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狗引发的血案

本文作者：星海舰长

11月13日，一场令人痛惜的“狗咬人，人杀狗，人杀人”案子，在山西某地开庭。

但是经过长达6个小时的辩论，最终并没有判决，法官决定商议后再次开庭或择期宣判。

然后呢，这个案子引发了网上民意的巨大撕裂，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吵的不可开交。

那么，这个案子到底咋回事？为什么会吵成这个样子？背后又反映了什么问题？

一

首先，为了搞清楚谁是谁非，我们需要根据官方媒体的报道，详细还原一下案情。

说起来，这个案子并不复杂，涉事的是长治市潞城区白鹤观社区的一对邻居，申家和郭家。

申家是外地人，家庭核心是申某良（我们且叫他老申），在长治市做点建材小生意。

郭家是本地人，做的是全屋定制生意，郭某某的妻子赵某晖，还是当地的区政协委员。

两家做邻居已经20多年了，之前并无矛盾。

而一切，都在今年1月30日，大年初二这一天，彻底改变了。

郭家门口是一片空地，他们在空地上搭了个狗窝，养了一条狗，拴着铁链。

当天，老申的儿子申某浩（我们且叫他小申）在跟朋友出门时，被郭家的狗窜出来咬到了脚，小申踢了狗两脚将狗驱离。但等他要上车时，狗又冲过来咬了他的小腿。

小申怒了，拽着铁链把狗拽过来，重重把狗摔在了地上。

大过年的被狗咬了，当然要讨个说法，但因为郭家没人，小申就和朋友一起出门了，等他回来发现，狗躺在那里不动，已经死了。

小申回家把被狗咬的事情告诉了申母，申母也很生气，找了一圈没找到郭家的人，打赵某晖的电话也没人接，就报了警。

报警之后，赵某晖的电话也过来了，一听说狗死了，大怒，大骂小申“潞城属你厉害了”！气得小申摔了电话。

而随后面对警方让双方去派出所调解的要求，赵某晖也拒绝，说“你们派出所能给我要个钱？还是能怎么处理？我晚上回去自己处理，你们派出所等着接打架电话吧”。

警方又找社区主任去调解，但赵某晖一点也不给面子，说“打狗还得看主家了”！还要社区主任“不要管”。

警方觉得不对劲，就让小申给家里打电话（小申在出警后跟着警察来到派出所等赵某晖过来调解），让他给家里打电话，早点锁门，防止矛盾升级。

但是，已经晚了，因为赵某晖找来的人，已经在路上了。

当晚，赵某晖、妹夫韩某、外甥刘某伟来到申家外面砸门，申家当然不敢开，于是三人把门踹开，进入申家。

后面的事情就不奇怪了，双方都觉得自己吃亏，别指望能心平气和谈判，不出意外，打起来了。

随后赵某晖丈夫郭某刚、大女儿郭某璇、二女儿郭某婕等等6人也来到了老申家中，加入战团。

郭家人在申家乱打乱砸，玻璃碎了一地，老申被几个人围殴，鼻骨骨折，在被逼到院子墙角的时候，突然摸到窗台上放着一个东西（后来知道是一把杀鱼刀）。老申情急之下拿起来开始乱刺一通。

最后，郭某刚、韩某、赵某晖、郭某璇受伤，其中韩某和郭某刚重伤，郭某刚失血过多死亡。

案发后，赵某晖、韩某、刘某伟因涉嫌“非法侵入住宅罪”，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而老申，则涉嫌故意伤害罪，也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以上就是案子的整个过程。

说起来，一个挺简单的案子，为什么引发了全国关注呢？

因为两派人围绕老申刺死郭某刚到底算不算“正当防卫”的问题，产生了巨大的争议和分歧。

一派，以郭家人、公诉人和一部分法律界人士为主。

郭家的说法是，小申酒后逗狗是被咬的原因，自己家的狗链只有1.7米长，不可能咬到小申，还说狗是被小申用板砖砸死的。所以当晚他们去申家，只是想质问小申为啥要下狠手打死狗，没有要伤害的意思。

