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章士钊为卖卷烟的妇女向毛主席求一份工作

1955年，章士钊在北京菜市场闲逛，看到一卖卷烟的妇女，大吃一惊，连夜给毛主席写了封信，毛主席看完后，沉思片刻：“给她安排份工作！”
1955年初春，章士钊去菜市场，原本是想买点烟叶，市场里人声嘈杂，空气里混着泥土味和烟草味，就在一排摊位前，他突然停下了脚步。
眼前的卖烟妇女穿着洗得发白的布衣，低头忙着分烟，动作熟练，但气质里带着点与周围人不一样的沉静。
章士钊盯着她看了好一会儿，心里咯噔一下，他认得这面孔——她就是末代皇帝溥仪的亲妹妹，韫颖格格。
谁能想到，紫禁城里长大的格格，竟然会在菜市场摆摊？章士钊上前说话：“您是韫颖？”那妇女抬起头，眼圈发红，点了点头。
章士钊心里不是滋味，不等她多说，直接掏钱买了两包烟，然后说：“我姓章，过去和你父亲打过交道，有事你尽管跟我说。”
韫颖这时已经四十出头，头发里夹着几根银丝，脸上的风霜掩不住当年的端庄，她本有三个孩子，丈夫润麒在东北被俘后下落不明。
家里靠她一人支撑，三个孩子都还小，她不是没想过寻求帮助，但身份特殊，怕给别人添麻烦，硬是咬牙撑着。
章士钊是那种遇到事情绝不拖拉的人，他回家后心事重重，夜里写信给毛主席，说起韫颖的遭遇，信里没有太多修饰，只把眼见的事一五一十写了。
毛主席收到信后，只沉默了一会，然后吩咐身边的人：“有志气，让她来工作！”
这里不得不说说章士钊这个人，他早年是北大教授，后来成了中央文史馆馆长，和毛主席多次通信，主张文化包容，章士钊那天在市场上转悠，绝不是偶然。
他对旧社会的风雨看得太多，总觉得人活着，最怕的不是身份变了，而是心气没了，所以他才会对韫颖格外上心。
韫颖的生平其实和很多人想的不一样，她1913年生在清宫，算得上是“末代格格”之一，小时候锦衣玉食，身边丫鬟成群，可清王朝一倒，什么都没了。
父母给她安排了门当户对的婚事，嫁给了润麒，后来润麒跟着溥仪去了伪满，韫颖没跟去日本，而是留在北平，抗战后，丈夫被俘，她成了独自拉扯三娃的寡母。
她性子倔，不愿依靠老亲戚，更不愿占国家便宜，日子再难，也没开口要过救济。
1950年代初，韫颖带着孩子挤在东四的一间小屋里，白天去街头小摊卖烟卷，晚上给人浆洗衣服，冬天最难熬，孩子生病，钱不够买药，她就拆了家里唯一的铜锁去典当。
邻居看到她家境窘迫，有人帮忙送点饭，她都推辞，说自己能挺过去，她说话轻声慢语，但做事一点也不拖泥带水，摊子上的烟从不缺斤少两，顾客多是回头客。
章士钊见到她后，专门劝她写一份自述，韫颖没推辞，晚上点着油灯，写了一页纸，主要是讲自己怎么靠卖烟养家，不愿拖累国家。
她没提自己是格格，也没诉苦，章士钊看完后，心里更不是滋味，把信和自述一同交到了中央。
毛主席批示很快下来，周总理亲自过问，安排人去找韫颖谈话，工作人员找到她时，她还在菜市场忙活，听说要给她安排工作，她愣了好一会儿，只说了一句：“谢谢领导，我一定好好干。”
很快，韫颖被分到北京市东城区政协办公室，先是做些档案整理、资料收集的工作，后来大家发现她懂日语，文字功底也不错，就让她协助整理清史档案。
她工作细致，态度认真，很快就成了同事们眼中的“金大姐”，有时候下班晚了，同事送她回家，她总是一路笑着问别人家里怎么样，没什么格格的架子。
韫颖的工作渐渐步入正轨，三个孩子也都安排进了学校，生活虽然还是清苦，但温饱不成问题，她不再卖烟，家里的日子也慢慢有了起色。
最让她高兴的是，孩子们都争气，学习努力，没有一个掉队，她总说：“能靠自己养大孩子，心里就踏实。”
周围人很快发现，“金大姐”格外能吃苦，别人觉得累的时候，她还能翻查档案到深夜，遇到难题，她总是自己琢磨，实在不行再请教别人。
她对自己的身份很坦然，从来不提当年在宫里的事，有人问她：“你以前是格格，怎么不觉得委屈？”她只笑笑说：“都过去了，日子要往前看。”
其实韫颖的心里也有过落差，她有时会在夜里想起小时候家里的热闹，想起父母、兄妹，可一睁眼，就是眼下的日子。
后来，她成了政协委员，还经常被请去讲述清末的历史，她把自己知道的细节一一整理出来，帮助后人还原那段过往，她还曾在中日交流的时候出面，帮忙做翻译，因为她懂日语，态度温和，沟通效果特别好。
大家对她印象最深的，就是她那句：“人得靠自己。”章士钊后来也一直关注她的生活。
每当有人问起来，他总说：“韫颖坚强得很，她是值得敬佩的人。”毛主席当年一句“给她安排份工作”，其实也是对所有经历过大起大落的人的一种肯定，新社会给了她新的身份，也给了她一个重新出发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