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的日本亲戚：岳母娘家是日本北海道望族，妻子表哥生意很大

说起钱学森，大家都晓得他是咱们中国的"航天奠基人"，连美国军方都曾想用战俘来换回这位科学大咖。

但很少有人了解，他背后有着一段横跨中日两国，涉及名门传奇和家国大义的家族故事。

他岳母蒋佐梅来自日本北海道大名鼎鼎的佐藤家族；他妻子蒋英的表哥在日本商界大展身手，把家族生意做成了业内翘楚，这段鲜为人知的亲戚关系里，藏着钱学森家族不为人知的秘密。

1890年，日本北海道的札幌正值明治维新后到处都在重建的时期，“佐藤屋登”——也就是后来大家熟知的蒋佐梅，就在当地名门佐藤家的大宅中呱呱坠地。

那时的佐藤家，早已脱离了原本武士的身份，靠着北海道开发的大好时机，成了当地有名的地主和商人。

家中不仅有上千亩的田地，还开了木材加工厂、卖水产品的店铺，连札幌附近的煤炭运输都被他们独占了，真是当之无愧的“北海道大户人家”。

但和那些一门心思追求西化的日本名门望族不一样，佐藤家的男主人佐藤荣作可是个地地道道的“中国通”，他年轻的时候在中国留过学，还拜了晚清的大学者俞樾为师。

他不仅能将《论语》《孟子》倒背如流，书房里还堆满了各类中国古籍，从《史记》到《资治通鉴》应有尽有，就连当时被列为禁书的《革命军》，也能在他的书桌上瞧见。

这种浓郁的汉学风气，对年幼的佐藤屋登产生了深刻影响，她自幼便随父亲诵读《唐诗三百首》，用毛笔一笔一划地书写汉字，还听父亲讲述岳飞和文天祥的事迹。

1908年，年仅18岁的佐藤屋登做出了一个令家人大吃一惊的选择：她放弃了去东京女子大学读书的机会，决定报考东京护理产科学校。

那时的日本，护士这个职业还被人瞧不起，贵族家的小姐去当护士，更是没人听说过。家里人都反对，可她只回了一句：爸爸说过，医生不分国界，能救人命的工作，一点都不卑微。

三年时光过去，她以全校最优异的成绩顺利毕业，成了日本当时罕见的“高知识水平护士”。1913年，日本公使馆要招去中国的医护人员，佐藤屋登想都没想就报了名。

这次，她打算自己亲自走一趟，去瞧瞧父亲口中那个“有着长江黄河、矗立着万里长城”的国度。

1913年的中国，军阀们正打得不可开交，30岁的蒋百里刚当上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校长，这位从日本留学回来的军事人才，满心想着把学校办成“中国的西点军校”，可总是因为没钱而处处受阻。

6月18号这天，蒋百里因为多次向段祺瑞政府申请资金都没成功，满心绝望，就在军校的操场上拿起枪自杀了，子弹打穿了他的肺，可神奇的是没伤到心脏。

消息传至日本大使馆后，日方迅速安排了医疗小组前来施救，术后护理的工作则交给了刚抵达中国没多久的佐藤屋登。

初次遇见蒋百里，他正病恹恹地躺在床上，两眼无神地盯着天花板，口中不断重复着“没机会报效国家”，佐藤屋登没有过多劝慰，只是每日悉心温柔地照料着他。

某天，蒋百里猛地握住她的手，问道：“你一个日本女孩，为啥要帮我这个中国人？”佐藤屋登神色淡然地说：“我帮的，不是‘中国人’，而是一个想拯救自己国家的人。”

这段护理往事，成了两人情愫的开端，仿佛命运特别偏爱这对有情人，1914年年初，蒋百里到北京日本医院做后续治疗，而佐藤屋登刚好被调来这家医院任职。

再次相遇，蒋百里开始了不懈的追求，佐藤屋登的心慢慢被融化，可家族的阻挠、国籍的不同，还是如两道难关挡在眼前。

直到某一天，蒋百里领着她来到颐和园，指着昆明湖讲道，你瞧瞧这湖，能接纳各式各样的水，那咱们为啥就不能接纳对方的国家呢？

1914年寒冬，这对新人在天津的德国餐馆办了场简朴的婚宴，蒋百里给妻子起了个中文名“蒋佐梅”，“佐”有协助之意，“梅”代表坚韧不拔，他盼着妻子能如梅花般，与他共度人生风雨。

结婚后的蒋佐梅，完全把自己看作是“中国人”了，她不再穿和服，改穿起了旗袍；她还学会了说绍兴话，说得特别地道。

蒋百里因军务缠身，常不在家，蒋佐梅便将家中事务安排得妥妥当当，还自觉挑起了教导孩子的担子，他们先后有了五个女儿，这五个女儿被大家赞誉为“蒋家的五朵鲜花”。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日两国关系迅速变差，蒋佐梅在日本的家人多次写信给她，希望她能带着孩子回日本，还保证会让她过上富裕的生活。

