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60岁才明白退休金一旦超过这个数就属于“人上人”晚年衣食无忧

第一章 退休第一天

二零二三年十月十日，星期二，上午十点四十六分。

市社保局服务大厅的叫号机吐出一张薄薄的纸条，A173。我捏着它，指尖有些潮。前面还有二十一个人。塑料座椅冰凉，透过薄薄的西裤渗进皮肤。我挺直了腰背，把手里印着“华源热电”四个字的牛皮纸档案袋放在膝盖上，像个第一次出远门的学生。

今天是我退休的第一天。

档案袋里装着我的全部职业生涯：三十八年工龄，高级技师职称证书复印件，历年优秀员工奖状，还有一张前天工友们凑钱欢送我时拍的合影。照片上，我站在中间，穿着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胸前的“周卫国”三个字工牌反着光，笑得有点僵。老厂长搭着我的肩，说：“老周，以后你就享福啦！”

享福。这两个字像一颗定心丸，又像一口悬在半空的深井。

我的目标很明确：办完最后的手续，确认我的退休金到底是多少。三个月前，人事科的小张帮我估算过，说以我的工龄和缴费基数，怎么也得在六千五以上。老伴秀琴不信，说：“哪有那么高？别听年轻人瞎说，能有五千就烧高香了。”隔壁的老李，铁路局退的，工龄比我还长两年，一个月才四千八。每次在楼下碰到，他总要拉着我唉声叹气，说钱不够花，孙子的压岁钱都快给不起了。

所以，这个数字，成了我这几个月来最大的悬念。它决定了我的晚年，到底是老李那样的“凑合过”，还是厂长口中的“享福”。

“A173号，请到8号窗口。”

广播声把我从思绪里拽出来。我立刻站起来，动作快得让膝盖发出轻微的“咔”一声。走到窗口，里面坐着一个戴眼镜的年轻姑娘，头也没抬，指了指旁边的提示牌：“身份证，退休证，银行卡。”

我一一递进去。她接过，在键盘上敲打着，神情专注，像在处理一堆无关紧要的数据。我的心跳跟着那“噼里啪啦”的键盘声，一点点加快。档案袋被我捏出了汗渍。

“周卫国是吧？华源热电的。”她终于开口，目光从屏幕挪到我脸上，带着一丝公式化的审视。

“是，是。”我点点头，喉咙发干。

她没再说话，继续敲击。大厅里很安静，只有键盘声和远处另一个窗口传来的模糊争执。我能闻到空气里消毒水和旧纸张混合的味道。墙上的电子钟显示，十一点零三分。我想起秀琴早上出门买菜前交代的，中午让她儿子周博带女朋友回来吃饭，让我十一点半无论如何要往家里打个电话，问问菜买得够不够。

“好了。”姑娘说，把一沓单子从打印机里抽出来，用订书机在角上“啪”地钉好，“您核对一下信息，没问题在这儿签个字。”

我接过那几张纸，眼睛死死盯着其中一张《养老金核定表》。我的目光跳过姓名、身份证号，直接找到了最下面那一行加粗的黑体字。

“月基本养老金：6857.32元。”

六千八百五十七块三毛二。

我的呼吸瞬间停滞了。

比小张估的还高三百多。比老李高了两千。这个数字像一道暖流，从胸口瞬间涌遍全身。我感觉自己紧绷了几个月的肩膀松弛下来，连带着整个后背都舒展开了。我几乎能想象到老李听到这个数字时，那惊讶又羡慕的表情。

“师傅？没问题就签字了。”窗口里的姑娘催促道。

“哦，哦，好。”我回过神，拿起笔，却发现手抖得厉害。我深吸一口气，稳住心神，在签名栏一笔一画地写下“周卫国”三个字。这三个字，我写了一辈子，从来没有一次像现在这样，感觉如此沉甸甸，如此有分量。

她收回单子，盖上章，把剩下的几张连同我的证件一起递出来：“行了，手续都办完了。第一个月的养老金会在下个月十五号之前打到您这张卡里。以后都是每月十五号左右到账。”

“谢谢，谢谢。”我把所有东西小心翼翼地收进档案袋，像捧着一件稀世珍宝。

走出社保局大门，正午的阳光有些刺眼。我站在台阶上，眯着眼看马路上穿梭的车流。口袋里的手机震动了一下，是秀琴发来的短信：“别忘了打电话。”

我拿出手机，没有先给家里打，而是点开了计算器。

6857.32。

我看着这个数字，心里默默盘算。每个月去掉水电煤气物业费五百，我和老伴吃饭一千五，交通通讯费两百，剩下还有四千六百多。就算有点人情往来，买点药，每个月至少能存下四千块。一年就是四万八。十年就是四十八万。

这笔账算完，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一种前所未有的踏实感包裹了我。我觉得自己像一艘在海上漂了三十八年的船，终于看见了港口璀璨的灯塔。

我拨通了秀琴的电话。

“喂，办完了？”她的声音听起来有点急。

“办完了。”我努力让自己的语气保持平静，但嘴角的笑意怎么也藏不住，“一切顺利。”

“那就好。我跟你说，我刚买了条挺大的鲈鱼，你儿子不是爱吃清蒸的嘛。还买了些虾。你觉得再添个什么菜？排骨炖玉米怎么样？”

“够了够了，别太破费了。”我嘴上说着，心里却想，破费什么？以后有的是钱。我想了想，说：“要不，再买瓶好点的酒吧。今天……值得庆祝。”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秀琴大概是听出了我语气里的喜悦。“行啊，”她说，“看把你美的。到底多少钱一个月，让你这么大方？”

我清了清嗓子，看着眼前川流不息的马路，一字一句地报出了那个数字：“六千八百五十七。”

我特意隐去了后面的零头。我觉得整数听起来更有气势。

秀琴在那头“哎呀”了一声，声音陡然拔高：“真的假的？那么多？”

“单子都在我手上，还能有假？”我挺起胸膛，感觉自己这辈子都没这么扬眉吐气过，“行了，你准备吧，我这就回去了。”

挂了电话，我没有立刻走向公交车站。我站在原地，又把那张《养老金核定表》拿出来看了一遍。阳光照在纸上，那串黑色的数字仿佛在发光。

我忽然想，或许，我应该打车回去。

第二章 邻里之间

打车回去的想法只在脑子里停留了三秒钟，就被我掐灭了。一辈子坐公交的习惯，不是一个数字就能立刻改变的。再说，从社保局到我们住的工人新村，17路公交车，一块钱，四十分钟直达，不堵车。打车得三十多，够买两斤排骨了。

钱要花在刀刃上。这是我信奉了一辈子的原则。

下午三点，送走儿子周博和他的女朋友小静，家里总算安静下来。秀琴在厨房里洗碗，水声哗哗作响。我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手里捧着那杯泡了半天的茉莉花茶。茶水已经凉了，茶叶在杯底沉寂着，像我此刻的心情，在喧嚣过后，慢慢沉淀，只剩下一种温润的满足。

午饭吃得很好。秀琴的手艺没得说，清蒸鲈鱼、油焖大虾、排骨炖玉米，还有一盘素炒西兰花，摆了满满一桌。我拿出了那瓶一百多块的五粮春，给自己倒了一杯，也给周博满上了。

席间，我把那张养老金核定表拿了出来，放在桌子中央，像是颁发一枚勋章。周博拿起来看，没什么太大的反应，只是笑了笑：“挺好啊，爸。这下您跟我妈就彻底没压力了。”

小静倒是很捧场，眼睛睁得圆圆的：“叔叔真厉害！我爸妈都是自己缴的社保，退了休一个月才两千多点。您这都顶他们仨了。”

这话听得我心里舒坦。我呷了一口酒，摆摆手，故作谦虚：“干了一辈子，国家给的政策好。”

周博没接话，埋头吃着虾。我注意到他今天话不多，眉宇间似乎藏着一点疲惫。我问他公司最近怎么样，他含糊地说“还行，就那样”，然后就岔开了话题，问我退休了有什么打算。

“打算？打算就是享福。”我说，“先把身体养好，再把你妈一直想去的苏杭转一转。我还报了个老年大学的班，学学书法。你看，你爸这辈子跟机器扳手打交道，也得沾点文气了。”

大家都笑起来。一顿饭，就在这种轻松愉快的气氛里结束了。

“哗啦——”厨房的碗碟碰撞声打断了我的回忆。秀琴擦着手走出来，在我身边坐下，叹了口气：“累死我了。你说这儿子，带女朋友回来也不知道提前打个招呼，搞得我手忙脚乱。”

“年轻人工作忙，忘了也正常。”我递过我的茶杯，“喝口水。”

她没接，而是看着我，表情有点复杂：“卫国，你有没有觉得……周博今天有点不对劲？”

“怎么了？不是挺好的吗？”

“说不上来。”秀琴摇摇头，“吃饭的时候，我跟他说话，他好几次都走神。小静给他夹菜，他都没看见。还有，你没发现吗？他瘦了好多，眼窝都陷下去了。”

被她这么一说，我仔细回想了一下，好像是有点。周博的脸色确实不太好，不像一个二十八岁的年轻人。但我没往心里去，只当是创业辛苦。“开公司嘛，操心的事多。等他公司走上正轨就好了。年轻人，吃点苦是好事。”

