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眼中的人性：利益驱动下的信任与背叛

韩非子在《韩非子·备内》中说：

“好利恶害，夫人之所有也；赏罚利害，民之所用也”。 喜好利益、厌恶灾祸，这是所有人都共有的本性；用奖赏对接利益、用惩罚规避灾祸，这是治理百姓时可以运用的核心方法。

他从不迷信孟子“性善论”的理想化说教。

在战国乱世的权谋厮杀中，见惯了兄弟因家产反目、朋友因权势背叛、君臣因利益猜忌。

人性的复杂，

不是“非善即恶”的二元对立，

而是在利益的天平上，

不断摇摆、权衡的现实抉择。

所谓情感、道义、亲情，

在足够大的利益诱惑面前，往往不堪一击；

所谓人性，

不过是趋利避害本能下，

每个人都在利己与利他之间摇摆，

在一场场理性与感性的拉扯。

一、亲情的脆弱：

血缘纽带，抵不过“利字当头”

韩非子在《备内》中一针见血：

“以妻之近与子之亲，而犹不可信，则其余无可信者矣”。 凭借妻子这般亲近的枕边人、子女这般亲密的血脉至亲身份，尚且不能信任，那么天下间其他的人，就更没有可以信赖的了。

在他看来，即便是血缘至亲，在绝对利益面前，也难逃利字当头的抉择。

战国时期，卫国国君卫宣公为夺取儿子急子的未婚妻宣姜，竟设计害死急子；

楚平王为霸占太子建的未婚妻孟嬴，不惜构陷太子谋反，逼其流亡。这些看似荒诞的父子反目、兄弟相残，本质都是利益的争夺

国君之位、美色财富，足以让血缘纽带变得不堪一击。 历史上，这样的例子俯拾皆是。

《资治通鉴·汉纪》记载，汉初吴王刘濞与汉景帝刘启本是堂兄弟，刘濞的儿子在长安与刘启下棋时发生争执，被刘启失手打死，刘濞虽心怀怨恨，却因忌惮汉朝国力而隐忍多年。

可当汉景帝推行“削藩令”，触及刘濞的核心利益——封地、财赋、兵权时，血缘亲情瞬间被抛诸脑后，刘濞联合其他六位诸侯王发动“七国之乱”，喊出“诛晁错，清君侧”的口号，实则是为了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不惜与堂侄兵戎相见。

更触目惊心的是皇室内部的权力厮杀：

唐太宗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射杀兄长李建成、弟弟李元吉，逼父退位；雍正帝继位前，与诸位皇子展开“九子夺嫡”，兄弟反目成仇，骨肉相残。

这些悲剧，从来不是“人性本恶”，而是利益的诱惑超出了亲情的承载。

当“至高权力”这个利益砝码压上天平，血缘的重量便轻如鸿毛。

寻常百姓家的纷争，更印证了这一点。韩非子曾观察到：

“人为婴儿也，父母养之简，子长而怨；子盛壮成人，其供养薄，父母怒而诮之”。 人在婴儿时期，要是父母抚养照料得简略粗疏，子女长大后就会心生怨恨；当子女正值壮年、具备赡养能力时，要是对父母的供养微薄，父母就会怒气冲冲地责备他们。

小时候父母养育不周，子女长大后会怨恨；成年后子女赡养微薄，父母会指责。

即便是最亲近的父子，也在“养育之恩”与“赡养之责”的利益交换中，暗藏矛盾。

而兄弟之间，更是常因家产分割、父母赡养等利益问题，从“手足情深”变成“老死不相往来”：

有的兄弟为争夺祖宅，不惜对簿公堂；有的姐妹为多分遗产，竟曝光彼此隐私。

亲情是情感的联结，

却不是利益的对手。

血缘不是人性的“免罪符”，

亲情也不是利益的“挡箭牌”。

人性的摇摆，

在这里体现得淋漓尽致，

首先体现在“情感与利益的权衡”上。

一边是与生俱来的亲情羁绊，

一边是触手可及的现实利益，

大多数人终究会偏向后者。

因为“利己”是刻在基因里的本能，

而“利他”需要后天的约束与克制。

韩非子的冷酷，

在于他戳破了“亲情至上”的童话：

当利益足够大，

当抉择足够残酷，

大到能覆盖情感的羁绊，

能让未来的收益远超当下的道德成本。

即便是兄弟手足，

会变成利重于情，

也会在抉择中偏向利益的一端。

所谓血浓于水，

往往只适用于无利可争的太平岁月。

二、友情的崩塌：

道义盟约，扛不住“权势更迭”