但蒋佐梅每次都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她在给弟弟的信里说：“我嫁给了蒋百里，就是蒋家的人了；我的孩子在中国出生，自然就是中国人，这儿是我的家，我不会离开。”

为了表明自己的态度，她特地做了两件事：一是把自己持有的日本护照给烧了，二是让五个女儿在户口本民族一栏都填上“汉族”，好让孩子们明白，她们的根是在中国。

1938年，蒋百里在宜山突然心脏病发作离世，才56岁。丈夫走了，蒋佐梅悲痛万分，可她没被击垮，她明白，家里还有五个闺女要她抚养，丈夫那没实现的“为国效力梦”也得由她接着走下去。

在最困苦的日子里，蒋佐梅不得不变卖衣物来维持生计，可她始终没让孩子们中断学业。三女儿蒋英后来回忆道：“妈妈老是念叨，日子再难也不能耽误孩子读书，哪怕明天就要遭遇不幸，今天也得好好把书念完。”

她悉心教导，五个女儿都十分出色：大女儿蒋昭当上了医生，在抗战时期救治了无数伤病；二女儿蒋雍加入了救护队，曾在台儿庄战役中不顾危险救护伤兵。

三女儿蒋英后来成了国内有名的女高音歌手，之后和钱学森结为夫妻，两人共同为中国的航天发展贡献力量。

四女儿蒋华于比利时创立了"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被欧洲媒体赞誉为"来自东方的和平使者"；而家中最小的蒋和选择了教师职业，终身投身于基础教育工作。

蒋佐梅虽然决定留在中国，可她和日本那边的家族关系一直没彻底断开，她侄子佐藤寿氏，是佐藤家第三代传人。

受蒋佐梅的熏陶，佐藤寿氏自小就对中国怀有别样的情感，中文也说得十分顺畅。

二战结束，佐藤寿氏继承了家族的“佐藤商店”，把这家原本的小水产店，做成了北海道首屈一指的水产大公司——“札幌佐藤水产”。

这家公司的壮大，多亏了佐藤寿氏的先见之明。他趁着日本经济飞速发展的时机，第一个把北海道的帝王蟹和三文鱼卖到了欧美，还跟中国的水产企业联手，把中国的大闸蟹带到了日本市场。

现在，“札幌佐藤水产”每年的收入超过了500亿日元，它家的帝王蟹产品在日本高端市场上占了三成，成了北海道响当当的招牌。

佐藤寿氏好几次来到中国，看望蒋佐梅的几个女儿，还在杭州专门设立了“蒋佐梅奖学金”，用来支持中日两国的留学生互相交流学习。他说，姑姑用一辈子证明了中日能友好共处，自己要把这份友好一直传下去。

蒋佐梅的家族，除了和日本方面有渊源外，还和中国的文化圈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蒋百里的第一位妻子查品珍，与金庸（查良镛）是同族姑侄关系，所以按辈分金庸要管蒋英叫一声“表姐”。

金庸曾在文章里提及，他小时候经常到蒋家玩耍，他的表姐蒋英大他五岁，既会弹奏钢琴，又能唱外国歌曲，堪称他心里的“偶像”。

徐志摩的姑姑嫁给了蒋百里的堂哥，这样蒋英就成了徐志摩的“表妹”。徐志摩在日记里曾夸赞：“百里哥的三闺女英儿，特别聪明，以后肯定能出人头地。”这种千丝万缕的亲戚关系，让蒋家成了民国时期文化和军事两个圈子里的“焦点”。

1949年之后，蒋佐梅随着女儿蒋英在北京安了家，到了晚年，她对中国的感情依旧深厚：每天都会翻阅《人民日报》，留意国家动态；她还教孙子孙女们讲中文，为他们讲述中国的过往故事。

1978年，蒋佐梅在北京协和医院因心脏病离世，当时她88岁。临终之际，她声音微弱地对蒋英讲：“把我的骨灰撒到钱塘江里吧，我要看着孩子们建设新中国，还要看着中日两国一直友好下去。”

按照母亲的遗嘱，蒋英捧着骨灰到了杭州，把它撒进了钱塘江里。那天恰逢农历八月十八，钱塘江大潮汹涌翻滚，好似在欢迎这位走遍世界的母亲。

每年清明时节，总有人前来此处献上鲜花，这些人中既有中国人也有日本人，既有她的子孙后代也有不相识的过客。他们可能并不清楚蒋佐梅的全部过往，但都知晓，这里长眠着一位以毕生践行"爱与信念"的女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