秀琴没再反驳，只是幽幽地说：“但愿吧。你那六千八的退休金，可别高兴得太早。养儿一百岁，长忧九十九。他一天不定下来，我们就一天不能真正省心。”

我不太爱听这话。什么叫高兴得太早？我辛苦了一辈子，换来这份体面的退休金，难道不应该高兴吗？我把茶杯重重地放在茶几上，发出“嗑”的一声。

“你就是想太多。儿孙自有儿孙福。他都快三十的人了，自己的事自己担着。我们把自己的晚年过好，不给他添麻烦，就是对他最大的支持了。”我说。

秀琴看了我一眼，没再说话，起身回了卧室，大概是去午睡了。

客厅里又只剩下我一个人。我心里有点憋闷。那杯凉透了的茶，喝起来也觉得有些涩。我起身，走到阳台。

我们住的这栋楼是九十年代建的，楼间距很窄。从我家阳台望出去，能清楚地看到对面楼里人家的活动。下午的阳光斜斜地照进来，给老旧的社区镀上一层金色。楼下的小花园里，几个老头老太太正围在一起下棋、聊天。

我一眼就看到了老李。他穿着一件灰色的旧夹克，蹲在棋盘边上，正跟人争得面红耳赤。他的声音很大，整栋楼都能听见。

“你这马不能这么走！蹩脚了！你懂不懂规矩？”

我笑了笑，拿起桌上的旧军用水壶，那是当年在部队时发的，跟了我快四十年，现在被我用来浇花。壶身坑坑洼洼，但保温效果依然很好。我拧开盖子，给窗台上的那盆君子兰浇水。

这盆君子兰是三年前周博送我的生日礼物，一直养得不温不火。今天看着，却觉得它的叶片似乎比平时更油亮、更挺拔了。

浇完水，我正准备回屋，楼下忽然有人喊我：“老周！周师傅！”

是老李。他不知什么时候从棋局里退了出来，仰着头冲我招手。

“下来聊会儿啊！听说你今天办手续去了，怎么样啊？”他嗓门洪亮，这一喊，花园里所有人的目光都朝我这边聚集过来。

我本来不想下去，但被他这么一喊，不去倒显得我心虚或者摆架子。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换了鞋下了楼。

“怎么样啊老周？给批了多少？”我刚走到花园，老李就迫不及待地凑上来，一脸八卦。周围几个老伙计也都围了过来，眼神里充满了好奇。

在这个退休工人扎堆的社区里，退休金的数额，就像学生时代的分数，是衡量一个人价值的最直观标准。

我看着他们期待的眼神，心里那点因为秀琴的话而生出的憋闷一扫而空。我清了清嗓子，没有直接报数字，而是卖了个关子：“还行吧，比我预想的要好一些。”

“你就别卖关子了！”另一个姓王的邻居拍了我一下，“跟我们还有什么不能说的？过六千了没？”

我心里暗笑。何止是过六含。

我伸出六个手指，然后，又慢慢地加了两根，最后，比了一个“八”字。

“六千八？”老李的眼睛瞬间瞪大了，嘴巴张成了“O”型，半天没合上。

周围响起一片抽气声。

“我的乖乖，老周，你这可以啊！”老王一脸羡慕，“比我们单位那些处级干部退的都高了。你这是高级技师的待遇吧？”

“差不多吧。”我含糊地应着，心里却乐开了花。我享受着他们众星捧月般的目光，感觉自己这三十八年的辛劳，在这一刻得到了最完美的回报。

“哎，”老李终于缓过神来，一拍大腿，满脸的懊恼，“当年我就说让你跟我一起去考技师，你非不去，说没用。你看，现在差出来了吧？我一个月比你少两千，一年就是两万四。我得干多少活儿才能挣回来？”

他一边说一边摇头，脸上的皱纹挤在一起，像是苦瓜。

我拍了拍他的肩膀，安慰道：“也别这么说，钱多钱少，够花就行。身体健康最重要。”

话说得漂亮，但我心里清楚，钱怎么会够花呢？有了这六千八，我不仅能把日子过得舒舒服服，还能在关键时刻帮衬一下儿子。我甚至已经开始盘算，等周博结婚，我是不是能给他赞助一辆车。

正聊着，我的手机又响了。我拿出来一看，是个陌生号码。我走到一边接起来。

“喂，请问是周卫国先生吗？”电话那头是一个年轻男人的声音，语气很客气。

“是我，你哪位？”

“哦，周先生您好，我是‘安逸生活’家装公司的。是这样的，您儿子周博先生，上个月在我们这里订购了一套全屋定制的家具，总价是八万六千元。他付了两万的定金，按照合同，尾款六万六千元应该在本周五之前结清。我们这边联系不上他本人，所以想跟您确认一下情况。”

我愣住了。

“全屋定制？什么家具？”

“就是给他准备的新房用的。地址是在城南的那个‘金色江畔’小区。他说……是给您和阿姨准备的惊喜。”

第三章 不速之客

“金色江畔”？惊喜？

我的大脑嗡嗡作响，像有一群蜜蜂在里面筑巢。周博什么时候在城南买了房？还定了八万六的家具？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

“喂？周先生？您还在听吗？”电话那头的声音把我拉回现实。

“在，在听。”我定了定神，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正常，“你说……联系不上周博？”

“是的。他留的手机号今天一直打不通，关机了。我们也是没办法才打给您的，这是他留的紧急联系人号码。”

我的心猛地一沉。关机？中午吃饭的时候还好好的。

“我知道了。”我强作镇定，“这事我来处理。你放心，钱少不了你们的。”

挂了电话，我再也无法在邻居们羡慕的目光中保持那份从容。我跟老李他们胡乱找了个借口，说家里有事，便匆匆上了楼。

一进门，秀琴就从卧室里出来了，显然是被我刚才在楼下的动静吵醒了。她揉着眼睛问：“怎么了？跟人吵架了？”

我没回答，直接走到电话机旁，拨了周博的手机。听筒里传来的是那个冰冷的、毫无感情的提示音：“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我又拨了一遍，还是一样。

“到底出什么事了？”秀琴看我脸色不对，也紧张起来。

我把家装公司打电话来的事跟她说了一遍。她听完，脸“唰”地一下就白了。“金色江畔？那的房子多贵啊！一平米不得两万多？他哪来的钱？”

是啊，他哪来的钱？他开公司那点本钱，还是我们当年卖掉另一套单位分的旧房子凑给他的。这几年，他没跟我们要过一分钱，但也从没给过我们一分钱。我们总以为他的公司做得不错，至少能自给自足。

“还有那个家具，八万六！”秀琴的声音都发颤了，“他疯了吗？我们这老房子住得好好的，换什么家具？还全屋定制？”

我一言不发，坐在沙发上，脑子里乱成一团麻。惊喜？这听起来更像一个巨大的惊吓。一个不祥的预感在我心头升起，像乌云一样迅速扩散。

“你再给他公司打个电话试试。”秀琴催促道。

我这才想起，我存过他公司办公室的座机号。我翻出手机，找到那个号码拨了过去。电话响了很久，就在我以为没人接的时候，一个怯生生的女声接了起来：“喂，你好。”

“你好，我找周博。”

“周总啊……他，他不在。”女孩的声音听起来很紧张。

“他去哪了？什么时候回来？”我追问。

“我……我也不知道。他好几天没来公司了。”

“好几天？！”我猛地站了起来，“公司现在谁在负责？”

电话那头沉默了。我甚至能听到她压抑的、似乎快要哭出来的呼吸声。过了好一会儿，她才用极低的声音说：“叔叔，您是周总的爸爸吧？公司……公司出事了。您还是快点联系上他吧。”

说完，没等我再问，她就挂断了电话。

我握着手机，愣在原地，手脚冰凉。客厅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秀琴看着我，嘴唇哆嗦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完了。

这是我脑子里唯一的念头。

我这辈子，最怕的就是“出事”这两个字。在热电厂干了三十八年，安全生产的弦每天都绷得紧紧的。任何一点小小的差错，都可能导致无法挽回的后果。我以为退休了，这根弦终于可以松下来了。没想到，生活的“事故”，却以一种我完全没想到的方式，毫无征兆地降临了。

“怎么办……卫国，这可怎么办啊？”秀琴终于哭了出来，捂着脸蹲在地上。

我看着她颤抖的肩膀，心如刀绞。但我是男人，是一家之主。这个时候，我不能慌。

我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现在最重要的是找到周博，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他关机，公司没人，唯一的线索就是那个“金色江畔”。

“别哭了。”我走过去，把秀琴扶起来，“哭解决不了问题。我们去金色江畔看看。”

“去那儿有用吗？我们连他买的哪一栋哪一户都不知道。”

“去了再说。总比在家干等着强。”

我拿上钱包和钥匙，拉着还在抽泣的秀琴出了门。已经是下午五点多，天色渐渐暗了下来。楼下的花园里已经没人了，只有几盏昏黄的路灯亮着，把人的影子拉得很长。

我们站在路边等车，晚高峰的交通拥堵不堪。公交车一辆接一辆地过去，全都挤得像沙丁鱼罐头。我心里焦急，一咬牙，伸手拦了一辆出租车。

这是我今天第二次有打车的念头。这一次，我没有丝毫犹豫。

“师傅，去金色江畔。”

