持公务的边界，分析“伤害中华民族感情”条款和行政违法记录封存，探索对校园霸凌的警惕和对保护未成年人的指引，研究正当防卫条款和妇女权益保护，探讨罕见病患儿家属作为药品代购者的罪责刑，声援耽美作者，等等。他们是当下国内少数敢于直面现实、持续发声的知识分子群体，被外界称为“法治四人组”。

然而，公共表达常常带来风险。人们期待法学家们代表民意发声，代表公意发言，但现实中的民意与公意往往无法完全吻合。当专家的观点未能满足部分公众的期待，甚至出现分歧时，便可能产生大众的误解甚至敌意。此时，不加分辨、不经思索、不负责任的情绪化攻击就极容易向表达者袭来。他们清醒地知晓，在公共领域发声最易遭受舆论的攻击，也曾经历过席卷的网络暴力，但他们仍旧没有放弃表达。

同情和责任，不应藏匿于缄默之中。四位老师甘心承担发声的风险，也愿意以善意回应混沌。正如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马克·里拉所言，知识分子需要一种社会责任，给民众以正确而非误导的指引。从福柯“知识是一种权力”延伸而来的，是权力伴随着责任的观念。他们相信法律人站在权力与正义的交叉口，有更大的责任去发声、去呼吁、去表达。

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指出，唯有走下学术研究和道德修养的魔山，主动进入公共讨论的语境中，知识分子才能真正推动社会的文明进步。面对资本和权力向生活世界全面压倒式的倾轧，四位老师没有退回学术研究的象牙塔，而是选择以文字投身现实，意图构建一个可以理性对话、平等沟通的公共空间，让法治不只是法律人的议题，而成为大众共同关心的价值选择。

这次，“法治四人组”再次合作，通过书评和影评关注良知、友情与爱，讨论人性、社会与正义。书中每一章节都有着富有感染力的标题，似乎都在诉说着一种力量，一种希望读者在阅读的不经意间能被唤起的力量，一种打从心底生出的对于正义的期盼和愿景，一种由柏拉图理念而来并落地生根于当下中国现实的法治理想。

《毒舌律师》剧照。

何以构成法学

“最小单位堡垒”？

《不止于正义》的特别之处，在于它不是由一个人写成，而是四位不同领域的法学学者共同完成。他们风格各异，但都围绕正义、人性与真理。在关心公共话题，关注公共热点，关怀公共事件之余，他们也会围坐在一起争论某部作品的好坏，讨论爱与文学。

各种报道都说陈碧老师是随性自在、不太在意外物的人，仿佛她总是从容而出世，但从书中却发现陈老师内心深处积极入世的底色。她的书写没有功利目标，却充满笃定的信念和深刻的人文关怀，像是名门正派出身的大义侠女般温柔而坚定。她极为认真细致，不惜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也甘愿为智识作出自我牺牲。

为写《正义的决疑》书评，陈老师不仅梳理理论、追溯流派，更通读了车浩老师十余年的学术成果，只为真正理解对方的思想理路。这种投入背后，并非源自制度化评价体系的要求，而是单纯源自她的个人意愿。在我看来，陈老师只是不想服从于现今这套学术体系的游戏规则，但这完全不影响她对知识的热爱和对人性的期待。

在评论电影《周处除三害》时，她写道：“人性固然软弱，又经不起诱惑。但即便有成千上万次黑暗法则的灵验，只要有一次人性的超越，有一次人性的光辉，那就足以发出耀眼的光芒，人就值得被拯救”，也写道：“万物都注定趋于混乱的熵增。但是，生命的意义就在于具有抵抗自身熵增的能力。”这些令人动容的文字，是她用自己的人生体验所凝练出来的深刻感悟。

在书中，陈老师明言的“即便世界愚陋不堪，根本不值得为之献身，仍能无怨无悔，我只能如此”的表态，是她作为法学者的信仰，也是她选择在黑暗中守望光明的姿态。“黑暗中，唯有爱是一切的救赎”，所以哪怕曾被重伤，哪怕反响微弱，哪怕在数不清的夜晚痛苦难眠，哪怕无数次泪湿沾巾，她仍旧选择去相信光明，相信爱的力量。

李红勃老师，就像是带领游人踏入法律世界的引路人。从最为熟悉的电车难题和洞穴奇案，到大史观、小写作的经典著作《叫魂》，再到二战后反思之作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以及近年作品《批评官员的尺度》，李老师以理性为锚，以历史为镜，构筑出一座通往法理与思辨的桥梁。

