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5月,海南战役刚结束。在海口苏公祠门前,指挥解放海南岛的高级干部们拍下了一张合影。照片里,本该因自伤行为而受到处分的时任40军参谋长宁贤文,却站在韩先楚和邓华两人身后。性格耿直的40军119师师长徐国夫一直对这件事有意见。他在晚年还常常对人说:“韩司令打仗没得说,但这件事做得不太妥当。”他的这一态度在40军老干部中有着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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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0月27日,金门古宁头滩头的枪声慢慢停了下来。三野十兵团的九千多名官兵牺牲在了礁石间。退潮之后,三百多艘木船在国民党军队的轰炸下变成了碎片。后续部队眼睁睁看着先头部队被敌人包围,却因为没有船只渡海而不能救援。
半年之后,金门失利的阴影仍弥漫在雷州半岛上空。四野40军118师的老兵们还记得,1950年3月进行的渡海训练时,经常见到北方籍战士紧紧抓着船边大口呕吐。有的人在夜里说梦话时还在喊“船要沉了”。一位连队炊事员后来回忆说:当听说要坐木船去攻打海南岛时,两个东北小伙子连夜去找指导员,说宁愿在冲锋时战死,也不愿意掉到海里喂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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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紧张情绪也影响到了指挥层。在4月初召开的会议上,四野15兵团的有好几位师级干部都反复强调,要保证每条船配备有三副橹和两支篙。他们担心登陆部队会再次出现金门作战时船只不足的情况。
1950年3月17日,湛江作战室里的气氛很是紧张。第15兵团司令员邓华指着潮汐图说:如果不凑够两百艘机帆船,绝对不能轻易发起登岛作战。他的意见得到了一线大多数指挥员的支持。118师政委刘振华在会议上补充道:北方兵晕船的反应还很严重,水手训练也只完成了不到三成。
就在大家对登岛作战的日期犹豫不决的时候,12兵团副司令兼40军军长韩先楚却在第二天凌晨给中央军委发了急电。他坚持要抓住谷雨前的季风时机登岛。他还在电报中附上了一组气象数据:琼州海峡四月的平均风力是三级,帆船顺风航行只需要5到7个小时;如果推迟到六月台风季节,航行时间不但会加倍,而且部队渡海会更加危险。
邓华和韩先楚的意见不一其实是两种指挥风格的体现:邓华倾向于做足准备的稳妥,韩先楚则善于抓住战机。4月10日,中央军委回电支持了韩先楚的方案,但特别加了一句话:“要做好最坏打算”。这句话也透露出高层对这次渡海作战也有些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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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海南战役准备工作紧张进行的时候,4月12日深夜,在一声清脆的枪响之后,警卫员发现40军参谋长宁贤文倒在指挥所后面的刺槐丛里。他的左脚伤口不停的冒着血。宁贤文说自己遇到了特务袭击,但在军医检查他的伤口后发现,子弹是垂直射入的,而且有近距离射击造成的火药灼伤痕迹。
随后调查组在事发地点发现了三个疑点,十米内没有打斗过的痕迹,哨兵也没有听到除了枪声外的其他异常声响,而最重要的是,宁贤文配枪的弹仓里少了一发子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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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贤文这次的异常举动其实早有迹象。警卫排长在谈话时说,宁贤文在出事前一整天都在海滩边转悠,手指不停地摸着手枪的扳机。这位1931年就参加红军的老兵,曾经在枪林弹雨的冀南抗日战场上都没有退缩过,却在这次渡海作战前出现了思想上的波动。
40军政治部门最后对宁贤文受伤事件的调查报告只在很小范围内传阅。结论页上用钢笔工整地写着“自伤行为”四个字,但接下来的处理方式让40军内的很多干部感到意外。
韩先楚在看完调查报告后,马上召集师以上干部开了个二十分钟的短会。他站在画满箭头的作战地图前只说了一句话:“现在全国全军都在盯着海南岛,我们自己内部发生的事情要关起门来解决。”随后他下达了三道命令,把宁贤文送到湛江后方医院养伤,参谋长职务由副军长解方暂代,所有知情人都要对外保密。
韩先楚做出这个决定有着自己的考虑。当时登陆部队已开始进行最后的集结,如果按照军法条例公开处理这件事,可能会加重战士们对渡海作战的负面心理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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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野诸将领当中,韩先楚爱护手下干部是出了名的。1946年新开岭战役期间,他有个营长因贻误战机使得部队增加了一些伤亡,上级要严惩。韩先楚却连夜写报告,说该营长过去作战英勇,请求给予戴罪立功机会。
他还强调“培养一个营长要几年,毁掉一个营长只要三分钟”。这事在四野传开后,干部们都说“跟着韩司令打仗心里踏实”。这种有点的“护犊子”的带兵风格让他在处理宁贤文事件时用了相对宽容的方式。
海南岛战役胜利后,在组织参战部队主要指挥员集体拍照时,已从后方医院返回部队的宁贤文原本应该站在边上。但韩先楚看到后,招手把他叫到了后排中间的位置。在快门按下的瞬间,他下意识地睁大了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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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间的推移,韩先楚处理宁贤文事件的争议并没有平息。1952年秋天,在南京军事学院的战役复盘课上,徐国夫当着全班学员的面再次提起这件事。他用手指敲着讲义说:“自伤行为在红军时期可是要被执行战场纪律的!现在倒好,当事人还能站在功臣队伍里照相!”“韩司令爱护干部的心情我理解,但军队的规矩不能破坏!”
这场争论一直到了他们的晚年。徐国夫老年接受采访时仍然坚持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纪律是部队的生命线,战时的特殊情况可以理解,但战后一定要严肃处理。而韩先楚从没在公开场合回应过这件事。
1955年宁贤文在授衔时被严格审查。评衔组调阅了当年军部的调查报告后,原本拟定的少将军衔被降为大校。而四十军的三位师长,邓岳、徐国夫、郑大林在1955年都被授予少将军衔。1962年宁贤文离职回乡时,组织部门出具的鉴定上写着“曾犯严重错误,但后期表现尚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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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湖北红安老家后,在故乡的田埂上,这位参加过平型关战役的老兵常常望着南方出神。同村年轻人问他海南岛是什么样子,他总是简单地回答:“海上风浪很大。”
1994年宁贤文去世时,讣告里只简单地写着“原40军参谋长”。而当年质疑他的徐国夫,到老都坚持自己的观点。在解放海南岛的大背景下,韩先楚的选择保证了战役的顺利进行,而徐国夫的坚持则捍卫了部队的根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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