车子汇入拥挤的车流，走走停停。我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街景，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周博，你到底在哪里？你到底惹了多大的麻烦？

那张养老金核定表还静静地躺在我上衣的内侧口袋里，紧贴着我的胸口。几个小时前，它还让我感觉温暖和踏实。而现在，它摸上去，却像一块冰。

四十分钟后，出租车停在了“金色江畔”气派的大门口。这是一个高档小区，保安穿着笔挺的制服，审视地看着我们。

我们被拦在了门外。

“请问你们找谁？”保安问。

“我找我儿子，周博。”我说。

“哪个楼号，哪个单元？”

“我……我不知道。”我窘迫地回答。

保安的眼神立刻变得警惕起来：“不知道楼号我们不能让您进。您给他打个电话，让他下来接一下。”

“他手机关机了。”

“那没办法了，这是规定。”保安一摊手，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

我和秀琴被堵在门口，像两个走投无路的外来者。看着小区里一幢幢亮着灯的高楼，我们却连门都进不去。秀琴的眼泪又开始在眼眶里打转。

就在我准备跟保安好说歹说，让他通融一下的时候，我的手机响了。

是一个陌生号码，和下午那个家装公司的号码不一样。

我赶紧接了起来。

“喂？”

电话那头是一个粗哑的男人声音，带着一股不耐烦的语气。

“是周卫公吗？”他把我的名字念错了。

“我是周卫国。你哪位？”

“别管我是谁。”男人冷笑一声，“你儿子周博，欠了我们三十万。今天再不还钱，我们就把他一条腿打断。你这个当爹的，看着办吧。”

第四章 窟窿

“三十万。”

这个数字像一颗炸雷，在我耳边轰然炸响。我整个人都懵了，握着手机的手剧烈地颤抖起来。

“你……你们是谁？你们把我儿子怎么样了？”我声嘶力竭地喊道。

“他好得很。好吃好喝地待着呢。”男人的声音里充满了戏谑，“我们是文明人，只求财。钱到位，人马上给你送回去。钱不到位……哼哼，那就不好说了。我给你一天时间。明天这个时候，我要是见不到钱，你就等着给你儿子收尸吧。”

“你们这是敲诈！是犯法的！我要报警！”我色厉内荏地吼着。

“报警？”男人哈哈大笑起来，笑声刺耳，“行啊，你去报啊。我们烂命一条，最多进去蹲几年。你儿子呢？他欠钱不还，我们有借条。就算警察来了，这也是经济纠纷。可我们的手段，就不是经济纠纷那么简单了。老东西，我劝你想清楚。是你儿子的腿重要，还是你那点养老钱重要。”

说完，他“啪”地挂了电话。

我再打过去，已经是无法接通。

“卫国……他说什么？”秀琴抓着我的胳膊，指甲深深地掐进了我的肉里，我却感觉不到疼。

我看着她惨白如纸的脸，嘴唇动了动，却发不出任何声音。三十万。这个数字像一座大山，瞬间压垮了我所有的理智和尊严。

我刚刚还在为那六千八百块的退休金而沾沾自喜，以为自己从此可以高枕无忧，甚至可以“人上人”。现实却用最残酷的方式给了我一记响亮的耳光。

我的“人上人”晚年，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了。

保安看我们脸色不对，大概也猜到了几分，没再为难我们，只是挥挥手，示意我们到旁边去，别挡着门口。

我和秀琴失魂落魄地走到路边的花坛边坐下。秋夜的风很凉，吹在脸上像刀子割一样。秀琴把脸埋在手掌里，压抑地哭着。我呆呆地坐着，脑子里一片空白。

我这辈子，没见过这么多钱。

我们家的全部积蓄，是当年卖掉旧房子给周博创业后剩下的，再加上我们这些年省吃俭用攒下的，总共是二十二万。这笔钱，我们是准备用来看病养老的，一分都不敢动。

现在，一个三十万的窟窿，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

“他怎么会欠这么多钱？”秀琴抬起头，泪眼婆娑地看着我，“他的公司不是开得好好的吗？”

是啊，为什么？

那个家装公司的电话，那个公司女员工怯生生的声音，还有这个催债的电话，像一块块碎片，在我脑中慢慢拼凑出一个可怕的真相。

所谓的“金色江畔”的新房，所谓的“全屋定制”的家具，所谓的“惊喜”，全都是谎言。一个为了掩盖他早已失败的生意，为了维持他那点可怜的自尊心，而编造出来的巨大谎言。

他把我们所有人都骗了。

他没有钱买房，甚至可能连租金都付不起了。他订购昂贵的家具，只是为了制造一个事业有成的假象。他中午回家吃饭，对我们的关心和询问言辞闪烁，不是因为疲惫，而是因为心虚。

而我，这个自以为是的父亲，还在他面前炫耀我那点退休金，还在计划着美好的晚年生活，对儿子的困境一无所知。我甚至还大言不惭地对秀琴说，儿孙自有儿孙福，我们不给他添麻烦就是最大的支持。

何其讽刺。

“我们报警吧，卫国。”秀琴抓住我的手，像是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让警察去救他。”

报警？我脑子里闪过那个男人嚣张的话语。警察能把人救出来，但能把这三十万的债务也一笔勾销吗？只要债务还在，那些人就不会善罢甘休。他们有的是办法折磨周博，折磨我们。

我不能拿儿子的安全去赌。

“不能报警。”我艰难地吐出这几个字，“他们说得对，这是经济纠纷。警察管不了根本。”

“那怎么办？我们去哪儿凑三十万啊？”秀琴的声音里充满了绝望。

我沉默了。我把我们所有的亲戚朋友都在脑子里过了一遍。大哥家不富裕，孩子还在上大学。秀琴的弟弟自己做点小生意，前两年刚亏了一笔，现在也是勉强维持。至于那些老同事、老邻居，关系好的，借个三五千或许可以，但三十万，那是天文数字。谁会借给我们？

借钱，是这个世界上最考验人性的事。不到万不得已，我不想去开这个口，不想去看那些同情、为难甚至鄙夷的眼神。

夜色越来越深，路上的车辆和行人都渐渐稀少。我和秀琴就那么在路边坐着，像两个被世界遗弃的孤魂。

不知过了多久，我慢慢站起身。

“回家。”我说。

“回家干什么？周博还在他们手上！”

“回家拿钱。”我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连我自己都觉得害怕，“我们的存折上，有二十二万。”

秀琴愣愣地看着我，似乎没听懂我的话。

“二十二万……”她喃喃自语，“那还差八万。八万块，我们去哪儿弄？”

我没有回答她。我只是从内侧口袋里，慢慢地掏出了那张《养老金核定表》。

纸张在昏暗的路灯下泛着微光。那串数字，“6857.32”，像一个巨大的嘲讽。

我看着它，心里忽然有了一个疯狂而唯一的念头。

“剩下的八万，”我抬起头，看着远处高楼上闪烁的霓虹灯，一字一顿地说，“我去借。用我的退休金做抵押。”

第五章 存折的重量

回到家，已经是晚上九点多。

屋子里一片漆黑，没有一丝人气。中午那顿丰盛午宴的碗碟还堆在水槽里，提醒着我们几个小时前这里曾有过的短暂欢乐。

秀琴一进门就瘫倒在沙发上，一动不动。我没有开大灯，只开了玄关处一盏昏黄的小灯。光线很暗，刚好能看清脚下的路。

我径直走进卧室，拉开床头柜最下面的抽屉。抽屉深处，压着几件旧衣服，下面藏着一个用红布包裹着的东西。我把它拿出来，一层层打开。

里面是三本存折，还有房产证。

这是我们这个家的全部家当。

我把存折拿到客厅，放在茶几上。秀琴听到声音，慢慢坐了起来。她看着那三本墨绿色的存折，眼神空洞。

一本是定期，二十万。还有三个月到期。如果现在取出来，利息就全没了。

一本是活期，两万多一点。是我们平时备用的钱。

还有一本，是我的工资卡，退休后会自动转成养老金卡。上面的余额，只有几百块。

二十二万。离三十万，还差八万。

“卫国，你刚才说……用退休金抵押去借钱？”秀琴的声音沙哑，“跟谁借？谁会借给我们？”

“老同事，老朋友，亲戚，一家家去问。”我坐在她对面，语气异常平静，“我把我的养老金核定表给他们看，我一个月将近七千块，一年就是八万多。我跟他们立字据，从下个月开始，每个月从养老金里还他们。总有人会信我的。”

这是我能想到的唯一办法。用我未来的收入，去赌一个现在。用我的信誉，去填补儿子的窟窿。

秀琴沉默了。她知道，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可……那是我们的救命钱啊。”过了很久，她才幽幽地说，“万一我们俩谁生个大病，怎么办？”

“顾不了那么多了。”我打断她，“现在是救周博的命。我们俩的身子骨还硬朗，省着点花，不会有事的。”

话说得决绝，可我的心在滴血。我仿佛看到，那刚刚还清晰可见的“享福”晚年，正在像沙画一样，被一只无形的手一点点抹去。去苏杭旅游的计划，老年大学的书法班，所有美好的憧憬，都化为了泡影。