《批评官员的尺度》

作者: [美] 安东尼·刘易斯

译者: 何帆

版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年7月

李老师擅长将复杂的法理知识融入日常语境，化知识于无形。在他对沙利文案的解读中，他深入分析了“讨论公共事务的自由”，并探讨了为何其被认定为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价值体系中应置于最高位阶且受到特别保护的内容。这项自由之所以珍贵，正是因为它包含了“允许犯错”的维度，“容许新闻报道存在犯错的空间，对新闻界是一种莫大激励”，并且“容许空气中充满不和谐的声音，不是软弱的表现，而是力量的象征。”

李老师借助对平庸之恶的讨论，通过阿伦特所声称的个人思考能力问题，剖析了极权体制对个体的无底线侵蚀。在行动与行动者的分裂中，他借阿伦特之语，提醒我们“唯有确立了意愿、意志与理性的关联，才能弥合这种断裂”。在李老师看来，一个健康的社会理应对错误和不完美保持一定的宽容，同时他不断提醒人们拒绝思考容易向恶屈服，须牢记苏格拉底的“未经省察的人生不值得一过”的警醒。

罗翔老师同样引用了苏格拉底的这句隽语。他延续了一贯的理性与谦逊，不讳言人性中的幽暗，也不轻易许诺光明，强调理性与道德的平衡。他提醒学生在相信公平正义的基础上，需要正视人类的有限性，勿将正义光环覆盖个体幽暗。“不要在自己所看重的事情上附着不加边际的价值，更不要用职业的正义光环掩盖个体固有的幽暗。”《卡尔弥德》篇中，罗老师又一次重申了“人类的理性有其固有的局限，我们必须对未知保持足够的敬畏。”因为他深知，直视人性中的不足，才能更清晰地看见人性的温暖与希望。

同时，罗老师也反复强调，抱持多元主义不意味着要落入相对主义的窠臼：“接纳不同观点的存在”和“接纳不同观点”是不同的，正如“认可他人有持不同立场的权利”和“认可他人的立场”之间的区别，不能混为一谈。多元的核心在于尊重，而非价值虚无。他借由穆勒在《论自由》中的论述得出，评价对错不是道德绑架，相反，拒绝对错的评价才是一种“相对主义的非道德绑架”。即使在分析电影《长安三万里》时，他也未脱离对现实与人性的反思。在盛名之下，他借由程公公的故事感慨“被人遗忘也许才是真正的纪念”，认为人活一世最需要解除的就是对成功主义的成瘾性依赖，内心的平静是更为难能可贵的重要修行。

《长安三万里》剧照。

赵宏老师，有着德系的严谨，也有中式的温情，对文学艺术有更多的包容。她的笔锋直面现实，面对“写了也没用”的悲观哀怨，赵老师给出了更直接的选择可能性——“行动才是改变的开始”。即使写了不一定有用，但不写必然无用。如果仅仅考虑功效，很多事情就会被归于无意义、无必要的范畴。然而，在从功利主义出发的效用考量之外，我们还有别的选项。做正确的事，坚持并抱有希望，万一有用呢，如果能有所改变呢？

在理想与现实的张力面前，她并未因现实的不完美而放弃对理想世界的期待，她所传达的从不是简单的乐观，而是一种深沉的坚持。正因如此，她对人性与社会的观察也格外深刻。在评析著名作家门罗的文章中，赵宏老师体察到事件中女性处境的极度复杂性，并从这种复杂中洞悉对被过度简化了的女性主义提出更高要求。在与罗翔老师商榷《金阁寺》时，她论述：“诱惑、欲望与人心的逐利又是持久存在的，人根本不可能因为瞬间顿悟就彻底变成完人，所以，一次的，偶然的胜利也不值得庆祝。”她警惕人心的逐利与虚妄，指出理想主义的破碎不是失败，而是抵抗的开始。

四人的友情，是《不止于正义》的一条暗线。四人青年时共读共研，中年时携手著述，被媒体称为“法学教授们的最小单位堡垒”。他们之间的友谊，超越了学术和专业的壁垒，形成了一种内在的精神纽带。虽然四位老师的研究方向和生活重心各不相同，但他们都相信善良和正义。共同的价值观让他们相聚相知，成为常聚常聊的至诚好友，也让他们在面对困顿时彼此扶持，正如赵宏老师曾在采访中说道：“如果不是大家抱团取暖，可能谁也坚持不到现在。”