赵某晖还说，他们空手上门将玻璃砸碎是事实，但只是想“出出气就走”，而丈夫郭某刚本来并不想追究此事，所以他一开始也没去申家。他们仅在院内争吵且保持距离，未动手围殴，而郭某刚进入院子后十几秒就被刺伤。

而公诉人的意见是，老申面对闯入并进行侵害的郭家人，是可以正当防卫的，但从结果来看，超出了应有的限度。

具体理由是：

第一，没有证据证明郭家人携带了凶器，所以申家人没有遭遇人身安全的暴力侵害，所以不具备特殊防卫前提。

第二，虽然郭家人殴打了老申，但并没有对老申构成生命威胁，而老申用刀刺死郭某刚，防卫行为与不法侵害相比明显不相适应。

所以，公诉人认为老申防卫过当，构成故意伤害罪。

而法律界怎么说呢？相当一部分人认为，老申防卫是没啥问题的，关键就是限度超了，也就是“防卫过当”。

为啥？

老申的行为，达不到“正当防卫”的条件。

正当防卫需要在对方“行凶”时进行，需满足不法侵害现实存在、正在进行、针对侵害人、防卫行为未超过必要限度等条件‌。

郭家人虽然踹门闯入，也的确打了老申，但这一行为达不到“行凶”的地步，所以也就不能启动特殊防卫。

那么啥才能构成“行凶”呢？

法律意义上的“行凶”，通常指使用致命凶器攻击他人或实施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行为。

也就是说，必须是暴力犯罪。非暴力或者一般暴力，不能认定行凶。

就好比路上你撞到了一个人，他骂了你或者打了你一耳光，就是非暴力或者一般暴力，是构不成“行凶”条件的，所以你也就不能拿刀把他捅死。

另外，必须是有暴力行为的主观故意，且严重危及人身安全（比如达到“重伤”甚至“死亡”），才能认定为“行凶”。

目前，申家没有证据证明郭家在踹门之前就有“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主观故意”，而且老申虽然被围殴，但经过司法鉴定是轻伤，不到重伤程度，所以郭家人的行为构不成“行凶”。

而老申面对郭家未持械的非法入侵住宅，如果也把对方打成轻伤，防卫行为与不法侵害基本对等，那正当防卫可能就成立。但现在造成了1死1重伤2轻伤，显然就是防卫过当了。

更关键的在于，其实韩某打老申的时间是最长的，造成的伤害也是最大的，所以韩某虽然也被刺了重伤，但检方认为老申对韩某伤害是正当防卫，不予追究责任。

而郭某刚其实是进门比较晚的，从伤害上来说，对老申的受伤结果承担的责任也是比较轻的，但老申刺了他9刀，其中一刀扎在了腿部大动脉，这个“连刺”有悖于正当防卫的“制止伤害即停手”的原则，涉嫌持续故意伤害，和郭某刚给老申带来的伤害相比，显然也不相匹配。

这也就是公诉人口中的“防卫行为与不法侵害相比明显不相适应”。

而另一派，是以广大网友为主。

在广大网友看来，你们郭家人的辩词就是瞎扯淡！

你郭家利用公共区域养狗在先，狗咬人在后，还拒绝警方调解，扬言要让派出所“等着接打架电话”，晚上纠集多人踹门侵入申家，真的是为了“讨个说法”，最多“砸玻璃出气”？

你在侮辱法官和公众的智商吗？

如果赵某晖说的“只是争吵且保持距离”，并未打人，那老申的鼻梁骨是咋断的？右侧眼眶内壁是咋骨折的？小申母亲申某芝右臀部软组织是咋损伤的？小申姐姐申某倩右手软组织、右侧颜面部、左手小指是咋挫伤的？