我的退休生活，将从领到第一笔退休金开始，就背上沉重的债务。

“我不同意。”秀琴突然说，声音不大，但很坚定。

我抬起头，惊讶地看着她。

“周博犯的错，凭什么要我们拿命去填？”她眼睛红红的，但目光里没有了之前的脆弱，反而多了一丝决绝，“他是个成年人了！他借钱的时候，怎么不想想后果？他把我们骗得团团转的时候，怎么不想想我们？现在出事了，要我们拿养老的钱去救他？没这个道理！”

“他是我儿子！”我低吼道，“是我们的亲儿子！难道我们能眼睁睁看着他被人打断腿？”

“那也比我们俩老了没钱看病，躺在床上等死强！”秀琴也激动起来，“卫国，我们辛苦了一辈子，就攒下这么点钱。这不是我们一个人的钱，是我们两个人的！你不能一个人说了算！”

我们结婚四十年，从来没有这么激烈地争吵过。

客厅里的空气紧张得快要爆炸。我们俩对视着，谁也不肯让步。这是两种生存逻辑的碰撞。我是传统的中国父亲，觉得为儿子倾尽所有是天经地义。而秀琴，在巨大的危机面前，首先想到的是我们自己如何活下去。

我不知道谁对谁错。我只知道，时间不等人。

“明天一早，我就去银行取钱。”我站起身，不再看她，语气里带着不容置疑的强硬，“这事，就这么定了。”

说完，我走进了阳台，关上了玻璃门，把自己和她的争吵隔绝开。

阳台很小，堆着一些杂物。那盆君子兰在夜色中静静地立着，看不清颜色。我摸出一根烟，点上。这是我戒了三年的烟。

烟雾缭绕中，我的思绪回到了三十多年前。那时候周博刚出生，体弱多病，三天两头往医院跑。有一次半夜发高烧，惊厥了。我抱着他，秀琴在后面哭着，我们俩深更半夜跑了几里路才找到一家还在开门的诊所。那时候，我们俩身上加起来都不到五十块钱。我当时就发誓，这辈子一定要努力挣钱，再也不能让家人因为钱而受苦。

为了这个誓言，我在厂里最苦最累的岗位上干了三十八年。我考技师，当班长，把每一分工资都省下来，存起来。我以为，我做到了。我以为，我给这个家筑起了一道坚固的屏障。

可现在我才发现，这道屏障，在真正的风浪面前，是如此不堪一击。

一根烟抽完，我心里的烦躁和痛苦并没有减少分毫。我把烟头狠狠地摁在窗台上，转身回到客厅。

秀琴还坐在沙发上，背对着我，肩膀一抽一抽的。茶几上的三本存折，在昏暗的灯光下，显得格外沉重。

我走过去，没有说话，只是拿起那本二十万的定期存折，放进了我的口袋里。

这个动作，比任何语言都更有力量。

秀琴的哭声停了。她慢慢地回过头，看着我。她的眼神里，有愤怒，有失望，还有一丝我看不懂的悲凉。

“周卫国，”她一字一顿地说，“你会后悔的。”

我没有回答。我只是拿起外套，准备出门。

“你去哪？”

“去找人借钱。”

已经是深夜十一点了。这个时候去找人，本身就是一种低到尘埃里的姿态。但我顾不上了。

我第一个想到的人，是我的老班长，张建军。他比我早退两年，住在离我们不远的另一个小区。我们关系一直不错。他为人仗义，家里条件也还可以。如果他肯帮忙，或许能解决一大部分。

我走到门口，手放在门把手上，却迟迟没有拧开。

出去，就是把自己的尊严和脸面，放在地上任人踩踏。

不出去，儿子可能就真的没命了。

我闭上眼，深吸一口气。再睁开时，眼神里只剩下决绝。

就在我准备拉开门的一瞬间，我的手机响了。

是周博的号码。

第六章 夫妻夜话

我几乎是扑过去抓起手机的，手指因为紧张而有些不听使唤，划了好几次才接通。

“喂？周博？是你吗？你在哪儿？”我一连串地发问，声音都在发抖。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然后传来周博疲惫而沙哑的声音：“爸……是我。”

“你怎么样？他们有没有把你怎么样？”秀琴也冲了过来，把耳朵贴在手机上。

“我没事。”周博的声音很低，“我……我从他们那儿跑出来了。”

“跑出来了？”我和秀琴异口同声地问，满是不可思议。

“嗯。他们几个人晚上喝酒，看管松了。我趁他们不注意，翻窗户跑的。我现在在……在城北的一个电话亭给你打电话。”

我长长地松了一口气，紧绷的身体瞬间瘫软下来，几乎站立不稳。秀琴在一旁捂着嘴，眼泪无声地流了下来。

没事就好，人没事就好。

“你别动，在原地等我们！我们马上过去接你！”我急忙说。

“别！”周博立刻阻止了我，“爸，他们肯定在找我。你们别过来，不安全。我……我今晚先找个地方躲一躲。等天亮了，我再想办法。”

“那你现在身上有钱吗？吃饭住宿怎么办？”秀琴抢着问。

“我……我身上没钱。手机和钱包都被他们拿走了。”

“那你怎么行！”我急了，“你听着，你找个安全的地方待着，比如24小时营业的麦当劳或者肯德基。我给你想办法送点钱过去。”

电话那头又是一阵沉默。过了很久，周博才用一种近乎于蚊蚋的声音说：“爸，对不起。”

这三个字，像一把锥子，狠狠地扎进了我的心里。所有的愤怒、担忧、焦虑，在这一刻都化为了一种深沉的悲哀。

“先别说这个。”我压下心头的酸楚，“先保证自己的安全。你把那个电话亭附近的标志性建筑告诉我，我让你妈给你送点钱和衣服过去。”

让秀琴去，比我这个老头子目标小一些。

周博报了一个地址，是城北一个很偏僻的城乡结合部。

挂了电话，我和秀琴对视了一眼，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劫后余生的惊悸。

“我去。”秀琴擦干眼泪，立刻站起身，“我给他带点吃的，再拿件厚衣服。”

“钱呢？”我问。

秀琴看了看茶几上的活期存折，又看了看我口袋里那本定期的，咬了咬牙：“先从活期里取。家里的现金还有一千多，我先带上。明天再去银行取。”

我点点头。现在不是计较这些的时候。

秀琴很快收拾好一个包，装了面包、牛奶、一件旧棉衣，还有家里所有的现金。她穿上外套，临出门前，回头看了我一眼：“你在家等我。别乱跑，也别再想着去找人借钱了。”

她的语气缓和了下来，但眼神依然复杂。

我明白她的意思。人既然已经安全，那三十万的债务，就成了我们和周博之间的问题，而不是和那些放贷者之间你死我活的交易了。事情的性质变了。

门“咔嗒”一声关上，屋子里又只剩下我一个人。

我走到沙发边，无力地坐下。茶几上的三本存折，像三块沉重的墓碑，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周博跑出来了，这只是暂时的脱险。那个三十万的窟窿，依然真实地存在着。

我拿出那本二十万的定期存折，摩挲着它光滑的封面。这笔钱，是我和秀琴大半辈子的心血。每一分，都是我用汗水，用无数个在高温车间里不眠不休的夜晚换来的。

秀琴说得对，周博犯的错，凭什么要我们拿命去填？

可是，他是我儿子啊。

我脑子里乱糟糟的，两种念头在激烈地交战。理智告诉我，应该让周博自己去承担后果，哪怕是去坐牢，也比拖垮我们整个家要好。但情感上，我无法做到如此冷酷。那是我唯一的儿子。

我起身，给自己倒了一杯凉水，一口气喝完。冰冷的液体顺着食道滑下，让我的头脑稍微清醒了一点。

我开始复盘整件事。

周博的公司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会欠下高利贷？他中午回来吃饭的时候，那种欲言又止的模样，是不是就想跟我们坦白，但最终还是没有说出口？

我想起席间，我意气风发地谈论着我的退休金，谈论着我的晚年计划。我的那些话，在当时的他听来，会是怎样的感受？是羡慕，还是绝望？

或许，我的骄傲和自满，成了压垮他坦白的最后一根稻草。他看到了我对他晚年“享福”的强烈期待，所以他更不敢告诉我，他已经把自己的生活搞得一团糟，甚至可能需要我这个刚刚退休的父亲来拯救。

想到这里，一阵深深的自责攫住了我。我这个父亲，当得太不合格了。我只关心他飞得高不高，却从没问过他飞得累不累。

我坐回沙发，把那本定期存折重新用红布包好，放回了抽屉里。然后，我拿起了那本活期存折。

两万三千七百块。

这是我们目前能动用的所有钱。

我看着这个数字，心里做出了一个决定。

一个多小时后，秀琴回来了。她脸色疲惫，眼圈更红了。

“见到他了？”我迎上去。

她点点头。“在一个小旅馆里安顿下来了。我让他明天一早就去买个新手机，办个新卡，然后马上离开这儿，回老家躲一阵子。”

“老家？”我愣了一下。我们的老家在几百公里外的一个小县城，还有几个远房亲戚。

“对。那些人肯定会在市里到处找他。回老家最安全。”秀琴脱下外套，声音里透着一股不容置疑的果断，“我已经跟他说了，让他回去好好反省。至于那笔债……”