阅读挚友们隔空的文字对话，就像在聆听四位老师的现场对谈，老师们有着不同的视野，但始终遥相呼应。我们得以了解，赵老师信奉观念的水位影响社会标准，但李老师相信“有什么样的社会，就会有什么样的文化观念和社会心理”。我们得以窥见，陈老师写下“我写的这些案例和书籍，可能最应该知道的人都在偏远乡村，但是偏偏她们听不到”的悲悯，赵老师“法律人的终极使命就是让人成为人，让法成为法”的回应。我们得以见证，李老师“一个人越是肤浅，越是拒绝思考，就越可能向恶屈服”的叮咛，罗老师“努力过好自己的人生，持善意，有善念，勤勉尽心，那么普通人也能在自己的位置上恰如其分地度过内心安稳的一生”的劝诫。

正如罗老师在书中所述：“友谊的重大意义，是让人在独自对抗困苦时得以求助，是让人在自以为是时得以戳破幻象，是让人走出自恋并拥有前行的力量。只有爱与友谊，才能让召唤成为现实。”四位老师如同手持火炬的使者，相互支持、彼此鼓励，愿意并肩走进幽暗深处。即便一人的光芒微弱，四人同行也可汇聚出穿透黑暗的光亮。他们以谦逊与善意，陪伴众人一道走出洞穴，去看见更广阔的世界，去相信即使身处阴影之中，人依然可以选择走向光明。

《好东西》剧照。

法律人能否成为

道德引领者？

四位法学者用温柔、坚毅，甚至近乎诗意的语言，回答时代对正义与良善的追问；然而，本书绝不仅仅聚焦法学领域，而是更为普世的大众读物。书中讨论的主题，在法与正义之外，涵括了更为宏大且具有社会意义的主题，以及更多灵魂的拷问与个体的探寻：

当我们面对残暴的罪行时，我们是否还能相信善？当我们面临生活的迫害时，我们是否还能相信光明？当我们面对制度的困境时，我们是否还能相信正义？当我们面对家暴时，我们如何应对？抑或，当我们意识到自己平庸时，我们应该如何自处？当我们内心的恶魔在叫嚣时，我们如何抵挡诱惑？

或许，这些答案并非唯一解。但书中的回应确然是老师们的肺腑之言，它们至少提供了诚恳的对话与思考的方向。他们深知人性的软弱，却依然相信即便无数次失败与沉沦，只要有一次微光闪现，人就值得被拯救。这不是西西弗斯式的徒劳，这是一种看过世间百态之后仍然怀揣着的真诚，在现实反复洗涤之后仍旧信仰着的理想主义；这是善良正直的人相聚在一起并肩依靠和取暖，以期星火聚成篝火，温暖彼此和周遭的生活。

作为一本书评和影评的合集，一篇篇文章单独阅读起来，会觉得其中的情绪与宣扬恰到好处，然而如果一口气读下来，难免会产生道德教化频繁灌注的感性疲劳。但伦理呼唤并非空洞说教，而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共情与自省，是在复杂现实中保有方向感的努力。尤其是，当我们发现我们本以为不必言说的常识，原来还并非众所周知的事情之时；当曾以为已经树立的常识与观念，在现实里其实脆弱得不堪一击时，讲述常识从来不是低级的事情，呼唤善良也从来不是多余的事情。

正如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所言，常识不是一种天赋，而是一种被文化和经验形塑的心灵框架。因此，呼吁善良，唤起对善的追求，避免在持续的诱惑中最终成为恶的俘虏，在任何时代都不会嫌多。常识和善良，是如何反复讲述都不足够的。法学学者天然捍卫正义的价值，同样地，他们也守护着道德的价值。因为在法律之外，还有伦理；在法治之外，还有美德。

他们从未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颐指气使地指点众人，而是以诚恳坦率的姿态坦露自身的脆弱与挣扎，是罗老师“我都害怕自己也会这样”“我觉得自己更需要被安慰，只是作为老师，我必须假装从容与坚强”，是陈老师“而我写的都跟垃圾一样，我又碎了一次”。他们不是在传授答案，而是在不断反躬自省，以抵抗自身有万分之一的可能陷入傲慢与偏见。

法国思想家雷蒙·阿隆曾言，知识分子的真正责任，在于贡献专业知识，并保持道德均衡感。知识分子须是独立的观察者，有节制地履行角色。四位老师坦诚地释放诚心善意，关心具体的问题和远方的人们。他们从未大肆炫技，反而格外谨慎克制，身体力行地回应韦伯“专家没有灵魂”的担忧。在字里行间，我总能看到老师们的殷切期许和坚持，哪怕只是撕开一点点现实的缝隙，让微光照进人心，也认为值得。希望不灭，则光芒不灭。