韩非子在《韩非子·说林上》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鸟有翢翢者，重首而屈尾，将欲饮于河，则必颠，乃衔其羽而饮之。人之所有饮于富贵者，必自垫于贫贱，自屈于下也”。 有一种叫翢翢的鸟，头部沉重而尾巴弯曲，要是想到河边喝水，一定会站立不稳栽倒，于是它就叼着自己的羽毛来辅助饮水。 人想要追求富贵、享受富贵带来的好处，就必定要先在贫贱的处境中磨炼自己，主动放低姿态、屈居人下。

他用鸟的生存本能，比喻人性的现实：

友情、道义，往往是富贵时的锦上添花，却难成贫贱时的雪中送炭；

当权势更迭、利益转移，所谓生死之交，大多会沦为背信弃义。

战国时期，苏秦与张仪同为鬼谷子弟子，曾结为挚友，约定“一人得志，必相提携”。

可当苏秦佩六国相印，权势滔天，而张仪尚处贫贱时，苏秦却故意羞辱张仪，逼他前往秦国。表面上是“激将法”，实则是苏秦担心张仪投靠他国，威胁自己的地位。

在“六国相印”的权势利益面前，“挚友盟约”成了可以利用的筹码。

后来张仪在秦国拜相，虽未直接报复苏秦，却推行“连横”之策，瓦解了苏秦的“合纵”联盟，两人从挚友变成政治对手，本质是权势利益改写了友情的走向。

这句话更是道尽了友情在权势利益面前的脆弱。

《史记·汲郑列传》中记载：

“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 经历一次生死考验，才能知晓交情的真伪；历经一次贫富的更迭，才能看清交往的态度；遭遇一次贵贱的落差，情谊的深浅才能真正显现。

汉代大臣汲黯与郑庄，在官运亨通时，门下宾客盈门，车水马龙；可当他们被贬斥、失去权势后，宾客们纷纷离去，门可罗雀。

所谓朋友满天下，

不过是权势满天下的附属品；

当利益的根基崩塌，

友情的大厦也随之倾倒。

韩非子不指责背叛本身，

他只是说明了人性的规律：

朋友之间的忠诚，

从来不是源于道义的崇高，

而是源于背叛的成本高于收益。

当背叛能带来更大的权势、

更多的财富，

当忠诚只能换来一无所有，

大多数人都会选择摇摆，

甚至背叛。

人性的复杂，

不在于是否会背叛，

而在于在多大的利益诱惑下，

会选择背叛。

所谓道义，

不过是利益一致时的共同说辞；

当权势更迭、

利益相悖，道义便会让位于现实。

他看透了友情的本质，

往往是利益的同盟。

人性的摇摆，

在这里体现为忠诚与背叛的抉择。

背叛的成本越低，

利益的诱惑越大，背叛的概率就越高。

从来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

这不是人性的丑陋，

是韩非子看清的、不加修饰的现实。

三、人性的本质：

不是“恶”，是“趋利避害”的理性

很多人误解韩非子的“性恶论”，认为他否定人性中的所有美好。

但实际上，韩非子从未说过“人性本恶”，他只是强调人性本利。

人天生具有好利恶害的本能，这种本能本身没有善恶之分。

但在没有规则约束的情况下，会驱动人做出损害他人、背离道义的选择。

就像他在《八经》中所说：

“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 但凡治理天下，一定要顺应人之常情。人天生就有喜好和厌恶的情感，因此奖赏与惩罚的手段才能派上用场；奖赏与惩罚能够运用，那么禁令就可以确立，治理天下的方法也就完备了。