她停顿了一下，看着我，似乎在等我表态。

夜很深了。窗外万籁俱寂。我和秀琴在昏暗的灯光下对峙着，像两个在悬崖边上对弈的棋手。

“钱，我们不能全替他还。”我终于开口，声音有些干涩，“但他毕竟是我们儿子，我们也不能完全不管。”

秀琴没有说话，只是看着我。

“明天，我们去银行，把活期的两万块取出来。”我看着她的眼睛，一字一顿地说，“这笔钱，给他，让他先还掉一部分，或者用来跑路、生活。剩下的二十八万，让他自己想办法。或者去自首，或者去打工慢慢还。这是他必须自己去面对的。”

这是我能做出的最大让步。既保全了我们养老的根本，也尽到了做父母的一点心意。

秀琴的眼睛里闪过一丝惊讶。她可能以为我会坚持要倾家荡产去救儿子。

她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她不会同意。

“好。”终于，她点了点头，像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就这么办。但是，卫国，我有言在先。这二十万的定期，是我们的底线。以后无论发生什么事，这笔钱，一分都不能动。”

“我答应你。”我郑重地承诺。

那一晚，我和秀琴躺在床上，谁也没有睡着。我们没有再说话，但我们都知道，这个家，已经回不到过去了。

那张养老金核定表，还躺在我的外套口袋里。6857.32元。这个曾经让我引以为傲的数字，此刻看来，是那么的微不足道。

在真正的生活危机面前，它连一个零头都填不上。

我忽然觉得很可笑。我才六十岁，前半生为生存奔波，后半生，似乎又要为债务所困。所谓的“人上人”晚年，不过是我一厢情愿的幻梦。

第七章 借钱无门

第二天，十月十一日，星期三。

天还没亮，我就醒了。身边的秀琴也翻了个身，显然也是一夜没睡好。我们俩谁也没说话，默契地起了床。

简单的洗漱过后，我们坐在餐桌旁，吃着昨晚剩下的饭菜。饭菜是凉的，如同我们此刻的心情。

“银行九点开门。”我说。

“嗯。”秀琴应了一声，低头扒拉着碗里的米饭。

上午九点整，我和秀琴准时出现在了离家最近的工商银行门口。银行的卷帘门刚刚升起，我们是第一批进去的客户。

取钱的过程很顺利。当柜员把两沓用纸带捆好的钞票从窗口递出来时，我感觉那不是钱，而是两块滚烫的烙铁。

两万块。这是我们这个家，在不动用养老根本的前提下，所能拿出的极限。

从银行出来，阳光灿烂，刺得人眼睛发痛。我把装钱的布袋子塞进怀里，贴身放好。秀琴跟在我身边，一言不发。

我们没有直接回家，而是按照昨晚的计划，开始分头行动。我去想办法凑剩下的八万，而秀琴，则负责联系周博，把这两万块钱先给他送过去。

“你……真要去借？”分别时，秀琴拉住我，迟疑地问。

“去试试。”我说，“不试怎么知道不行？你放心，我心里有数。”

其实我心里一点数都没有。我只是抱着一丝侥G幸。也许，我这三十八年的老实本分，能换来一点信任。

我们约好，下午四点在家里汇合。

我目送着秀琴上了去往城北的公交车，然后转身，走向了另一个方向。

我的第一个目标，是老班长张建军。

张建军家住在一个新建的商品房小区，环境比我们的工人新村好得多。我站在他家楼下，犹豫了很久。仰头看着那干净明亮的窗户，我忽然感到一阵自卑。

我整理了一下衣领，深吸一口气，按响了门铃。

开门的是张建军。他看到我，愣了一下，随即热情地笑起来：“哎哟，卫国！稀客啊！怎么想到上我这儿来了？快进来！”

我跟着他走进屋。他家装修得很敞亮，一百二十多平的房子，比我家大了一半。一个看上去很精干的阿姨正在拖地，应该是他家请的保姆。

“坐，坐。”张建军把我让到沙发上，给我泡了杯龙井，“你这可是我退休后，第一个上门来看我的老同事啊。”

我端着茶杯，手心冒汗。茶是好茶，但我却品不出任何滋味。

我们寒暄了几句，聊了聊厂里的近况，聊了聊各自的退休生活。我几次想开口，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你今天来，不光是看我这么简单吧？”张建军是什么人，一眼就看出了我的局促不安，“有事就直说，跟我还客气什么？”

我放下茶杯，搓了搓手，终于下定了决心。我把周博的事情，掐头去尾，大致说了一遍。我没敢说高利贷，只说是生意周转不开，欠了朋友一笔钱，急着要还。

“……家里能凑的都凑了，还差八万块。建军，我知道这事让你为难，但我是实在没办法了才来找你的。”我从口袋里掏出那张养老金核定表，递到他面前，“这是我的退休金，一个月六千八。我给你写借条，从下个月开始，我每个月还你四千，不，五千！一年半，肯定能还清。”

我像一个推销员，急切地展示着我唯一的“产品”——我的信用。

张建军拿起那张表，看了一眼，脸上露出惊讶的表情：“嚯，可以啊老周，比我高一千多。”

我心里燃起一丝希望。

他把表放下，沉默了。他点了根烟，慢慢地抽着，眉头紧锁。客厅里很安静，只有墙上挂钟的滴答声。

每一秒，对我来说都是煎熬。

“卫国啊，”他终于开口，语气沉重，“不是哥不帮你。八万块，说多不多，说少也不少。要是搁前两年，我眼睛不眨一下就借你了。”

他叹了口气，继续说：“可现在……不行了啊。我儿子去年结婚，买房掏空了家底。我那点退休金，还得帮着他们还房贷。我手里现在真没活钱。我老婆那儿，你也知道，她管得严，每一笔钱都有用处。我实在张不开这个嘴。”

我的心一点点沉下去。

“我理解，我理解。”我强笑着说，感觉脸上的肌肉都僵硬了。

“这样，”张建军似乎也觉得有些过意不去，“我帮你问问别人。我认识几个做生意的朋友，看看他们能不能帮你周转一下。你等我消息。”

我还能说什么呢？我只能点头，说“谢谢”。

从张建军家出来，已经是中午。太阳当头照着，我却感觉不到一丝暖意。

我没有回家，在大街上漫无目的地走着。我不想让秀琴看到我这副失魂落魄的样子。

下午，我又硬着头皮去了两个地方。一个是我以前带过的徒弟，现在自己开了个小加工厂，据说生意不错。另一个是秀琴的表弟，开了一家烟酒超市。

结果都是一样的。

徒弟说，厂里最近刚进了一批新设备，资金全压上去了，实在是抽不出钱。

秀琴的表弟更直接，哭着穷，说现在生意难做，一个月下来挣不了几个钱，还要养活一家老小。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难处。每个人都客客气气地把我送出门，说着“抱歉”、“没办法”。

我没有怪他们。我知道，在这个年头，肯借钱给你的人，是恩人。不借，是本分。

只是，当希望一次次破灭，那种无力和羞辱感，像潮水一样将我淹没。我这辈子，没这么低三下四地求过人。为了这八万块钱，我把我六十年的脸面，都丢尽了。

下午三点半，我坐在公园的长椅上，看着不远处嬉戏打闹的孩子，心里一片茫然。

口袋里的手机震动了一下。我拿出来一看，是张建军发来的短信。

“卫国，问了一圈，没戏。现在大家手头都紧。真对不住了。”

看着这条短信，我最后的一丝幻想也破灭了。

我靠在长椅上，仰头看着灰蒙蒙的天空。我忽然想起了昨天，我还站在这座城市里，踌躇满志地计算着我那六千八的退休金能让我过上多么体面的生活。

仅仅一天时间，我就从自以为的“人上人”，变成了一个连八万块都借不到的失败者。

我掏出那张被我捏得有些发皱的养老金核定表。那串数字，“6857.32”，在此时看来，是那么的苍白无力。它能保证我衣食无忧，却无法在我最需要的时候，变成一笔可以救急的巨款。它能给我带来邻居羡慕的目光，却换不来真金白银的帮助。

我忽然明白了。所谓的“人上人”，不是看你每个月能拿多少退休金。而是看在你落难的时候，有没有人肯为你雪中送炭。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连个普通人都不如。

我把那张纸条撕得粉碎，扔进了旁边的垃圾桶。

第八章 空了的家

下午四点，我准时回到了家。

一进门，就闻到一股淡淡的中药味。秀琴正坐在沙发上，面前的小桌上放着一个保温杯，热气袅袅。

“回来了？”她抬头看了我一眼，眼神里没有询问，只有疲惫。

我点点头，在她对面坐下。我们俩谁也没有先开口。沉默在狭小的客厅里蔓延，像浓得化不开的雾。

“钱送过去了。”最终，还是秀琴打破了沉默，“我让他写了张两万块的借条。”

“借条？”我愣了一下。

“对，借条。”秀琴的语气很平静，“亲兄弟，明算账。何况是这种事。我告诉他，这两万块，不是给他的，是借给他的。以后他有能力了，必须还。剩下的债，让他自己想办法。我们，管不了了。”