更离奇的是，赵某晖说他们是空手上门，但韩某的重伤伤口，却和老申的杀鱼刀完全不符！老申的杀鱼刀上也没有韩某和其他两名伤员的DNA！

这说明什么？说明现场还有第二把凶器，而且老申家没有符合这种伤口的凶器！

凶器是哪来的？郭家人真的是空手上门吗？

至于老申的防卫行为到底算不算防卫过当，网友们对掉书袋搬条文没有兴趣，大家只想问一句话：

当有人踢开你家大门，砸碎你家玻璃，一拥而入殴打你家人，你的防卫行为，到底是权利还是犯罪？

如果这都不算正当防卫，那什么才算？

一个网友说得好，“如果遭遇破门而入、60岁老人及老人妻子被聚众群殴、生命受到危险的情况下都不算正当防卫，那么当年反抗八国联军侵华、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正义战争是不是就缺少法理了？“

就算退一万步说，老申的防卫结果超出了自己受到的伤害，但问题在于，老申也没有要杀死郭某刚的主观故意啊。

首先，刀不是一开始就拿在老申手上的，而是放在窗台的工具，只是在被围殴时顺手取来的。

其次，老申刺的是什么地方？是腿部和腹部，而不是容易形成致命伤的胸部、头部和脖颈，这符合在被打倒在地被围殴时，恐慌中胡乱挥舞刀子的反应，造成死亡只是偶然结果，并没有存心致人死地的主观故意。

第三，对于一个60多岁的老人来说，面临多人围殴，情绪激动的情况下，他怎么知道对方没有对他实施生命侵害的意图？怎么不能做一些激烈且可能造成严重危害的防卫举动？

如果谁还认为老申是防卫过当的话，那么请他们回答一个问题：

夜晚，八九个人闯入他们家里开始打砸，已经报警但警察还没到，这些人已经开始身体攻击家中妇孺了，到底应该怎么做？

是心平气和地说“别打了！我们用对话解决问题”？

还是抱头挨打等着自己被打死了让他们被法律制裁？

还是拼死一搏保卫亲人最后被起诉“防卫过当”？

好难啊，要不请他们亲自来演示一下，怎么做才能既保证自己安全，又能刚好达到制止侵害的程度，还能精准地让自己给对方造成的伤害和自己所受的伤害一致？

怎么做？请清晰、明确、准确无误地，向全中国的老百姓演示一遍，什么叫“不过当”？

二

案子聊完了，谈几点看法吧。

第一，法律不应该脱离人民而存在。

大大说过一句话：法律不应该是冷冰冰的，司法工作也是做群众工作。

但是呢？过去40多年里，中国法律界受到西方法律体系影响和迷惑，一些人开始脱离群众，在一定范围内陷入了教条主义和条文主义的怪圈。

简单来说，就是照搬有穷、模糊且滞后的法律条文，去套整个国家发生的无穷、精确且崭新的各种事件，然后利用自己的解释权和自由裁量权，来做出自己想要的解释和判决，从而垄断司法掌控权。

