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至清初莱芜人口统计考略

人口基数，在古代中国向来是衡量盛世的核心标尺之一。纵观华夏数千年王朝更迭，凡称“盛世”者，必以人口繁滋为首要表征。盖因古代社会生产力低下，人类抵御天灾人祸的能力薄弱，蝗旱水涝、兵燹疾疫动辄肆虐四方，大灾之年往往“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人口损耗动辄以万计。人口的多寡，不仅关乎赋税徭役的征调，更直接映射着社会的安定程度与民生福祉，故历代统治者无不将“增殖人口”视为治国要务。

谈及明代，民间素有“明朝皇帝福薄命浅”之说，相传明太祖朱元璋耗尽了后世子孙的福禄气运。这位开国帝王在位三十余年，既以铁腕治国，亦有屠戮功臣、株连甚广之举。自永乐、宣德之后，明代帝王除孝宗朱祐樘尚可圈点外，多乏善可陈，民间戏言“黄鼠狼子下崽，一窝不如一窝”，虽属俚俗，却也道出了后世朝政的颓势。然究其根本，明代人口增长乏力的核心症结，在于恰逢全球“小冰河时期”的侵袭。彼时气候异常，气温骤降，洪灾、旱灾、蝗灾接连不断，农业生产饱受重创——低温导致农作物生长周期缩短，产量锐减，而玉米、红薯、土豆、花生等高产作物尚未在北方普及，民生维艰之下，人口自然难以增殖。

明嘉靖《莱芜县志》所载物产

粟、黍、稷、小麦、大麦、豆、芝麻、荞麦、秫黍

杏、桃、李、枣、栗、柿、柰、石榴、花红、葡萄、核桃、樱桃、瓜

葱、韭、蒜、芥、芹、荠、蔓菁、茄、苋、莴苣、萝卜、瓠

莲、芍药、葵、菊、蔷薇、地棠、月季、玉簪、千叶、榴花、牡丹、紫蝴蝶、楝花、萱

蓼、萍、藻、马鞭、茵陈、苍耳、绣墩、莸

松、柏、梧桐、楸、椿、椒、杨、柳、槐、桑、榆、荆

苍术、黄芩、防风、远志、黄精、桔梗、芍药、细辛、香附、柴胡、益母草、乌头、天麻

鸡、鹅、鸭、鸽、雁、鸠、鸦、乌、布谷、啄木、鹊、鹭鸶、黄鹂、小雀、鸨

牛、羊、猪、狗、马、驴、骡、鹿、兔、狼、猫、狐、狸

由此可见，明嘉靖年间莱芜的物产中，玉米、红薯、土豆、花生等高产作物均未列入，此时当地农业仍以粟、黍、麦等传统本土作物为主——这也直接印证了明代莱芜粮食产能受限、人口增长乏力的物质基础短板。

四大高产作物在北方及莱芜的传播

一、玉米

玉米于明代嘉靖年间循海路传入中国，初植于岭南、西南偏远地域，因属异域作物未入主流农业体系。万历年间，南北商贸渐盛，玉米种植技术传入江南，在丘陵山地试种成功，以耐贫瘠、适应性强的特性崭露头角。至清代前期，清廷推“劝农桑”之策，玉米因高产被纳入官方推广名录，种植区域逐步北扩至山东。莱芜多低山丘陵，传统粟麦在此产量受限，而玉米的株型与生长需求恰适配当地地貌，一经引入便迅速普及，成为山地、坡地的主力作物，为粮食增产开辟了新空间。

二、红薯

红薯（番薯）于明代万历年间由福建海商自吕宋引种，首植于闽南、粤东沿海。其“易种易收、高产稳产”，贫瘠干旱之地亦可丰收，且可生熟食、耐贮藏，极大丰富了粮食供给形式。但明代海禁时松时紧、南北交通阻隔，红薯始终局限于南方。入清后，康乾二帝下诏推广高产作物，红薯以“亩收数石胜谷麦”的优势，经山东官商引种传入莱芜。其不与传统作物争地的特性，使其在河滩、岗地等边际土地广泛种植，有效填补了产能缺口，成为百姓果腹的重要补充。

三、土豆

土豆（马铃薯）于明末清初经西域、南洋传入中国，初期仅在甘肃、云南小规模种植。其耐寒性极强，块茎深埋土壤可避蝗灾、霜冻，堪称“灾年救命粮”。清代康熙年间，山东屡遭低温冻害，传统作物减产严重，土豆的耐寒特性被地方官员重视，遂组织民众引种试种。莱芜丘陵起伏、气候偏凉，适配土豆生长习性，种植范围由点及面拓展。至乾隆年间，土豆已成为莱芜第三大粮食作物，其高淀粉含量的特性，极大改善了百姓饮食结构，为人口繁衍提供了可靠热量支撑。