我看着秀琴，她的脸在昏暗的光线下显得格外坚毅。我认识她四十年，她一直是个温和、甚至有些软弱的女人。但在这件事上，她却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强硬。

我知道，她是怕了。怕我心软，怕这个家被彻底拖垮。

“他……怎么说？”我问。

“他哭了。”秀琴别过头，擦了擦眼角，“他跪下求我，说他知道错了。他说他会想办法，不会再连累我们。”

我的心揪了一下。我可以想象那个画面。我的儿子，跪在母亲面前，哭着忏悔。

“我没让他跪。我把他扶起来，跟他说，路是他自己选的，以后不管多难，都要自己走下去。”秀琴的声音有些哽咽，“我走的时候，没敢回头。”

我沉默了。我知道，秀琴做出这个决定，心里比我还痛。

“你呢？”她转过头，看着我，“借到了吗？”

我摇了摇头，自嘲地笑了笑：“没人肯借。”

这个结果，似乎在她的意料之中。她没有表现出任何惊讶，只是轻轻地叹了口气。

“不借也好。”她说，“省得我们后半辈子给人当牛做马。卫国，这事就到此为止吧。我们已经尽力了。”

到此为止。

这四个字，像一把锤子，敲碎了我心里最后一点不切实际的幻想。

是啊，该到此为止了。我们拿出了仅有的流动资金，我们低声下气地求了人。我们已经仁至义尽。剩下的路，只能让周博自己去走了。

“嗯。”我应了一声，感觉喉咙里像堵了一团棉花。

从那天起，我们家陷入了一种诡异的安静。

我和秀琴之间的话变得很少。我们不再讨论周博，不再讨论那笔巨额的债务，仿佛那一切都从未发生过。但我们都知道，那件事像一根毒刺，深深地扎在我们心里，时不时地就疼一下。

周博偶尔会用一个陌生的号码给我们打来电话，报个平安。他去了南方的某个城市，找了一份在工地上打零工的活。电话里，他的声音总是很疲惫，但听起来比之前踏实了一些。他说他会努力挣钱，一点点还债。

我们每次都只是叮嘱他注意身体，注意安全。然后就是长久的沉默。我们不知道该跟他说什么，或许，也不知道他想听我们说什么。

家里的气氛变了。

秀琴开始变得格外节俭。以前，她虽然也省，但隔三差五还会买点鱼虾改善伙食。现在，我们家的餐桌上，几乎天天都是青菜豆腐。买菜，她会为了几毛钱跟小贩争得面红耳赤。家里的灯，只要不是非开不可，她都会随手关掉。

我知道，她是缺乏安全感。那二十万的定期存款，成了她唯一的精神支柱。她要确保，在意外来临之前，这笔钱是绝对安全的。

而我，则彻底成了一个无所事事的退休老头。

去苏杭旅游的计划，自然是泡汤了。老年大学的书法班，我也没再去问过。我甚至连下楼去跟老李他们下棋聊天的兴致都没有了。

我怕见到他们。我怕他们问起我儿子的近况。我怕他们用同情的眼光看我。

那个曾经让我无比骄傲的六千八百块的退休金，现在成了我每个月必须面对的尴尬。十五号，钱准时到账。我会去银行，取出一千五百块现金交给秀琴作为家用。剩下的钱，就静静地躺在卡里。

我不敢花。

我总觉得，这些钱，不完全属于我。它们像是一种预备金，随时可能因为某个突发事件而被抽走。

我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家里，坐在阳台上，看着窗外发呆。

那盆君子兰，因为疏于照料，叶子开始有些发黄。我买的那个准备用来打发退休时光的船模套件，还静静地躺在墙角，落满了灰尘。我一次都没有动过它。

我没有心情。

我的退休生活，和我预想的完全不一样。没有享福，没有悠闲，只有一种日复一日的沉闷和压抑。家，不再是温暖的港湾，而成了一个空荡荡的、让人喘不过气的壳。

我和秀琴，就像住在这个壳里的两个租客，小心翼翼地维持着表面的和平，但彼此的心，却离得越来越远。

有一天下午，我在阳台浇花，楼下的老李又扯着嗓子喊我：“老周！下来杀一盘啊！”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下了楼。我不能一直这样把自己关在家里。

“你这阵子跑哪儿去了？玩失踪啊？”老李递给我一根烟，我摆摆手，说戒了。

“怎么看着没精打采的？不像你啊。”老李端详着我的脸，“退休金那么高，还有什么不开心的事？”

我勉强笑了笑：“没什么，就是前阵子有点感冒，精神不太好。”

“要我说，你就是闲的。”老李一拍大腿，“有钱有闲，就该出去走走，旅旅游。你看我，下个月就准备跟我老伴去趟北京，看看天安门。虽然我钱没你多，但人得想得开，该花就得花。”

听着他的话，我心里五味杂陈。曾几何时，我也是这么想的。

我们正聊着，老李的手机响了。他接起来，是他儿子打来的。

“喂，啊，行，我知道了。多少钱？五千？行，我下午转给你。你妈的医保卡在我这儿呢，别忘了拿。”

他挂了电话，跟我解释：“儿子手头紧，问我要点钱给他妈看病。哎，现在的年轻人，压力大啊。”

我看着他，他脸上没有丝毫的不快，反而是一种理所当然的坦然。

我忽然意识到，我和老李，其实并没有什么不同。我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为儿女操劳着。只是，他的烦恼，是五千块的医药费。而我的烦恼，是三十万的巨债。

我的六千八，在别人眼里是“人上人”的标志。但在我自己这里，它连一个父亲的责任都扛不起来。

那一刻，我突然觉得无比的悲凉。

第九章 妻子的病

日子就在这种沉闷的平静中一天天过去。转眼，冬天来了。

十一月下旬，这座城市迎来了第一场寒流。气温骤降，风刮在脸上像刀子一样。

秀琴的咳嗽，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起初，只是偶尔几声干咳。我们都没当回事，以为是天气干燥引起的。我让她多喝水，买了一些润喉糖。

但情况并没有好转。她的咳嗽越来越频繁，尤其是在夜里，常常咳得整宿睡不着。有时候，她会咳得喘不上气，满脸通红。

我开始着急了，劝她去医院看看。

“不用。”她总是摆摆手，“老毛病了，一到冬天就这样。去医院又得花不少钱，开一堆没用的药。我喝点梨水就好了。”

她嘴上说得轻松，但我知道，她是在心疼钱。自从周博出事后，“钱”这个字，就成了我们家最大的禁忌。

我拗不过她，只好每天给她熬冰糖雪梨水。但她的咳嗽却一天比一天严重，甚至开始咳出血丝来。

看到她吐在纸巾上的那点点鲜红，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

“不行！必须去医院！”我板起脸，用一种不容置疑的语气说，“马上就去！”

这一次，秀琴没有再拒绝。她看着那点血丝，眼神里也充满了恐惧。

第二天一早，我陪着秀琴去了市里最好的三甲医院。挂了专家号，排了半天的队，终于轮到我们。

医生是个五十多岁的女主任，看上去很干练。她听了秀琴的咳嗽声，又问了问病史，脸色变得严肃起来。

“咳了多久了？有没有发烧？体重有没有下降？”

秀琴一一回答。

医生听完，在病历本上写着什么，然后抬起头，对我说：“光听诊不行。得做个详细检查。先去拍个胸片。如果胸片有问题，马上做CT。”

“医生，严不严重啊？”我紧张地问。

“现在不好说。”医生推了推眼镜，“但长期咳嗽，还带血丝，必须引起重视。尤其是你们这个年纪，要排除一些不好的可能性。”

“不好的可能性”，这几个字像重锤一样砸在我的心上。我不敢再问下去。

我扶着秀琴，去缴费，去拍片。医院里人山人海，空气中弥漫着消毒水和疾病的味道。每一个人都行色匆匆，脸上写满了焦虑。

等待胸片结果的一个小时，是我人生中最漫长的时刻之一。秀琴坐在走廊的长椅上，低着头，一言不发。我能感觉到她身体的僵硬和颤抖。

我握住她的手，她的手冰凉，没有一丝温度。

“别怕。”我安慰她，也像在安慰我自己，“没事的，就是个气管炎。”

她没有回答，只是把头靠在了我的肩膀上。那一刻，我感觉到了她的脆弱和依赖。我们是夫妻，是彼此唯一的依靠。

一个小时后，结果出来了。我拿着片子和报告单，手抖得几乎拿不稳。

报告单上的字很专业，我看不懂。我只看到了结论那一栏写着：“右肺上叶可见一结节状高密度影，边界不清，建议CT增强扫描进一步明确诊断。”

“结节”、“高密度影”、“边界不清”，这些词汇，每一个都像针一样扎着我的眼睛。

我拿着报告单，去找医生。

医生看了片子，又看了看报告，眉头皱得更紧了。

“情况不太好。”她指着片子上的一个小白点，“这里，有个东西。性质不明。必须马上做CT，还要做一系列的血液检查，查肿瘤标志物。”

我的大脑“嗡”的一声，一片空白。

“医生，你……你的意思是……”我的声音都在发颤。

“我只是说有这种可能。”医生看出了我的恐惧，语气稍微缓和了一些，“你先别自己吓自己。很多肺结节都是良性的。但我们必须排除最坏的情况。你现在马上去办住院，把所有检查都做了。”