但这样一来，带来了一个问题：同案不同判。

很多人都夸赞西方法律体系多么好多么人性，但问题在于，西方法律体系也是要看钱的。

穷人没钱请好律师，那有理也是没理，最后只能自认倒霉。

而有权有势的人呢？可以请有名的大律师，甚至可以颠倒黑白。要不然辛普森是怎么脱罪的？

所以，当同样的案子发生在穷人和富人的身上，往往就会出现完全不同的判决。

这种情况，现在在中国也时有发生，也经常登上舆论争议的焦点，最近的订婚强奸案、儿童骑行被碾压案等等，都是如此。

仍然以山西这个案子来说吧，从郭家的辩词来看，显然是经过了一个或者多个非常高明的律师系统指点过的。

强调“只想去讨说法”，是为了淡化不法侵害的“主观故意”。

强调“没有动手”，是为了否定老申的“正当防卫”。

强调“空手去的”而且绝口不提第二把凶器的事情，是为了让老申反击时受到“生命威胁”的条件不成立。

强调“郭某去的最晚”但“承担代价最重”，也是为了得到“防卫行为与不法侵害相比明显不相适应”的结论。

咱们假设，如果申家干了郭家同样的事情，但没钱找好律师，能找出这么多脱罪的理由吗？

莫言说过一句话：人性的丑陋就是，在无权、无势、善良的人身上挑毛病，在有权、有势、缺德的人身上找优点。

如果这句话套在本案上，就是：人性的丑陋就是，利用法条置无权、无势、善良的人于死地，同样利用法条帮有权、有势、缺德的人逃脱制裁。

律师拿钱给人辩护，无可厚非，但问题在于，辩护不能颠倒黑白，更不能助纣为虐。

这种教条照搬法律条文，连“正当防卫”都要设上条条框框的行为，是有违法律精神的。

法律的精神，应该是保护人的，而不是苛刻地要求人成为一个逻辑机器的。

法律要做的，是保证公民的应急反应权，不能求全责备地要求公民像执法人员那样有精准的控制能力，更不能在不法行为发生时无所作为，但在事后却把矛头指向维护自己权利的人。

法，终究要惩治的，是不法者，而不是守法者。

我曾经不太认可的一个法律界人士，曾经说过一段我非常认可的话：

“法律学习千万不要陷入技术主义者。很多法律的学生学习了法律之后，就带有一种强烈的傲慢，瞧不起老百姓，觉得我们是法律人。但提醒同学们注意，法律永远不能超越社会常识的限制，千万不要带着法律人的傲慢，这种傲慢在我看来其实只是不学无术的一种体现。”

尊重群众、贴近群众、依靠群众，这才是社会主义法律工作者应该坚守的底线。

第二，要关注人狗冲突给中国社会治理带来的新情况

这个案子，实质上是人杀人，但起因是狗咬人。

说起来，随着中国急速城镇化、城镇养狗数量增加，近些年因为养狗造成的纠纷，也越来越多了。

狗是动物，出现咬人的情况很正常。

人被狗咬了，反击也很正常。

但这样一来，就会造成矛盾，甚至带来很多治安案件和社会悲剧，而且日益成为影响中国社会稳定和居民安居乐业的重要因素之一，也给怎么养狗管狗带来了很大挑战。

但你能说禁狗吗？

不能。

因为狗啊，已经被一些人视为中国与“西方文明”接轨的符号了，对狗的态度，已经成为国际观瞻的一部分了。

同时，一些“动保群体”也越来越高度组织化和行动化，一次一次把狗和“社会文明”捆绑，正在一步一步地、潜移默化地改变全民对狗的态度。

所以，过去我们司空见惯的杀狗和吃狗肉的行为，已经越来越不能被容忍了。所以一些保安哪怕履行自己的职责，但只要打死了狗，一样要被投诉到失业。

虽然很多城市都出台了养犬管理规定，但问题在于，总有相当一部分人，不愿意遵守这个规定，所以狗咬、狗屎、狗尿、狗吠等等问题，频繁发生。

所以，看起来是狗的问题，但本质上还是人的问题。

其实吧，如果只是不牵狗绳、不给狗打疫苗、不办狗证等等，其实还不算是大问题，加强管理就行了。

真正危险的，是一些地方权势人物，养烈性犬，还纵容烈犬伤人，甚至狗仗人势招摇过市，横行霸道。

他们真的爱狗么？恐怕并不是，他们只是享受那种无法无天的感觉，而且认为自己高高在上，普通人的权利低于他们的狗。

所以普通人被狗咬了一下就把狗杀了，在他们的眼中是不可理喻的：你是怎么敢的？

比如这个案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细节是：死者郭某刚的妻子赵某晖，是区政协委员。这一身份在纠纷升级过程中，产生了巨大影响。

