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初夏,北京西郊军委招待所的走廊里,83岁的洪学智扶着栏杆看梧桐新叶。一名年轻参谋递上资料,请他核对抗美援朝高炮战例。老人合上文件,忽然说:“范弗里特的儿子,始终没能找到。”一句轻描淡写,把在场人拉回三十多年前的战火深夜。
1952年3月,美军远东空军进入夜袭高峰,志愿军后勤线几乎夜夜被炸。洪学智那时任志愿军后勤司令部副司令,天天守着地图调物资。夜色最黑的时刻,电话突然响起——高炮40军报告在沙里院附近击落一架B-26。方位、时间、弹着点,全都记得清清楚楚。没人知道,那架机长正是美军第八集团军司令范弗里特的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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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范弗里特,在朝鲜战场的中国军人对他并不陌生。上甘岭炮火像铁雨,正是他提出的“足量弹药”原则——每平方米土壤都要翻一次。结果山头依旧在我军手里,他却因为伤亡报表太刺眼,被华盛顿提前请回国。外界多以为他丢了面子,鲜有人注意,就在离任几个月前,他曾暗中托人带话给停战谈判代表:请贵方协助搜索儿子的下落,不论生死。
事情缘起4月4日凌晨一点。小范弗里特自恃夜航“更过瘾”,硬是把B-26压到八百米以下。云层低,他想贴着河谷走捷径。志愿军高炮排长王兴民捕捉到火光,八发炮弹划出弧线,全排屏住呼吸。第六发起火,第七发炸断机翼,第八发彻底点燃油箱。空中一团橘红,随后是沉闷爆鸣,碎片洒满松林。王兴民转身向后勤列车挥旗,列车仍然准点通过,这才放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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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美军搜索编队呼啸而来,F-80、B-29轮番低飞。洪学智批示:铁路仍照常抢修,搜索机勿予干扰。两昼夜后,美国人宣告“暂时停止搜救”。可对面谈判桌上,范弗里特并未死心。他在文件夹里夹了一张亲笔便笺,通过中立国代表送到我代表团手里:“若孩儿尚在人间,愿以我军官身份担保其安全待遇;若已遇难,恳请告知准确地点。”
有意思的是,中方并未马上答复“无法办到”,而是明确表示会派小分队进山。洪学智后来解释:“敌我立场不同,人情同理;若换成我儿,我也盼个准信。”40军立即抽调侦察排,对坠机区域展开地毯式搜索。树林烧焦痕迹找到了,残骸也找到了,甚至连几页被火燎卷的飞行日志都捡回,可机组三人只剩几块编号金属牌。鉴定结论:油箱爆炸,尸骨无可辨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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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2日,停战谈判在板门店继续。志愿军代表解方递交一份说明:坠机座标、勘察照片、金属编号一并附上。解方案头写着:“对方机组无存活迹象,遗骸已不可复原,若需实物,可安排中立国移交。”全场静默数秒,美方代表只是点头,没有再追问细节。
多年后,有传言称范弗里特出于报复,在上甘岭故意加大炮火。洪学智不认同这种说法。他分析,范弗里特的战术偏向火力—机动本就是陆军传统,与私人情感无关。“可惜孩子送命,否则他未必急于夺回面子。”老人轻叹一声,端起茶盏。
值得一提的是,志愿军当时对战俘政策相当严格。若小范弗里特迫降成功,他作为上尉飞行员,也只能获得与其他战俘相同的待遇,不会因为其父职位而被当筹码。洪学智在回忆录里写道:“军事斗争有铁规,亲情诉求不该影响战区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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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7月27日,停战协定签字。范弗里特此时已退役回国,美军方面在次年3月31日正式认定小范弗里特“战斗阵亡,遗体无法收回”。档案存放于德克萨斯州。有人统计,朝鲜战场上共击落美机三千余架,但能确认机组名单的只有一半左右,小范弗里特算是其中较早得到结论的个案。
时间回到招待所的椅子旁。年轻参谋记录下故事细节,不由问:“如果当年真找到了活人,会不会换来一次双方关系的缓和?”洪学智摇头:“谈判桌讲实力,队伍讲原则,个人情分改变不了大势。只是做了该做的事,心里踏实。”窗外蝉声起伏,老将军抬眼望向远处蓝天,神色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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