四、花生

花生（落花生）于明代中期传入中国，最早载于《常熟县志》，彼时仅为江南园林观赏植物。因种植技术未熟、需沙质土壤与充足光照，明代未规模化种植。清代前期，南方流民迁鲁，将花生种植技术带入莱芜。莱芜南部多沙质壤土、光照充足，契合花生生长需求，加之可与玉米、红薯间作套种，种植面积逐年扩大。花生可直接食用、榨油、制副食品，且耐贮藏、便运输，成为灾年备荒物资，间接为人口稳定增长提供了保障。

莱芜县志人口数据（明初至清初）

原志

洪武初:

户:五千七百八十八

民户四千三百八十三,

军户一千一百一十四,

杂役户二百九十一。

口:

男子三万七千九百二十一,

妇女一万三千八百一十七。

万历二十四年,

见在户:

民户四千四百二十四,

军户一千一百一十四,

杂役户二百九十一。

口:

男子二万六千二百四十,

妇女二万五千六百二十一。

万历四十五年,

见在户:

民户四千三百八十三,

军户一千一百一十四,

杂役户二百九十一。

口:

本年奉文清审,除豁死丁五千五百七十八止,见在二万七千三百九十六。

续志

崇祯年间,

人丁二万七千三百九十六丁

户缺无载,女缺载。除逃亡人丁九千九百一十七。

顺治十二年至十六年,

新增人丁五百八十八丁。

康熙元年,

新增人丁九十七丁。

康熙二年,

新增人丁七十二丁,俱应入见丁征银,外实按积讫

逃亡人丁九千一百六十丁。

见在并新增人丁,

一万八千二百三十六丁

每丁征银一钱二分,

共该征银二千一百八十八两三钱二分,

内除乡绅、举贡、生员,优免本身丁五百四十三丁,免银六十五两一钱六分。

实在当差人丁

一万七千六百九十三丁,

实征银二千一百二十三两一钱六分。

新修志

见在,军民杂役等户三千九百六户。

丁口，

二万七千三百九十六丁

每丁征银一钱二分，

除逃亡人丁八千八百六十五丁，

又除乡绅、举贡、生员优免本身丁五百四十三丁，又除地震压死人丁一十四丁免派，

实在并节年，新增行差人丁及撤出供丁，一万七千九百七十四丁，共征银二千一百五十六两八钱八分。

按：一邑有食人者，有食于人者。食（于）人者户口也，食〔于〕人者管户口者也。故户口之增减，民命国脉交系焉，顾不重与？阅莱之户若口，仅存十之七，嗟嗟夫岂独岁之为虐哉！勤以抚之，宽以存之，是亦求牧与刍者任其责矣。出原志

结语

明初至清初的莱芜人口数据，实则是当时全国人口发展节奏的微观写照——直到清朝初年，中国整体的人口增长始终显得迟滞平缓。这种慢增长背后，是双重因素的叠加：一方面，小冰河时期的气候影响仍在延续，低温、灾荒等自然条件持续制约着农业产出，百姓连基本温饱都难稳保，人口自然增殖的基础本就薄弱；另一方面，延续千年的“按人丁征税”制度，更是给人口增长套上了枷锁——添一个丁口，就意味着多一份税负，普通家庭往往因“养不起、税不起”而主动控制生育，人口扩张的意愿被牢牢压制。

以莱芜的记录为例：从洪武初到崇祯年间，数百年里当地丁口规模始终在两三万上下波动，甚至因清审、逃亡、灾荒等因素出现回落，这正是当时全国人口“增长乏力”的典型表现。而这种局面的扭转，要等到雍正朝推行“摊丁入亩”改革之后：这项举措彻底终结了延续数千年的人头税，将赋税计税依据从“人丁数量”转向“田地多寡”——田产丰厚者多纳税、田亩微薄者少承担、无地贫民则免缴丁税。这不仅让底层百姓摆脱了“添丁即增负”的恐惧，更从制度层面解除了人口增长的束缚，堪称中国赋税史上的重大进步。

巧合的是，同一时期高产农作物（如玉米、番薯）在北方地区的大规模普及，恰好补上了“物质供给”的短板：这些作物适应性强、产量高，能在贫瘠土地上收获更多粮食，支撑起了人口扩张的口粮需求。制度松绑与粮食保障的双重作用，最终促成了康乾时期的人口爆发式增长——不仅莱芜这类地方的丁口规模开始稳步提升，全国人口也突破了此前的瓶颈，从清初的数千万级快速跃升至数亿级，既支撑起了“康乾盛世”的民生体量，也为后续的社会发展埋下了人口基数的伏笔。

作者简介

长勺野老

又名虎山遗客 煜阳子

济南市莱芜区地域文化推广协会副会长，济南市莱芜区地方文化研究会青年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