住院。

检查。

这些字眼，都指向一个可怕的方向。

我扶着墙，才勉强站稳。秀琴在我身后，也听到了医生的话。我回头看她，她脸色惨白，嘴唇哆嗦着，已经说不出话来。

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现在不是慌乱的时候。我是她的主心骨，我不能倒下。

“好，医生，我们都听您的。”我定了定神，问，“办住院、做检查，大概……大概需要多少钱？”

医生看了我一眼，说：“先交一万块押金吧。后续的费用，看具体做什么检查和治疗了。如果需要手术，那费用就高了。”

一万块。

这个数字，像一盆冷水，从头到脚把我浇了个透心凉。

我们的活期存折上，给周博转走两万后，只剩下三千多块。我的养老金卡里，这个月刚发的钱，去掉家用，也只剩下五千多。

加起来，不到九千。

连住院押金都不够。

我站在医生办公室门口，人来人往的走廊里，第一次感觉到了什么叫“一分钱难倒英雄汉”。

我那六千八的退休金，我那二十万的定期存款，在这一刻，都成了遥不可及的数字。

我看着身边脸色灰败的秀琴，心里充满了无尽的悔恨和自责。

如果，当初我没有把那两万块给周博……

如果，我们手里还留着那笔活钱……

可是，没有如果。

第十章 一分钱难倒英雄汉

我扶着秀琴在走廊的长椅上坐下，她的身体软得像一团棉花。

“卫国，我是不是……是不是得了那个病？”她抓住我的手，声音里带着哭腔。

“别胡说！”我呵斥她，但自己的声音也在发抖，“医生说了，只是可能！还没确诊呢！你别自己吓自己！”

我嘴上这么说，心里却乱成一锅粥。住院押金还差一千多，后续的检查费、治疗费更是个无底洞。钱从哪里来？

去把那二十万的定期取出来？

这个念头一闪而过，立刻被我否定了。那是我们最后的底线，是秀琴用“不惜一切”的态度保下来的。如果我现在提出动用这笔钱，对她的打击将是毁灭性的。在她最需要精神支持的时候，我不能再让她对未来感到绝望。

找人借？

张建军、徒弟、表弟……那些熟悉的脸在我脑海中一一闪过，最后都化为了一声无奈的叹息。上次借钱的经历还历历在生，我不想再经历一次那样的羞辱。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医院里嘈杂的声音仿佛离我很远。我看着身边脸色越来越差的秀琴，心急如焚。

我掏出手机，手指在通讯录上划来划去，却找不到一个可以拨出去的号码。

就在这时，我的目光停留在了一个名字上——“周博”。

这是他上次用新号码打来后我存下的。

给他打电话？让他想办法？

这个念头让我感到一阵羞耻。他自己还身负巨债，在外面打零工，自身难保。我怎么能再给他增加负担？我这个当父亲的，已经没能为他遮风挡雨，怎么还能反过来向他求助？

可是，除了他，我还能找谁？

我犹豫了很久，手指在拨号键上悬了又悬。

“你在干什么？”秀琴虚弱地问。

“没……没什么。”我慌忙收起手机。

“你想给周博打电话？”她却像看穿了我的心思。

我没有回答，算是默认了。

秀琴沉默了。她看着走廊尽头的窗户，眼神空洞。过了许久，她才轻轻地说：“别打了。他不容易。”

我心里一酸，眼眶发热。到了这个时候，她首先想到的，还是儿子。

“那怎么办？”我喃喃自语。

“回家吧。”秀琴说。

“回家？”我惊讶地看着她，“不住院了？不检查了？”

“不查了。”她摇摇头，脸上露出一丝凄凉的苦笑，“查出来又能怎么样？真要是那个病，我们有钱治吗？还不是一样等死。何必再花那个冤枉钱。回家，吃点好的，喝点好的，能活一天算一天。”

她的话，像刀子一样，一刀刀割在我的心上。

“不行！”我抓住她的肩膀，几乎是吼了出来，“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你等死！这个院，必须住！这个病，必须治！钱的事，我来想办法！”

我的激动引来了周围人的侧目。秀琴拉了拉我的衣角，低声说：“你小声点。”

我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我扶着她，一字一顿地说：“你在这儿等我。哪儿也别去。我一定能借到钱。”

说完，我转身就走，不给她任何反驳的机会。

我冲出住院部大楼，站在寒风里，大口大口地喘着气。冷空气灌进肺里，让我稍微清醒了一些。

我能去哪儿借钱？

我像一头困兽，在医院的花园里来回踱步。我把所有可能的关系都想了一遍，最后，还是回到了那个让我羞耻的原点。

我必须给周博打电话。

这不是求助，这是通知。作为儿子，他有权知道母亲的病情。至于钱，哪怕只是几百块，也能解我们的燃眉之急。

我走到一个僻静的角落，拨通了周博的电话。

电话响了很久才被接起，那头传来嘈杂的机器轰鸣声。

“喂？爸？”周博的声音很大，像是在喊。

“周博，你现在说话方便吗？”

“方便！我在工地上！爸，怎么了？家里出事了？”他的声音立刻紧张起来。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决定告诉他实情。在这种时候，任何隐瞒都是不负责任的。

“你妈……病了。在医院。医生怀疑是……肺癌。”我艰难地吐出最后两个字。

电话那头瞬间安静了下来，连机器的轰鸣声都仿佛消失了。

“……在哪个医院？”过了足足有半分钟，周博的声音才再次响起，嘶哑得不成样子。

我告诉了他医院的名字和科室。

“爸，你等我。”他说，“我……我马上想办法。”

“你别乱来！”我急忙说，“你照顾好自己就行。我打电话给你，只是想让你知道。钱的事……”

我的话还没说完，周博就打断了我：“爸，你别管了。照顾好我妈。我一定想到办法。”

说完，他就挂了电话。

我握着手机，愣在原地，心里五味杂陈。我不知道自己这个电话打得是对是错。

我回到走廊，秀琴还坐在原来的位置。她看到我，眼神里闪过一丝希冀，但很快又黯淡下去。

“借到了？”她问。

我摇摇头。“我给周博打电话了。”

秀琴的身体震了一下，她看着我，嘴唇动了动，最终什么也没说，只是把头埋得更低了。

我们俩就这么坐着，相对无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每一秒都是煎熬。

大约过了二十分钟，我的手机“叮”地响了一声，是一条短信。

我打开一看，是银行发来的到账通知。

“【工商银行】您尾号XXXX的储蓄卡账户11月28日14时23分收入人民币20000.00元，活期余额28345.17元。【周博】”

两万块。

短信的末尾，还附着汇款人的名字：周博。

我举着手机，反复看着那串数字，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他从哪里弄来的这两万块？

我立刻回拨过去，电话却无法接通。

我看着短信，又看了看身边虚弱的秀琴，眼泪再也忍不住，夺眶而出。

我这个没用的父亲，到头来，还是要靠我那自身难保的儿子来救急。

我擦干眼泪，站起身，拉起秀琴。

“走，我们去办住院。”我的声音因为激动而有些颤抖，但充满了力量，“钱，有了。”

第十一章 新的数字

有了周博汇来的两万块钱，一切都变得顺利起来。

我们很快办好了住院手续，秀琴住进了一个三人间的病房。虽然环境有些嘈杂，但总算安顿了下来。

紧接着，就是一系列密集的检查。CT增强扫描、血液肿瘤标志物、支气管镜……每一项检查，都像是一次审判，让我们在希望和绝望之间反复煎熬。

等待结果的日子里，我每天都守在医院。给秀琴打水、喂饭、陪她聊天。我们俩的话，又渐渐多了起来。我们不再刻意回避什么，只是像普通的老夫老妻一样，聊着家常，说着闲话。

周博每天都会打来电话，询问秀琴的情况。我问他那两万块钱是哪儿来的，他支支吾吾，只说是跟工友凑的，让我别担心。我虽然不全信，但也没有再追问。我知道，他长大了，有自己的办法，也有自己的担当。

三天后，所有的检查结果都出来了。

那天下午，主治医生把我叫到了办公室。我走进去的时候，心跳得像要从喉咙里蹦出来。

医生让我坐下，把一沓报告单推到我面前。

“老周，别紧张。”她的语气比之前轻松了不少，“结果出来了。不是我们担心的那个最坏的情况。”

我感觉全身的血液在这一瞬间才重新开始流动。

“那……那是什么病？”我颤声问。

“是‘机化性肺炎’。”医生指着CT片子解释道，“简单说，就是肺部的一种非感染性炎症。那个结节，是炎症机化形成的，不是肿瘤。你看看这个肿瘤标志物的报告，所有指标都在正常范围。”

我拿起那张报告单，看着上面密密麻麻的数字和箭头，虽然看不懂，但“正常范围”四个字，让我悬着的心彻底放了下来。

“那……这个病严重吗？好治吗？”

“不算小病，但也不是绝症。”医生说，“需要用激素治疗一段时间，控制住炎症。后续可能需要长期服药，定期复查。总的来说，预后还是不错的，不影响正常生活。”

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感觉自己像是从水里被捞出来一样，浑身都湿透了。

我走出医生办公室，一路小跑回到病房。秀琴正靠在床头，看到我进来，紧张地看着我。

“怎么样？”