韩非子的核心思想，不是批判人性，而是顺应人性、约束人性。

他见惯了兄弟反目、朋友背叛，不是为了让人们变得冷漠自私，而是提醒人们：

不要迷信人性的“善”，

更不要忽视利益对人性的驱动；

想要维系关系、治理社会，

不能靠道德说教，而要靠规则约束。

用赏罚让“利他”者获利，让“利己”者受损，

才能让人性的摇摆，偏向“向善”的一侧。

韩非子也不否认人性中存在善良、道义的一面，但他更强调：

“夫民之性，恶劳而乐佚。佚则荒，荒则不治，不治则乱，而赏罚不行于天下者必塞”（《韩非子·心度》）。 百姓的本性，是厌恶劳作、喜好安逸。一旦贪图安逸，就会荒废农事与职责；荒废了农事与职责，国家就无法得到有效治理；国家治理失效，就会陷入混乱；而当奖赏与惩罚的制度无法在天下推行时，治理之路必然会被堵塞。

在他看来，人性的核心是趋利避害的理性计算，而非天生的“善”或“恶”。

兄弟反目、朋友背叛，不是因为他们天生邪恶，而是在利益的权衡中，趋利的理性战胜了情感的感性。

就像农民深耕细作，

不是因为热爱劳动，是为了收获粮食；

商人长途跋涉，

不是因为乐于吃苦，是为了赚取利润；

官员勤政廉洁，若没有制度的约束、赏罚的激励，也难免会被利益诱惑，走向贪腐。

他反对孟子“ 以德治国” 的理想化，主张“ 以法治国” ，正是因为他看清了：

靠道德说教无法约束人性的“趋利”本能，只有明确的规则、严厉的赏罚。

让 作恶无利可图、行善有利可图 ，才能引导人性的抉择，维持社会的秩序。

韩非子的深刻，

不在于他否定了人性的美好，

而在于他正视了人性的现实。

人性的摇摆，

从来不是错误，

是生物趋利避害的本能；

利益面前的抉择，

也不是堕落，是理性计算的结果。

人性的复杂，

在于这种理性的摇摆。

当利益小到可以忽略，

情感、道义会占据上风；

当利益大到无法拒绝，

理性的计算会让人突破底线。

荀子曾说：

“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 ，

韩非子的思想与之相通：

人性的“善”，

往往是规则约束、

利益引导下的后天选择，

而人性的“利”，

才是与生俱来的本能驱动。

人性的复杂，

不在于善与恶的对立，

而在于利与义的拉扯。

更现实是：

人性本无绝对的“善”与“恶”，

善是利益一致时的表现，

恶是利益冲突时的选择。

我们不必批判这种现实，

而应看清它：

看清人性的复杂，

才能不被理想化所伤；

承认利益的驱动，

才能建立更有效的规则。

让人性的“善”有生存的土壤，

让“恶”有约束的边界。

看懂利益，方能看懂人性

韩非子见惯了兄弟反目、朋友背叛，不是为了宣扬“人性本恶”，而是为了提醒我们：

不要迷信情感、道义的绝对可靠，要正视利益对人性的影响；

不要寄希望于他人的善良，要靠规则、制度来规范抉择。

就像韩非子所说：

“明主之所导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

无论是治理国家，

还是维系人际关系，

只要建立起“赏善罚恶”的规则。

让“坚守道义”者获利，

让“背叛利益”者受损，

人性的摇摆就会偏向“善”的一侧。

职场中“同事因晋升背叛”，

商业中“伙伴因利润反目”，

生活中“亲友因财产纠纷”，

本质上都是韩非子所描述的人性现实。

我们不必因此对人性失望，

更不必变得冷漠自私，而是要学会：

在与人交往时，

看清利益的边界，

不高估情感的承载力；

在做出抉择时，

守住道德的底线，

不被利益的诱惑冲昏头脑。

而更深层次的是

看懂韩非子的人性洞察，

不是为了算计别人，

而是为了保护自己：

不迷信他人的“忠诚”，

不依赖虚无的“道义”，

在利益面前保持清醒，

在抉择面前守住底线。

认清人性的复杂，接纳人性的摇摆，

用规则约束本能，用理智驾驭利益。

这样才能在人性博弈中，行稳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