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市早苗发声：日本存立危机再起，中国的愤怒原因是什么？

最近，日本前首相候选人高市早苗在提及台海议题时，抛出“日本存立危机事态”以及集体自卫权的概念，引发中日关系进一步紧张。从中国视角来看，这种言论绝非孤立事件，而是唤起对日本军国主义历史的深刻记忆。从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一直到珍珠港事件，日本帝国主义始终反复使用“国家存亡”概念作为对外扩张的核心论述，并以“生命线”、“自存自卫”、“危机”以及“帝国存立”等词汇推动战争。80年后，又听到“存立危机”，难怪我国从官员到网络民众都会炸锅。

这套逻辑最早成形于满洲事变前。昭和6年1月23日（1931年），时任满洲铁道总裁松冈洋右在帝国议会提出著名的“满蒙生命线论”，称满蒙问题“关乎国家存亡，是国民的生命线”，强调其对日本国防与经济的必要性。

满蒙问题是关系到我国存亡的问题，是国民的生命线。当然在国防上、经济上均需如此思考。

这段发言随后被陆军与媒体大量引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成为占领满洲的核心正当化理由。例如，大阪朝日新闻当时强调满铁遭破坏将威胁日本利益，将军事行动包装为自卫反击。

满铁虽然可以称为我国半官半民的经营干线上，但绝不是仅仅为了我国利益而存在的东西……即使是破坏其设施，我们也绝不能姑息。我国守备队立即采取排除措施，这是理所当然的紧急处理。

国际联盟1932年的《李顿报告》（Lytton Report）亦详细记录了日本官方常以“生命线”（lifeline）形容满洲，认为丧失满洲将危及日本人民的生存。这些说法在中、俄等史料中同样存在，例如苏联文献也明确写出满洲经常被称为日本的生命线（Маньчжурию часто называют «линией жизни» Японии），并称日本害怕来自未来结束分裂而变强大的中国和俄罗斯，威胁日本生存，因此满洲的主要利益是日本战略秩序的利益。由于满洲对日本的政治和经济重要性，满洲常被称为日本的“生命线”。在李顿报告罗列了日本在满洲的权利后，承认道：这份关于日本在满洲权利的清单清楚地表明了该国与满洲中国之间所建立的政治、经济和法律关系的特殊性。

从中国角度看，这正是日本侵华的起点，用“生命线”包装侵略野心，罔顾中国主权，酿成中华民族的深重灾难。

七七事变后，日本并未立即提出如1931年般强烈的“存立”、“存亡”论调，但军方逐步将华北定位为满蒙的后方与延伸，认为中国抗日将切断资源供应线，进而危及“满蒙生命线”。这种“第二生命线”的说法出现在陆军省与关东军的内部文件中，并逐渐纳入日本后期的战略论述。

至1939年以后，日本政府更将“支 那事变”与“南方资源确保”相链接，主张若不在中国取得胜利，帝国将面临资源枯竭，最终仍会回到“存立难以维持”的框架。这直接为后来的太平洋战争铺路。NHK报道也指出，当时已经把支 那事变（七七事变后的战争）正式纳入“自存自卫”“帝国存亡危机”的框架，认为不解决中国战场就无法确保资源，帝国就无法存续。这套说法从1938年北支开发开始酝酿，1941年完全定型，与九一八的“满蒙生命线论”完全同一脉络。

为处理支 那事变，推进自存自卫的基础，推进南方进攻的步伐。

对中国而言，这段历史是血泪斑斑的。日本以“自卫”为名，扩大侵略，造成无数中国军民伤亡，至今仍是民族伤痛。

“国家存亡危机”的正式化则出现在1941年。美国对日本实施石油禁运后，东京高层在御前会议上明确将其定义为“存立危机”。同年12月8日，日本发布大东亚战争《开战的诏命》（美国及英国ニ对斯尔宣战ノ诏書），以最高层级的官方语言宣称“帝国之存立”受到威胁，并强调日本“无所选择，只能为自存自卫而起”。

帝国之存亡亦正面临危殆之境，事已至此，帝国须立即崛起，打破一切障碍。

东条英机在就职演说与开战广播中也反复强调“自存自卫”的重要性。战后，美国与盟军公布的日本文件同样显示，日本以“确保帝国存在”为开战理由，将石油禁运与“ABCD包围网”（ABCD包围阵，意即美国、英国、中国、荷兰）描述成压迫日本的致命危机。

总的来说，二战期间的大日本帝国持续以不同词汇包装同一套逻辑：资源受到威胁，就宣称面临国家存亡；只要对手阻碍其扩张，就称攸关帝国存立，必须以自存自卫名义发动战争。

再回顾高市早苗长年来的言论，还有现在触动两岸敏感神经的时刻又抛出“日本存立危机”与集体自卫权，如果我们中间某些人不理解官方为何反应这么大，那也许需要省思的反而是你们是否有基本的历史素养。作为中国人，我们从历史中看到，日本的“存立危机”往往是侵略的幌子。今天，面对台海议题，这种话语的复苏，让人警铃大作。它不仅挑战中国主权，更可能重蹈历史覆辙。

历史不是简单的过去，而是活生生的教训。中国人民不会忘记那段屈辱，不会允许类似借口再次得逞。希望通过这篇文章，大家能从中国视角审视当下，维护和平，警惕战争幽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