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1月24日二十三时,华灯未歇的广州仍透着潮湿的海风。公安局长陈泊刚批完一沓案卷,门口响起急促喇叭,省公安厅人事处长站在车边,只说一句“去分局开个小会”,便把他带走。两个小时后,来自北京的工作组当场宣布逮捕决定,副局长陈坤同被铐走。消息一夜传遍羊城,许多办案骨干震惊得说不出话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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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泊何许人?外地干部对他的印象简单直接——能破案,敢亮剑。广州解放初期,每天百起持枪抢劫,市民晚上不敢点灯。“两周要让案件数字腰斩”,这是他进城时对叶剑英立下的军令状。果然,三支武装便衣队神出鬼没,全市抢劫案刷到两位数,英国《泰晤士报》都感叹“红色政权的治安速度惊人”。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让对手胆寒的局长,被扣上“中统后台、英国特务”两顶黑帽。翌日,公安部部长在分局大会上通报“重大敌情”,底下鸦雀无声。有人暗暗回味:前天还在讨论布置春节巡逻的人,难道真是敌探?时代的气流,往往让常识失语。
牢门合上,案件却迟迟结不下来。罪名从“潜伏特务”缩水成“用人不当”,再变成“丧失立场”。两年拉锯,1953年5月,北京军法处给出十年徒刑。陈泊苦笑,“破了那么多案,到头来破不了自己的案”。
事情还要从更早说起。1939年秋,他用七十天徒步翻山越岭抵达延安,康生李克农亲自接站。那时他叫“布鲁”,左手只剩半截,是在新加坡做炸弹时炸伤的。延安缺侦察骨干,他一到位就破获“汉中训练班”大案,毛泽东称他“延安福尔摩斯”。之后又识破假“田守光”刺蒋计划,将一群潜伏特务连根拔起。
抗战胜利后,他带队奔赴东北,三年平掉哈市与宾县暗线。1949年夏,他随陈正人南下江西,扫清南昌敌顽;同年秋,应叶剑英之召转战广州。一次次转岗,几乎都是重灾区。用现在的话说,他是“哪里危险去哪”。
可正因做事太硬朗,也结了不少梁子。旧警宪被清洗、黑帮被溃解,国外情报台被截获机要文件,若有人想“反咬一口”,线索俯拾皆是。资料显示,1950年底,港英情报机关就曾向国内暗线兜售“陈泊黑材料”。当时局势复杂,宁可信其有。
1951年之后,陈泊在狱中度过十个春秋。1961年刑满,被告知可去全国妇联找家属。妻子吕璜是在延安时期与他并肩工作的革命干部,先后在东北、江西、广州陪他转战。丈夫忽而回来,单位门口的值班员只说“她去山东出差,下周才能回”。陈泊扛着行李,先去红旗中学见到了读高中的儿子。父子抱成一团,沉默比眼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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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好运仅两天。突然闯进来的武装人员收走释放证,将他再次带走。理由很简单:案件复查。关押十年之后,仍摆脱不了疑云,这样的打击足够摧折任何意志。
时间来到1972年1月,全国妇联秘书长曾宪植看着憔悴的吕璜,拍拍她肩膀:“写吧,写透彻一点。”申诉材料落笔七千字,列出案情前后、破案功绩、海外历史,一字不落。2月初,她带着文件走进了西花厅。
那天,雪后初晴。邓颖超为她倒了一杯热茶,问:“材料我看了,为何如此严重?”吕璜强忍泪水,补充了案发当晚细节,语速压得很慢。邓颖超点头:“这个案子不简单,我要和周恩来同志反映。”一句话,让吕璜看到久违的亮光。
周恩来随后调阅公安部卷宗、多次电话沟通。遗憾的是,案件牵连面广,短期难转弯。就在调查僵持时,1972年2月22日,陈泊因肝病在看守病房离世,终年六十三岁。噩耗传到北京,吕璜瘫坐椅上,良久未语。
十年之后,形势拨云见日。1982年5月,公安部正式为“两陈案”彻底平反,在八宝山为陈泊、陈坤举办追悼会。叶剑英、彭真、陈正人等老领导送来花圈。追悼词写道:“一生成就,厚植公安基业;一案沉冤,警示后人慎用权力。”会场庄重,没有哀乐之外的多余声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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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归档时,有干部看到陈泊当年留下的一句自白:“若有罪,宁愿伏法;若无罪,终要雪白。”如今案卷封底盖着鲜红“已昭雪”三字,字迹厚重。历史的沉默被打破,可惜那位“延安福尔摩斯”已无法再听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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