政协委员虽然不是公职人员，但在基层社会生态中，其能动用的政治资源不可小觑。而且因为本身在被选上的时候，大概率就是本地“头面人物”，再加上政协委员的身份，就更不得了了。

赵某晖关心的真是她的狗么？

未必吧？她真正关心的是，作为一个政协委员，自己的狗被摔死了，如果不“给申家点教训”，那她的面子往哪放？

所以她才会嚣张地告诉社区主任“打狗还要看主人”，让派出所“等着打架的电话”，而且有仇不过夜，当晚就纠集9人前去“为狗报仇”，还高喊“你们家的人都没有我们家的狗值钱！”

咱们假设，如果申家没有反抗，也没有出现命案，以赵某晖的权势，打完人之后，申家能讨回公道吗？

一个社会，对狗的态度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对人的态度。

狗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这种隐匿于基层社会的权力结构和狗的问题相叠加，那就会为社会治理带来巨大隐患。

第三，不要把老实人逼上绝路。

欺软怕硬，是人性本能。

由此，也让很多人产生了一种错觉：将忍耐视为软弱，将守序当成可欺，觉得老实人好欺负。

老实人为什么成为老实人？

他们不是没有血性，也不是没有能力，他们只是信奉善有善报，我不惹别人，别人也别来惹我，习惯用“和气生财”压抑情绪，用“吃亏是福”自我安慰。

然而，这种退让在欺压者眼中，往往却成为得寸进尺的借口。

但问题在于，在心理学上，是有一个“压抑反弹”概念的。

老实人虽然隐忍力极强，但他们的内心并非一潭死水，而是暗流汹涌的高压锅。当压抑达到极限，潜意识会寻找宣泄出口，而爆发的方式往往是非理性的、毁灭性的。

每一次被欺压，每一次求助无门，都在锅底添上一把火。

当他们发现走正常渠道无用、求正义无果时，长期被道德约束的脾气便会挣脱枷锁。

匹夫一怒，血溅五步，老祖宗的古训，在今天依然鲜血淋漓。

所以，在生活中，事不能做绝，利不能尽占，做事留一线，日后好相见。

你永远不知道一个老实人他的心中到底积压了多少压抑，更不知道你的咄咄逼人，会不会瞬间放出老实人心中的恶魔。

当道理讲不通时，暴力成了最后的语言；而当暴力成为语言时，没有一个人是赢家。

三

最后简单总结一下吧。

这个案子的真正焦点，从来不是防卫造成了多少伤亡，而是为什么一个安分守己的家庭会被逼到不得不挥刀求生的地步。

这个案子给我们的启示，也已经远远超过案子本身。

首先，就是法律应当正视正当防卫的合理性。

当公权力无法及时保护公民时，法律就应当宽容那些在绝境中自卫的普通人，而不应苛求防卫者“精准控制力度”。

法治的真正精髓，是让守法者敢于反抗不公，而非让不法者肆无忌惮。

其次，基层治理必须打破权力垄断。

权势身份不应成为纠纷中的护身符，犬只的管理也不能只管守法犬，不管“有权有势”家庭的违法犬。

我们需要更透明的权力运行机制，让每一个公民都能平等站在法律面前。

最后，也是最关键的，社会需要建立更有效的情绪疏导渠道。

社会的公平正义，绝不能以老实人的沉默和牺牲为代价。给戾气一个出口，就是给社会一份安全。

一个健康的法治社会，其标志不仅仅是完备的法条，更是当任何一个公民的合法权益遭受侵害时，法律能成为他第一时间想到、并且确信能够依靠的武器，而不是让他感到呼告无门，最终只能选择孤注一掷的暴力反抗。

我们要建设的，不是一个逼人举起刀才能讨回公道的世界，而是一个无需举刀也能守住尊严的文明。

善待社会的每一个老实人，因为——

我们都是老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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