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7月25日清晨,北京闷热得像一口蒸锅,外交部大小干部被通知必须赶往人民大会堂。一场针对陈毅副总理兼外长的“批判会”即将开始,许多人心里七上八下。
会场内的灯光刺眼,陈毅坐在主席台侧面,白衬衫后背被汗水浸出一圈深痕。他抿着嘴一句不发,偶尔抬头,目光扫向散落在大厅里的熟面孔。那一刻,他看到黄镇与妻子朱霖在后排就座,两人朝他点点头,神情凝重。
黄镇从巴黎刚回国不到一个月。这位“将军大使”历经匈牙利、印尼、法国三重考验,早把外交场合的礼仪刻进骨子;然而今天的场景明显超出正常的政治批评,他的眉头始终未舒展开。
大会进入高潮,一名壮汉突然跳到主席台前挥拳叫骂,方向直指陈毅。与陈毅并肩而坐的谢富治并未起身阻拦,台下一片嘈杂。就在混乱将起之际,黄镇腾地站起,嗓音犀利地射向主席台:“谢富治,你怎么不管?”会场瞬间静止,连电风扇的嗡鸣也似乎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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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短一句喝问震住了那名壮汉,他的动作僵在半空。几名警卫才如梦初醒,把陈毅扶向后台。谢富治脸色微变,低头整理衣襟,没有吭声。黄镇的手仍悬在空中,掌心微微颤抖,却死死盯住主席台,仿佛要把目光化为屏障。
风波暂歇,外人却鲜知这声怒吼背后埋藏的二十年情谊。早在解放战争末期,两人便因诗画相交。1952年夏,华东军区招待首批驻外大使返沪,陈毅当众点评:“黄镇有三绝——书、画、诗,可惜外交事忙,不然必名动天下。”席间哄堂,却没人把这句话当恭维;陈毅出名敢言,把黄镇才气看得极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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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镇的第一站驻匈牙利。四年里,他用流利英语和匈语穿梭议会,也写下百余幅速写,把多瑙河畔的人情世态留在纸面。归国那天,他刚抱起不足月的小女儿,电话便催他即刻赴印尼。周恩来一句“时间紧,任务重”,他只回了“请总理放心”,当天晚上就开始整理资料。
赴印尼后,他创造性提出“华侨三好政策”,即“愿留愿归皆由自愿”,为270万华侨解决国籍难题。毛泽东称赞“有创造”,陈毅更是私下拍掌:“黄大使这招漂亮,谈判桌上少见。”自那以后,黄镇被视作陈毅的左膀右臂。
1961年,他升任外交部副部长,同年随周恩来、陈毅奔走亚非欧十四国。访问间隙,黄、陈二人以诗唱和。“东风荡漾渡重洋,远客相逢情自长”是陈毅的句子;黄镇则回以“笺短意长报同心,归来再绘大河光”。诗稿如今仍存档案馆,字迹遒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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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政治气流骤变。1966年秋,陈毅因保护一批老干部遭到猛烈攻击,黄镇在法国日夜关注北京消息。1967年盛夏,他奉命回国接受所谓“群众监督”。刚落地,外交部墙上就贴满大字报指责他“崇洋媚外”,又逼他“揭发陈毅”。黄镇置若罔闻,只在家中对朱霖说:“外交部不是卖国部,陈老总更不能被打倒。”
紧接着便出现大会堂喝问的一幕。事后,有人劝黄镇写检查,他淡淡回应:“我乃一介军人,当年在太行山枪口下没低头,今天笔杆子就更不该软。”这句话被记录在当天的会议笔记里,成为外交部内部流传已久的“硬骨头”典故。
风声最紧的1968年春,陈毅被隔离检查。黄镇同二十六位大使联名上书,总理深夜召见,叮嘱他们“暂避锋芒”。翌日,黄镇向朱霖简短报告:“首长虽忧心,神情尚镇定,我们守着就是。”夫妻俩仍住旧居,墙上那幅《长城残雪图》无人敢撤,黄镇每日凝视片刻再出门。
1969年初春,中央决定让黄镇重返法国调整双边关系;离京当天,陈毅专程到机场相送,二人相握良久无语。临登机前,陈毅压低声音:“老黄,海外更需要你。”黄镇点头,只说一句“遵命”,随后转身快步上舷梯。
巴黎的夜风带着塞纳河水气,黄镇常在使馆灯下加班到深夜。法国友人问起国内近况,他总以“会好起来”作结,却极少再提私人情绪。1973年,尼克松访华后,中美互设联络处,黄镇被选为首任主任,白宫外第一次升起五星红旗。那年他已经六十四岁,仍笔挺军装,头发花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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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整二十七年,黄镇把自己从战士、将军、外交家一路走到“老黄牛”。1989年冬,他病逝北京,骨灰送回太行深山,与早年的战友同眠。熟悉他的人提起那声“谢富治,你怎么不管”,会心一笑后往往长叹:一个外交官,在枪林弹雨里学会了微笑,也在最危险的时刻保持了军人的硬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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