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一定要等吕雉死后,才开始诛吕？

有一个问题让人百思不得其解：为何周勃、陈平等大臣非要等到吕雉驾崩后，才急着一举诛灭吕氏家族？公元前180年，吕后掌朝八载，铁腕治国，表面是个“太后辅政”，实际上搬起了皇帝刘盈和幼帝刘弘当扁担，用吕氏亲信撑起大汉天下。她的死讯一传开，京城瞬间风云骤变，南北两军的兵吟马嘶也像早就按下了开关。短短两个月，吕氏三族覆灭——这场弑君杀戮，就在大臣们的默契配合下无声无息地展开。

吕后生前，何人敢动她一根寒毛？汉惠帝刘盈性格懦弱，从来只会捧着金椅子摇头摆尾；少帝刘弘年仅八岁，朝中大臣甩三句空话，不惹吓得服服帖帖。朝堂上，吕后一个眼神就能让群臣汗毛直竖，想打她的主意？等于给自己套上反叛的死帽子。陈平常常感叹：“在她面前，汝等皆蚍蜉撼树，何谈反叛？”周勃也只能在后堂弯腰敛衽，随口附和。一旦胆敢公开弹劾、一旦暗中聚众，连同刘氏皇室也得被扣个“大逆不道”。

可是，为什么不在她还没走那一步，就秘密布局，伺机而动？原因就在于“名分”二字。吕后若在世，凡事皆需凭太后旨意，哪怕御史大夫上书指控吕氏干政，也要先经过她点头。生寸土必争，死夺权岂能心血来潮？待她寿终正寝，天子之名还在，可这尊帝王形同木偶，真正的主导权已交到那些虎视眈眈的大臣手里。少帝年幼易控，朝野上下正愁没个名正言顺的“清君侧”理由，等到吕后一交代“归西天命”，政变的法律边界就清晰了：替天行道，为民除害，既合礼数，也顺人心。

而此时，局势又凑巧出现了突破口。齐王刘襄在封地蠢蠢欲动，率军举旗“清君侧”，搅得地方嗡嗡作响。更令人意外的，是奉命剿抚的灌婴突然倒戈，居然与诸侯联军会师荥阳。有人说，这是上天的安排；也有人觉得，这是大臣们早已埋下的暗线。陈平在密室里对周勃低声道：“夷灭吕氏，需外援一声势；灌婴若能暗中起誓，我等就可煞那群妇之乱。”周勃点头如捣蒜：“好！令郦寄去平阳，必能说动吕禄松手兵符。”

军权，这场权力博弈的关键。吕后临终前，铁了心要把南军、北军紧握在自己侄儿手里。她当着群臣面说：“朕托孤给幼主，二军兵符不可外借，待吾归天后，自有太后和孺子主之命。”可惜的是，吕禄、吕产血气方刚，防不胜防。郦寄倾囊相授，三言两语便把两人打动：你若舍了姑母一面，也许可以保住全族性命。吕禄拈着金属的兵符，愣了半刻，最终微微颤抖，将它递给郦寄。南军兵符一交，风声鹤唳瞬间传到了周勃耳中。夜半时分，周勃率左丞相陈平、御史大夫诸将齐聚甘泉宫前，只等天明一令，便可天翻地覆。

拂晓，将至。周勃朗声吟诵诏书：以吕氏父子干政、篡夺皇权之罪，命令京中武官腰悬斩刀，搜捕全城吕氏亲族。不等人反应，数百甲士扑入高门深院，斩杀吕家宗亲三十余人，擒获族中男女老幼数十口。血流满阙，尸骨露野；敲锣打鼓的号手，如在行军，却忘了前方是殉国的姻亲。陈平掩面长叹：“保家卫国，竟要以血祭旗。”周勃只冷冷回道：“不除根柢，何谈社稷安宁？”

这场政变成功，绝非偶然。它有三个相辅相成的关键：一是“政治正当性”——只有等吕后驾崩，才能挂上“替天行道”的合法招牌；二是“力量整合”——外有齐王诸侯应声，内得灌婴侯君背书，足以壮胆；三是“军权掌控”——夺得南军兵符，才能在第一时间发出屠戮令。缺一不可，哪怕犹豫半刻，也可能功亏一篑。

有人会问：“吕雉这样的女人，究竟是才智过人还是权术卑鄙？”她打压刘氏诸兄弟，扶持族亲，固然让汉初政治走向了“大家族专政”的深渊；可她收拾群雄、稳固江山的手段，也让刘邦开国的血汗不至于黄粱一梦。吕后到底有功还是有过？或许，历史就是这样一把双刃剑，既有刀光血影，也有稳固大局的冷面思量。

这件事给后人留下了怎样的启示？当权者靠的，不只是一纸诏书，还有手中兵符，还有暗地的密谋和暗线；政治斗争从来不是硬碰硬的铮铮誓言，而是悄无声息的计算、观察和等待。等到对手气息微弱，再一击必杀，才是王者之道。周勃、陈平之所以天衣无缝，也许多少带着一点宿命的嘲讽：谁掌握了时机，谁就赢得了乾坤。

信息来源：史记·吕后本纪；汉书·高后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