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的入党介绍人究竟是谁？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消息传到西柏坡，中央要求所有干部重新填写党员履历表。深夜，工作人员捧着空白表格来到毛主席屋里，他抬头笑道：“介绍人？还是写无吧，当年我们就是几个人自发干起来的。”短短一句，再次勾起外界对那个问题的好奇——究竟是谁领毛主席跨进党的大门？

介绍人制度并非党诞生伊始就有。1921年七月，中共一大在上海开会时，全国党员不过50多人，彼此大都相识，入党靠相互认可，一纸证明远不如共同理想来得管用。到1922年之后，随着人数激增，才正式规定必须由两名正式党员介绍。换句话说，毛主席入党时，介绍人尚未成为硬杠杠，这也是他后来多次在表格上写“无”的直接原因。

追溯更早，1920年冬，长沙新民学会骨干秘密聚在黄兴南路的一间阁楼里，商量成立“共产主义小组”。毛主席、何叔衡、李达、李维汉等六人轮流发言，决定遵照马克思主义原则开展工人运动。这个组织对外十分低调，入会暗语只有一句“读书救国”。当晚，众人握手立誓，没有谁为谁签介绍信，大家心知肚明：彼此就是彼此的担保。

那么，毛主席受谁影响最大？公认有两位——李大钊和陈独秀。1918年至1919年，他在北大图书馆任助理员，与李大钊朝夕相见。李大钊赠书、讲座、座谈，把“阶级”“革命”“社会主义”这些新词塞进年轻人的脑海。据当时在场的罗章龙回忆，李大钊曾拍拍毛主席肩膀说：“你们湖南青年锐气十足，未来中国要靠你们。”这一句，胜过千言万语的劝入党。

1920年夏，毛主席赴沪筹款，又结识陈独秀。两人常在老渔阳里二楼小屋谈到午夜。陈独秀把刚出炉的《共产党》月刊递给对方：“湖南也该组建小组了，别落后。”毛主席回长沙后，立刻行动。陈独秀寄来的刊物、章程和若干宣传册，成为长沙小组最早的教材。由此可见，与其说陈、李二人是介绍人，不如说是精神引路人。

档案馆仍保存着一张珍贵的“八大代表登记表”，毛主席亲笔写明入党年月为1920年。比党的一大召开早整整一年。有人质疑：党未成立，入何门？要知道，上海、北京、长沙、武汉、旅日、旅法等地的小组在一大之前就已列队，只是“党”字尚未正式落地。毛主席把加入长沙小组的时间视作自己的党龄，既合逻辑，也合情感。

值得一提的是，毛主席后来成了许多将士的介绍人。1927年10月，在井冈山茨坪，红一师举行连队建党仪式。陈士榘等八名战士面向鲜红旗帜宣誓，主持人正是毛主席。仪式极其简朴：一盏煤油灯、一支步枪、一叠誓词，可在场所有人却说那晚星光最亮。几十年后，陈士榘重病弥留，妻子轻声问他：“这一生最敬重谁？”老人含笑答：“毛泽东。”可见，被毛主席“介绍”不仅是一纸手续，更是一份信念。

反观同时代一些人物，周佛海、陈公博早期也深受马克思主义吸引，后来却背离初衷，甚至投敌。对比之下，毛主席坚持理想的韧劲显得尤为宝贵。历史事实告诉世人，组织程序重要，真正支撑一个共产党人走到底的，还是对信仰的笃定。

总结这一段往事，可以得出清晰结论：毛主席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入党介绍人。他是在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启发下，自主建立长沙小组，从而完成角色转变；随后又以相同方式影响后来者。介绍人制度日后成为党员发展流程的硬性规定，但对于那个烽火年代的先行者而言，理想与行动就是最好的介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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