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金入关时有多少人口，现在满族有多少？

“后金入关时究竟有多少人口？如今满族还剩多少？”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却隐藏着太多历史的脉络和变迁。

先说结论：后金入关时，八旗满洲男丁不过5.5万；到了2020年，满族人口已经达到1042万，占全国人口的0.74%。差距如此悬殊，到底经历了什么？

1648年，后金刚入关没几年的时候，各旗男丁数字让人诧异：八旗满洲男丁5.5万，八旗蒙古2.9万，八旗汉军4.6万，包衣汉人22万，合计35万男丁。这35万人，撑起了一个新兴王朝的骨干。包衣汉人又称包衣奴才，依附于主人所在的旗，无论是抢滩登陆，还是镇压叛乱，他们都一肩扛起。换句话说，正宗的满洲人并不多，大部分兵力和人力靠的是汉人。

可是有人会问：这么少的人口，真的能一举拿下整个明朝？原因何在？归根结底，是八旗兵制的战斗力和政治制度的灵活运用。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先后整合各部，实行军户合一的摊丁入伍，把散兵游勇、山地女真和讨虏汉军都纳入旗制，从根本上解决了户籍松散、组织涣散的问题。扫荡辽东时，旗兵纵击杀八万人，血流于路可涉，一呼百应的战斗力，连明朝都始料未及。

到了1721年，数字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八旗满洲男丁15万，蒙古6.2万，汉军24万，包衣汉人24万，总数70万。八旗汉军人口激增，但满洲人也翻了近三倍。乾隆年间，朝廷又推行“汉军出旗”举措，把大批八旗汉军裁为民，以缓解军饷不足的窘境。一时间，八旗满洲的比例上升，而汉军大批出旗，这或许是清朝中后期战斗力大幅下滑的原因之一。

再看1812年和1887年，男丁总数徘徊在五十多万：1812年是52万，1887年只有51万。这背后，既有人口停滞，也有旗制腐朽。八旗满洲的数字一路从22万小涨到23万，蒙古从7.6万到7.7万不温不火，汉军却从5万跌到2.7万，包衣汉人从17万维持不变。如此境遇，仿佛一个庞大机构中的老兵被不断淘汰，新血难以补充，最终成了摇摇欲坠的空壳。

那满族的后裔去哪儿了？1735年开始，满文考试大行其道，满文食指大动，可是到了19世纪中叶，满文几近失传。“满语还会说吗？”在长春农村，不少老人摇头。“除了年节唱两句，平时全靠汉话交流。”沈阳街头的那拉氏，面对记者时，不自觉地低头揉了揉已经泛白的辫子根。

不过，血脉没断。满族文化在沉寂中酝酿转型。佟佳氏改姓佟，瓜尔佳氏改姓关，马佳氏变成马，那拉氏就叫那。皇帝抬贵妃的故事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高佳氏的后人喝着冰镇啤酒撸串”，凡俗得像隔壁老王家的小聚。打千礼节依旧：男人哈腰，右手下伸，左手扶膝；女人做个下马桩，双手扶膝。只是那种“我乃八旗子弟”的神情，早已被日常琐碎覆盖。

再看分布：辽宁509万，河北227万，吉林83万，黑龙江58万，内蒙古47万，北京47万……满族人口集中在东北，尤其是辽宁。为什么？因为这片土地曾是女真族的摇篮。1588年，努尔哈赤统一建州女真；1616年，他在赫图阿拉正式建国，国号“金”；1625年，他从辽阳迁都沈阳，扩建城池、修太庙、筑城墙。这座“圆方合一、坛城形制”的都城里，每一砖、每一瓦都印着满洲人的印记。千山余脉的长白山一带，至今还能见到当年打猎的古道和祭天的石堆。

有趣的是，辽宁满族比例高达11.94%，而汉族则占84.92%。这么多满族人，既有历史的延续，也有现代的吸纳。工业化、城市化带来人口流动，满族小镇成了多民族交融的窗口。满汉餐桌上，你可以同时品尝到剁椒鱼头和烤冷面，满语、河北话、东北腔，混成了一锅浓郁的方言大杂烩。

有人会好奇：满族还保留着什么？除了那根未断的辫子、偶尔在庙会上表演的《敖包相会》，大多已成记忆。可满族身份并非无根之木，它是一条看不见的血脉，是在历史洪流中存续的符号。满族人仍然在春节挂灯笼、打糍粑、跳萨满舞，只是形式在变，内涵依旧指向那个出征东北的最初勇士。

回到当下，1042万满族人，分布在中国各地。他们或在北京的CBD打拼，或在广东做小买卖，或者在哈尔滨自学满文。有人说，满族是一支“游击少数”，他们曾在旗帜下纵横捭阖，如今在大时代中悄然融入。可谁又能说，那一抹辫影，和藏在名字里的佳、瓜尔、那拉，就能被彻底忘却？

满清由盛转衰，满族由贵族变平民，是历史命运的必然；而此时，满族文化的复兴又让人看到新的希望。古都沈阳的故宫里，游客们熙熙攘攘，却也有人在认真研习满文碑刻；乡村庙堂前，萨满鼓声未息，年轻人拿着手机录视频。这些点滴，构成了满族百态。

从5.5万男丁的后金王朝到1042万人的现代满族，血脉在延续，文化在演变，身份在重构。满族，这个曾经以刀枪策马开疆拓土的族群，如今在华夏大地上，以另一种方式书写着属于自己的篇章。

参考资料：[《清史稿·兵制志》] [2020年全国人口普查公报] [辽宁省民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