我走到她床边，握住她的手，笑着说：“没事了。医生说了，就是个肺炎，不是癌。用点药就好了。”

秀琴愣愣地看着我，似乎不敢相信。过了一会儿，她的眼泪“唰”地一下就流了下来。但这一次，是喜悦的泪水。

她捂着脸，泣不成声。我也忍不住，别过头去，擦了擦眼睛。

这场虚惊，像一场风暴，把我们这个家搅得天翻地覆。但风暴过后，一切都显得那么珍贵。

秀琴在医院住了一个星期，病情稳定后，就出院回家休养了。

出院结算的时候，总共花了一万三千多。周博汇来的钱，还剩下六千多。

回家的那天，阳光很好。我推着轮椅上的秀琴，慢慢地走在医院的林荫道上。冬日的阳光透过稀疏的树叶洒下来，暖洋洋的。

“卫国，”秀琴轻声说，“我们把那二十万的定期，取出来吧。”

我停下脚步，惊讶地看着她。

“取出来干什么？”

“取出来，先把欠周博的钱还了。剩下的，存成活期。以后看病吃药，也方便。”她说，“这次我算是想明白了。钱是死的，人是活的。把钱死死地攥在手里，真到了用的时候，拿不出来，那跟纸有什么区别？”

我看着她，她的脸色虽然还有些苍白，但眼神却异常明亮。

“好。”我点点头，笑了。

我知道，我们俩，都从这场危机中学到了一些东西。

第二天，我去了银行，把那张二十万的定期存折，销了户。二十万零八千多的本息，全部转到了活期卡上。

看着手机银行里那一长串的数字，我心里没有了之前的激动和骄傲，只有一种踏实和安宁。

我第一时间给周博的卡上转去了两万块钱。然后给他发了条短信：“钱已还。照顾好自己。家里一切都好，勿念。”

他很快回了电话。

“爸，你们怎么……”

“你别管。”我打断他，“这是我们欠你的。你听着，你欠别人的钱，要自己努力去还。但你欠家里的钱，家里不要你还。我们只希望你平平安安的。”

电话那头，我听到了他压抑的抽泣声。

从那天起，我们家的生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秀琴需要长期服用一种叫“泼尼松”的激素药。这种药不贵，但需要严格按照医嘱，定期减量，并且要配合一些保护胃黏膜和补钙的药物。

每个月，光是给她买药，就要花掉近五百块钱。

这个“五百”，成了一个新的数字，烙印在了我们的生活里。它不像“六千八”那样，代表着骄傲和体面。它代表着责任，代表着健康，代表着我们必须共同面对的现实。

我的退休金，每个月到账后，第一件事就是划出五百块，作为秀琴的医药费。剩下的钱，再用来支付家庭的各项开销。

日子过得比以前更紧巴了。我们几乎没有任何娱乐消费，也很少添置新东西。但家里的气氛，却比以前好了太多。

我和秀琴的话多了，笑容也多了。我们会在晚饭后一起散步，会讨论哪家药店的钙片更便宜。我们会一起坐在阳台上，给那盆重新焕发生机的君子兰浇水。

那个被我遗忘在角落的船模，也被我重新翻了出来。我每天都会花上一两个小时，戴上老花镜，用镊子和胶水，一点点地把它拼凑起来。

那是一艘仿古的福船，结构复杂。我做得不快，但很专注。每当完成一小部分，我都会有种踏实的成就感。

我渐渐明白，真正的“享福”，不是拥有多少钱，也不是过上多么奢华的生活。而是家人平安，彼此陪伴，能够从容地面对生活中的每一个难题，哪怕那个难题，只是如何把一个微小的零件，安装到它应该在的位置上。

第十二章 江边无话

二零二四年的春天，来得似乎比往年要早一些。

春节过后，天气就迅速回暖。小区花园里的迎春花，在二月底就开出了一片灿烂的金黄。

我和秀琴的生活，也像这初春的天气一样，平静而安稳。

她的病，在激素的控制下，恢复得很好。咳嗽基本已经停止，只是偶尔会感到乏力。医生说，再过两个月，就可以把激素完全停掉，转为长期观察了。

周博的电话，也从最开始的每天一个，变成了一周一个。他在南方的工地上干得不错，因为肯吃苦，脑子也活，被一个小包工头看上，带在身边当助手。虽然还是很辛苦，但收入稳定了不少。他说，他正在努力攒钱，争取年底前把那三十万的债务还清。

我们之间的通话，不再像以前那样沉重。他会跟我们讲工地上发生的趣事，会问我们家里的君子兰开花了没有。我们也会跟他分享一些生活的琐碎，比如今天菜市场的菜价，比如楼下老李又跟他老伴吵架了。

那笔曾经压得我们喘不过气的债务，似乎已经不再是横亘在我们之间的高墙，而变成了一个他必须去完成的人生课题。我们是他的后盾，但不是他的拐杖。

四月的一个周末，天气晴好。我提议，去江边走走。

秀琴欣然同意。

我们坐上17路公交车，慢慢悠悠地晃到了江边公园。正是放风筝的季节，公园里人很多，天空中飘着各式各样的风筝，有蜈蚣，有老鹰，还有孩子们喜欢的卡通人物。

我们沿着江边的步道，慢慢地走着。江风拂面，带着一丝水汽的清新。江面上，有货轮缓缓驶过，拉响悠长的汽笛。

“还记得吗？我们刚结婚那会儿，也来这儿放过风筝。”秀琴笑着说。

“怎么不记得。”我也笑了，“你放线，我举着风筝跑。结果跑了半天，风筝也没飞起来，还把你绊了一跤。”

“你还好意思说。”秀琴白了我一眼，但眼角眉梢都是笑意。

我们俩就这么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过去的事，走走停停。走到一处长椅旁，我们坐了下来。

旁边不远处，有一家三口也在放风筝。小男孩举着风筝，年轻的父亲在后面喊着“跑！快跑！”，母亲则在一旁笑着，给他们拍照。

看着那一家人，我忽然想起了周博。想起了他小时候，我也曾这样带他来江边。

“在想周博？”秀琴似乎看穿了我的心思。

我点点头。“你说，他一个人在外面，会不会想家？”

“肯定会。”秀琴说，“但他是个男人了，有些路，必须自己走。”

我们沉默地看着江面。夕阳西下，给江水镀上了一层金色的光辉。

“卫国，”秀琴忽然开口，“你后悔吗？”

我愣了一下，知道她问的是什么。后悔为了周博，放弃了我们原本安逸富足的退休计划吗？后悔为了他，把我们的生活搅得一团糟吗？

我看着远处那艘渐渐消失在天际线的货轮，想了很久。

如果那件事没有发生，我现在会是什么样子？

也许，我和秀琴真的去了苏杭，在园林里拍了很多照片。也许，我的书法已经练得小有成就，可以在邻居面前露一手。也许，我每天都会和老李他们一起下棋、吹牛，炫耀我那令人羡慕的退休金。

我的生活会很平静，很体面，很符合一个“人上人”退休工人的标准。

但是，我也会错过一些东西。

我不会知道，在巨大的危机面前，秀琴的内心是如此坚韧。我不会知道，我的儿子，在犯下大错之后，也有着承担责任的勇气。我更不会知道，当一个家庭抛开所有的面子和算计，紧紧地拥抱在一起时，所能迸发出的力量。

我不会明白，那张存折上的数字，固然能给人带来安全感，但真正让我们度过难关的，不是那个数字本身，而是我们愿意为彼此付出和牺牲的决心。

“不后悔。”我转过头，看着秀琴，认真地说。

她笑了，眼眶有些湿润。她伸出手，握住了我的手。她的手很温暖，很有力。

我们没有再说话。就那么静静地坐着，看着江水东流，看着夕阳沉落。

回家后，我给那个未完成的船模，装上了最后一根桅杆。

那艘精致的福船，终于完整地呈现在我面前。它不大，静静地停泊在书桌的一角，却仿佛承载着千钧的重量。

我拿起手机，给它拍了一张照片，发给了周博。

我没有配任何文字。

几分钟后，周博回复了一张照片。

那是工地的黄昏，夕阳下，一个戴着安全帽的年轻背影，正站在脚手架上，眺望着远方的城市天际线。

照片下面，有一行字。

“爸，等我回来。我们一起，把船开向更远的海。”

我看着那行字，笑了。

我走到阳台，看着窗外华灯初上的城市。楼下的花园里，传来了邻居们的欢声笑语。

我忽然彻底明白了。

我六十岁那年，以为退休金超过一个数字，晚年就能衣食无忧，成为“人上人”。

但直到我经历了这一切，我才真正懂得，那个数字，从来都不存在于养老金的核定表上。

它不是六千八，也不是任何一个具体的金额。

真正的“人上人”，不是拥有多少财富，而是在风浪来临时，你的船上，还有愿意与你同舟共济的人。而让你晚年真正衣食无忧的，也不是那笔固定的退休金，而是家人的健康，是内心的安宁，是面对未来的勇气，和那份无论如何都割舍不掉的、名为“家”的牵挂。

这个道理，我花了六十多年，才刚刚开始懂得。

但幸好，还不算太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