《周处除三害》剧照。

当我们在谈论书评时，

我们想谈论什么？

雷蒙德·卡佛写过《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赵宏老师极偏爱村上春树的《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所以当我们在谈论一部电影，在谈论一本书时，我们其实在谈论什么？我们谈论的，其实是我们自己。我们谈论作品，本质上是借由他人的故事，映照自己的观念，寻求共鸣的生命体验。

具体情节和人物命运，更像是书评中的引子，引出所想，引发所想，引起深思。因此，相对于学术专著，书评和影评的个人色彩更为浓郁，更容易显露作者的个性特征和价值观念。从书中，我们清晰可见四位老师的价值取向，也能轻易知晓老师们的思想侧重。

苏格拉底认为，城邦公民最重要的三种品德是节制、勇敢和判断力。罗老师强调认知自身有限并警惕道德滑坡，这是节制；李老师强调不被时代和环境裹挟的独立思考能力，这是判断力；赵老师强调不计得失的努力行动，这是勇敢；陈老师更强调爱的力量，爱带来勇气，带来希望，带来抵抗熵增的能力。然而，爱算是一种判断力吗？相信又算是一种勇敢吗？这个问题，我刻意询问过答案。陈老师致敬法治与美德，认为美德其实是更向善和向上的力量，而爱是超越本我的力量，我们在爱中获得成长，拥抱更好的自我。这种对爱的重视，也延续了亚里士多德对于“美德伦理”的理解。德性不仅是一种行为习惯，更是一种在真实关系中养成的品格。而在当代历史学者罗新眼中，人性之善，不是抽象空谈，而是源于具体的人、具体的爱。这正是四位老师共同关注的命题——只有真正相信人的可能性，我们才能推动社会的改变。

那么，我们在谈论书评时，我们又想谈论什么？如果所讨论的书籍和电影属于一阶观察，书评和影评是二阶观察，那么对于书评和影评的评论是三阶观察的过程。我们从书评和影评中遥望文学艺术的美感，在具体的情境故事里体味人性的柔软，但我们更多感知的是对于善的追求。正如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的观点，社会的稳定不仅仅依赖于个体间的功利交换或竞争关系。社会整合需要共享的价值观和道德基础，是不可能仅仅在以成功为取向的行动者的相互影响基础上得到稳定的。

因此，我们必然需要更多的价值追求，在抛却功利主义追求之外，意识到原来我们还有很多行动的空间。即使如同德国社会理论学家尼古拉斯·卢曼所假设，我们都生活在各式功能高度分化且彼此封闭的系统之中，我们依旧还有系统之间的结构耦合，还有系统之外的、自成生态龛的环境。这个社会不是只允许绩优主义的存在，人类社会也无须必然从优胜劣汰中找寻意义。我们可以有更宽广的维度、更多元的选择。

书的末尾，罗翔老师借由柏拉图之语，重申文科通识教育需要培养美德，而非单纯的算计。《不止于正义》正是通过四位法律人讲述一个个故事、一部部电影、一本本书，展示着法学的温度，呈现着人性的厚度，感受着常识的深度。如同陈碧老师在书中表述，人性有超越的一面，因而就有无限的潜力。讲述各式故事，评论各种文学作品的本质，都是阐述学者对常识的理解和对人性的认知。

《毒舌律师》剧照。

正如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所言，常识不是一种天赋，而是一种被文化和经验形塑的心灵框架。在讨论具体事件和人物的过程中，老师们与读者一同建立起面对现实的“常识感”，在一次次坦诚相见中追问：我们该如何一起走向更好的自己。他们关怀的是那些容易被忽略的情绪、挣扎与细节，而这些正是支撑公共理性和道德判断的基础。这既来自他们对社会与人性的关怀，也来自彼此之间深厚的情谊与精神共鸣。

因此，不论什么样的读者，都能在本书中有所获益。若你想要探析社会，这本书里为你拆解了不同的答案；若你仅仅想要探寻自我，这本书里也能为你提供契机。如果你也如我一样，曾困惑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曾彷徨普通人应该如何过好一生，曾好奇人类的共性本质是什么。那么，展开书页就能看到他们的思考，以及思考背后仿若无形的大手，在缓缓拍着我们后背，意图抚平灵魂深处的褶皱。

这本《不止于正义》，或许能为读者提供些不一样的视角，带来些不曾设想的思考，甚至或许还有不期而遇的力量。四位学者温柔而坚定的絮语，希望也能给翻开书页的你，带来温暖、慰藉与希望。愿这本书，也为你点燃一束微光。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撰文：刘梦琦；编辑：李永博 吴鑫；校对：张彦君。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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